十九、二十世纪所有大规模的文学潮骚全都与革命修辞有关。我们前面已经举出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及其支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例子。而拉美的“文学爆炸”和泛滥欧美两洲的后现代主义两大现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一
1959年1月8日古巴卡斯特罗武装夺权成功，推翻巴蒂斯塔，史称“古巴革命”。由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左派媒体对卡氏的长期舆论追捧，卡氏在西方有很多“粉丝”。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北美，到处都有人高呼“卡斯特罗万岁！”在纽约中央公园，有数万人听他演讲，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听他的。美国不愿意援助古巴，苏联愿意。再加上卡斯特罗的弟弟和切·格瓦拉都是共产主义者，古巴便顺理成章投身亲苏反美的阵营了。革命后的古巴对文化极其重视，专门设立“美洲之家”（Casade las Américas）机构及同名杂志，屡屡举办会议和文学奖，哈瓦那顿时成为文化革命的风云之地，而最热情投身支持古巴文学建设的四位美洲小说家是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秘鲁的略萨。他们日后成了“文学爆炸”的四大天王。有人认为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年）、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年）、科塔萨尔的《跳房子》（1963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年）乃“文学爆炸”的四部里程碑之作。马尔克斯早在1948年哥伦比亚一次游行中就与卡斯特罗见过面，1959年卡氏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应邀访问哈瓦那后开始参与筹建古巴官方通讯社拉丁社波哥大分社，还当上了古巴驻联合国的常驻记者。略萨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左派，但富恩特斯已是风度翩翩的高级知识分子、墨西哥的外交官，在国际范围上竭尽全力为革命的古巴摇旗呐喊。科塔萨尔在态度上算是比较游离的一个，1963年也赴古巴担任过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委。
（根据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说法，“文学爆炸”的第一时期只有一个人物，即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个风度翩翩满身名牌的墨西哥资产阶级外交官在 1962年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组织召开的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怒斥中庸友好的美国老教授，将卡彭铁尔拉上台，让其不要报告文学，而要报告古巴热火朝天的革命现状，并与巴勃罗·聂鲁达一起将该大会定调为反美亲古巴的团结动员大会。）
那个年代不止拉美的年轻文学家对古巴情有独钟，美国以及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深深迷恋上了大胡子和他的“亲密战友”格瓦拉。美国的一批左派教授们于 1960年成立了“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也是个中成员。有美国“文学良心”之称、自封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文学大师的小说家诺曼·梅勒则撰文欢呼：“菲德尔·卡斯特罗，我向整个纽约城宣布，你让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家孤独无助的人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英雄”，“你给世界上最优秀最热情的男女注入了生命，你向我们伸出援手，你向我们提供精神武器……你输给我们新鲜血液，用来和大众传媒作战，和警察以及秘密警察作战，和大公司作战，和教会作战。”一贯反美的萨特和波娃1960年应邀访问古巴，受到热烈欢迎，与卡斯特罗情同父子、经常夜半长谈。回法国后他出版了《萨特论古巴》，认为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情局策划的猪湾登陆失败后，古巴愈发吸引了世界左倾知识分子的同情。1967年古巴召开“拉美团结组织大会”，1968年召开“国际文化大会”，七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知识分子代表与会，德高望重的伯特兰·罗素两次发来亲古反美的贺电。
但是，上述这些人只能算“国际友人”，古巴更需要拉拢拉美知识分子。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胡安·鲁尔福、若热·亚马多、帕斯、何塞·多诺索等等一、二线的著名文学家都纷纷围绕在“美洲之家”四周，支持新古巴，拥护卡斯特罗，同时也拥护卡氏“革命就是艺术”的概念。而像卡彭铁尔、卡夫雷拉·因方特、莱萨马·利马这些古巴籍作家就更不用说了。
所谓的“文学爆炸”，一来固然是拉美左派文学集团支持卡斯特罗政权，大搞“文学革命”的成绩，二来也是西班牙出版商不择手段推波助澜的结果。西班牙在三十年代的内战后，佛朗哥得胜上台，随即遭到世界各国制裁，不但与欧美断绝文化联系，也丧失了拉丁美洲庞大的西班牙语读者群。为了打破困局，西班牙巴塞罗纳的Seix-Barral 出版社设立“小丛书奖”，专事发掘拉美作家，在西班牙包装宣传出版，在新大陆推广发行，试图以此摆脱出版业不景气状况。1962年巴尔加斯·略萨凭《城市与狗》第一个获奖，出版后发行量惊人，使业界为之鼓舞雀跃。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1964年再版科塔萨尔的小说，三年不到就卖掉了150万册。于是乎，法国和欧美国其他出版商立即跟风，翻译出版、改编电影，共同哄抬这批与古巴革命捆绑在一起的拉美小说家们的身价，使之爆炸性地扬名世界。可以说，是古巴使小说家们团结了起来，是小说家们使“古巴革命”更人性化，更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知识分子阶层的心，而商业炒作使远未成熟的拉美左派作家们暴得大名暴享红利。
好景不长，所谓的“文学爆炸”始于古巴，终于古巴。1969年，古巴诗人帕迪利亚（Heberto Padilla）出版政治讽刺诗集《退出游戏》（Fuerade juego），抨击卡斯特罗政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秘密拘捕，后来被迫公开发表悔过书。1971年，帕迪利亚和妻子CuzaMalé还是坐牢了。此事激起拉美知识分子和国际舆论的极度不满。譬如桑塔格和略萨等人就联合对卡氏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卡斯特罗绝不退让，甚至把科塔萨尔等坚持要求释放获罪诗人的拉美作家们驱逐出境。这就是著名的帕迪利亚事件。连萨特、利马这些名人也因此疏远了古巴政府。以1971年的帕迪利亚坐牢为标志，轰动十年的革命的 “文学爆炸”终于出人意料地、耻辱地结束了。聂鲁达就此跟阿斯图里亚斯说：“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当然，像《三只忧伤的老虎》的作者、古巴人因方特，则看透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革命”现状，早在1965年就借出使比利时之机，溜之大吉，流亡海外了。略萨后来从左派转化为右派了。只有马尔克斯由头到尾都是死硬派，虽万千人吾往矣，不顾舆论压力，不管获诺文前还是后，坚定不移地站在卡斯特罗身边不离不弃，以致于 2002年卡氏在哥伦比亚杂志上感慨地说，希望来世能当个像马尔克斯一样的作家。
二
贯穿拉美“文学爆炸”的核心理念是革命和反美，而北美和欧洲乃蔓延至世界的后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思潮完全蹈袭前者这两大特征。先不论“后现代”这个词是从哪年哪月谁发明使用的，正儿八经的后现代文学，是继承垮掉派文学而来的。我们知道，艾伦·金斯堡之流的垮掉诗人，师承三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左派潮流，是二战后新一代的反美瘾君子。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左派倾向由来久远，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近代最伟大的作家雨果年轻时属保皇右派，后来渐趋左倾，而法国知识分子集体左倾的标志事件是以左拉“我控诉！”为代表的德雷福斯案件。列宁1917年武装暴动成功，建立红色政权，让欧美左派们欣喜若狂，视同精神祖国，加之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诸君历来奉行输出革命政策，在各国政府高层安插长线“鼹鼠”，鼓动工运，打着文化旗号推销意识形态，老欧洲和新大陆之文化知识界渐由浅红而绯红而绛已成不争事实。战前二三十年代是苏俄文化西渐的一个高潮期，战后五六十年代又是一个高潮期。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艺术家和电影导演长期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好莱坞里左倾早就是传统了。国民党败退台湾，韩战烽烟再起，美国朝野地震，乃有麦卡锡议员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出，与胡佛联手，指控了大批国务院和军方的“共谍”（包括希斯和助理国务卿艾奇逊），文化界亦脱不了干系。好莱坞被稍稍清洗了一下，那个游吟民谣之父、反战摇滚乐的鼻祖PeteSeeger 和一众红色歌手也险成釜中鱼瓮中鳖。
后现代小说浪潮，如果以1961年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起点，那么比“文学爆炸”还要早一年。最令人瞩目的后现代小说里，反美和反战题材占了相当比重，如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等。后现代作家和理论家们，对全球革命态势万分关切，热情支持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每次社会革命：苏俄、中国、古巴、非洲、越南、柬埔寨……六十年代初，有苏联影子的黑人民权运动愈演愈烈，反越战示威风起云涌，挺进五角大楼的“夜幕大军”和标榜“爱与和平”胡士托音乐会造就了吸毒、乱交、反道德的嬉皮一代。1968年毛主义席卷巴黎，刮起“五月风暴”，那些愤怒的青春期喧骚的学生们，也隔洋与美国嬉皮们遥相呼应。所谓后现代主义，实即嬉皮士主义。嬉皮士的本质，无非是反美、反战、反权威、吸毒滥交、狂欢叛逆的综合体，近似西方社会因过度自由而罹患的癌瘤。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上至新左派之父”马尔库塞，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其实是一部悲观地鼓吹流氓无产者暴乱的白皮书，下至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德里达、杰姆逊等等，全是反美知识分子，以美国为霸权主义为殖民主义，旦旦伐之而后快。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是毛的崇拜者，1985年访华，第一件事就是拜谒主席的纪念堂，他认为六十年代乃“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解放时刻”，毛主义则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体系中最丰富的一种”。90年代，杰姆逊“反霸权主义”和“去殖民化”式后现代理论在吾国发展了恒河沙数的门徒信众。至于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迫不及待炮制了一个“七君子宣言”，号召“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美国霸权！”
且不管后现代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如何天花乱坠，落实到作品上，却是乏善足陈。冯内古特思维混乱，巴塞尔姆则幼稚不堪却故示艰深，罗伯特·库弗专擅哗众取宠，据说他在九十年代末开始搞起最没出息的网页超链接游戏——“超文本写作”，约翰·巴思的意识流回忆录体基本可以忽略，托马斯·品钦枯燥得味同嚼蜡……反观拉美的“文学爆炸”虽然也是一个炒作的大噱头，像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简直非典型地欺世盗名（《百年孤独》明明是一部文青水平的习作，《跳房子》之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偏偏鱼目混珠招摇于世，看来噱头固然是无敌的，诺文奖评委的甄别、鉴赏能力之低也是出人意料的），但毕竟出了略萨和萨瓦托两位真正的大作家，也不枉吾国的伪先锋们许多年以前就挖空心思仿写，直到许多年以后。
最后再说说巴塞罗纳那家搞“小丛书奖”Seix-Barral 的出版社，可别以为出过略萨的处女长篇小说，品位就高到月亮火星上去了。它最近出的是余华《兄弟》的西班牙文译本。
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报无关。
1959年1月8日古巴卡斯特罗武装夺权成功，推翻巴蒂斯塔，史称“古巴革命”。由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左派媒体对卡氏的长期舆论追捧，卡氏在西方有很多“粉丝”。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北美，到处都有人高呼“卡斯特罗万岁！”在纽约中央公园，有数万人听他演讲，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听他的。美国不愿意援助古巴，苏联愿意。再加上卡斯特罗的弟弟和切·格瓦拉都是共产主义者，古巴便顺理成章投身亲苏反美的阵营了。革命后的古巴对文化极其重视，专门设立“美洲之家”（Casade las Américas）机构及同名杂志，屡屡举办会议和文学奖，哈瓦那顿时成为文化革命的风云之地，而最热情投身支持古巴文学建设的四位美洲小说家是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秘鲁的略萨。他们日后成了“文学爆炸”的四大天王。有人认为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年）、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年）、科塔萨尔的《跳房子》（1963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年）乃“文学爆炸”的四部里程碑之作。马尔克斯早在1948年哥伦比亚一次游行中就与卡斯特罗见过面，1959年卡氏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应邀访问哈瓦那后开始参与筹建古巴官方通讯社拉丁社波哥大分社，还当上了古巴驻联合国的常驻记者。略萨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左派，但富恩特斯已是风度翩翩的高级知识分子、墨西哥的外交官，在国际范围上竭尽全力为革命的古巴摇旗呐喊。科塔萨尔在态度上算是比较游离的一个，1963年也赴古巴担任过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委。
（根据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说法，“文学爆炸”的第一时期只有一个人物，即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个风度翩翩满身名牌的墨西哥资产阶级外交官在 1962年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组织召开的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怒斥中庸友好的美国老教授，将卡彭铁尔拉上台，让其不要报告文学，而要报告古巴热火朝天的革命现状，并与巴勃罗·聂鲁达一起将该大会定调为反美亲古巴的团结动员大会。）
那个年代不止拉美的年轻文学家对古巴情有独钟，美国以及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深深迷恋上了大胡子和他的“亲密战友”格瓦拉。美国的一批左派教授们于 1960年成立了“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也是个中成员。有美国“文学良心”之称、自封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文学大师的小说家诺曼·梅勒则撰文欢呼：“菲德尔·卡斯特罗，我向整个纽约城宣布，你让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家孤独无助的人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英雄”，“你给世界上最优秀最热情的男女注入了生命，你向我们伸出援手，你向我们提供精神武器……你输给我们新鲜血液，用来和大众传媒作战，和警察以及秘密警察作战，和大公司作战，和教会作战。”一贯反美的萨特和波娃1960年应邀访问古巴，受到热烈欢迎，与卡斯特罗情同父子、经常夜半长谈。回法国后他出版了《萨特论古巴》，认为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情局策划的猪湾登陆失败后，古巴愈发吸引了世界左倾知识分子的同情。1967年古巴召开“拉美团结组织大会”，1968年召开“国际文化大会”，七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知识分子代表与会，德高望重的伯特兰·罗素两次发来亲古反美的贺电。
但是，上述这些人只能算“国际友人”，古巴更需要拉拢拉美知识分子。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胡安·鲁尔福、若热·亚马多、帕斯、何塞·多诺索等等一、二线的著名文学家都纷纷围绕在“美洲之家”四周，支持新古巴，拥护卡斯特罗，同时也拥护卡氏“革命就是艺术”的概念。而像卡彭铁尔、卡夫雷拉·因方特、莱萨马·利马这些古巴籍作家就更不用说了。
所谓的“文学爆炸”，一来固然是拉美左派文学集团支持卡斯特罗政权，大搞“文学革命”的成绩，二来也是西班牙出版商不择手段推波助澜的结果。西班牙在三十年代的内战后，佛朗哥得胜上台，随即遭到世界各国制裁，不但与欧美断绝文化联系，也丧失了拉丁美洲庞大的西班牙语读者群。为了打破困局，西班牙巴塞罗纳的Seix-Barral 出版社设立“小丛书奖”，专事发掘拉美作家，在西班牙包装宣传出版，在新大陆推广发行，试图以此摆脱出版业不景气状况。1962年巴尔加斯·略萨凭《城市与狗》第一个获奖，出版后发行量惊人，使业界为之鼓舞雀跃。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1964年再版科塔萨尔的小说，三年不到就卖掉了150万册。于是乎，法国和欧美国其他出版商立即跟风，翻译出版、改编电影，共同哄抬这批与古巴革命捆绑在一起的拉美小说家们的身价，使之爆炸性地扬名世界。可以说，是古巴使小说家们团结了起来，是小说家们使“古巴革命”更人性化，更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知识分子阶层的心，而商业炒作使远未成熟的拉美左派作家们暴得大名暴享红利。
好景不长，所谓的“文学爆炸”始于古巴，终于古巴。1969年，古巴诗人帕迪利亚（Heberto Padilla）出版政治讽刺诗集《退出游戏》（Fuerade juego），抨击卡斯特罗政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秘密拘捕，后来被迫公开发表悔过书。1971年，帕迪利亚和妻子CuzaMalé还是坐牢了。此事激起拉美知识分子和国际舆论的极度不满。譬如桑塔格和略萨等人就联合对卡氏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卡斯特罗绝不退让，甚至把科塔萨尔等坚持要求释放获罪诗人的拉美作家们驱逐出境。这就是著名的帕迪利亚事件。连萨特、利马这些名人也因此疏远了古巴政府。以1971年的帕迪利亚坐牢为标志，轰动十年的革命的 “文学爆炸”终于出人意料地、耻辱地结束了。聂鲁达就此跟阿斯图里亚斯说：“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当然，像《三只忧伤的老虎》的作者、古巴人因方特，则看透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革命”现状，早在1965年就借出使比利时之机，溜之大吉，流亡海外了。略萨后来从左派转化为右派了。只有马尔克斯由头到尾都是死硬派，虽万千人吾往矣，不顾舆论压力，不管获诺文前还是后，坚定不移地站在卡斯特罗身边不离不弃，以致于 2002年卡氏在哥伦比亚杂志上感慨地说，希望来世能当个像马尔克斯一样的作家。
二
贯穿拉美“文学爆炸”的核心理念是革命和反美，而北美和欧洲乃蔓延至世界的后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思潮完全蹈袭前者这两大特征。先不论“后现代”这个词是从哪年哪月谁发明使用的，正儿八经的后现代文学，是继承垮掉派文学而来的。我们知道，艾伦·金斯堡之流的垮掉诗人，师承三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左派潮流，是二战后新一代的反美瘾君子。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左派倾向由来久远，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近代最伟大的作家雨果年轻时属保皇右派，后来渐趋左倾，而法国知识分子集体左倾的标志事件是以左拉“我控诉！”为代表的德雷福斯案件。列宁1917年武装暴动成功，建立红色政权，让欧美左派们欣喜若狂，视同精神祖国，加之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诸君历来奉行输出革命政策，在各国政府高层安插长线“鼹鼠”，鼓动工运，打着文化旗号推销意识形态，老欧洲和新大陆之文化知识界渐由浅红而绯红而绛已成不争事实。战前二三十年代是苏俄文化西渐的一个高潮期，战后五六十年代又是一个高潮期。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艺术家和电影导演长期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好莱坞里左倾早就是传统了。国民党败退台湾，韩战烽烟再起，美国朝野地震，乃有麦卡锡议员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出，与胡佛联手，指控了大批国务院和军方的“共谍”（包括希斯和助理国务卿艾奇逊），文化界亦脱不了干系。好莱坞被稍稍清洗了一下，那个游吟民谣之父、反战摇滚乐的鼻祖PeteSeeger 和一众红色歌手也险成釜中鱼瓮中鳖。
后现代小说浪潮，如果以1961年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起点，那么比“文学爆炸”还要早一年。最令人瞩目的后现代小说里，反美和反战题材占了相当比重，如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等。后现代作家和理论家们，对全球革命态势万分关切，热情支持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每次社会革命：苏俄、中国、古巴、非洲、越南、柬埔寨……六十年代初，有苏联影子的黑人民权运动愈演愈烈，反越战示威风起云涌，挺进五角大楼的“夜幕大军”和标榜“爱与和平”胡士托音乐会造就了吸毒、乱交、反道德的嬉皮一代。1968年毛主义席卷巴黎，刮起“五月风暴”，那些愤怒的青春期喧骚的学生们，也隔洋与美国嬉皮们遥相呼应。所谓后现代主义，实即嬉皮士主义。嬉皮士的本质，无非是反美、反战、反权威、吸毒滥交、狂欢叛逆的综合体，近似西方社会因过度自由而罹患的癌瘤。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上至新左派之父”马尔库塞，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其实是一部悲观地鼓吹流氓无产者暴乱的白皮书，下至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德里达、杰姆逊等等，全是反美知识分子，以美国为霸权主义为殖民主义，旦旦伐之而后快。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是毛的崇拜者，1985年访华，第一件事就是拜谒主席的纪念堂，他认为六十年代乃“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解放时刻”，毛主义则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体系中最丰富的一种”。90年代，杰姆逊“反霸权主义”和“去殖民化”式后现代理论在吾国发展了恒河沙数的门徒信众。至于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迫不及待炮制了一个“七君子宣言”，号召“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美国霸权！”
且不管后现代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如何天花乱坠，落实到作品上，却是乏善足陈。冯内古特思维混乱，巴塞尔姆则幼稚不堪却故示艰深，罗伯特·库弗专擅哗众取宠，据说他在九十年代末开始搞起最没出息的网页超链接游戏——“超文本写作”，约翰·巴思的意识流回忆录体基本可以忽略，托马斯·品钦枯燥得味同嚼蜡……反观拉美的“文学爆炸”虽然也是一个炒作的大噱头，像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简直非典型地欺世盗名（《百年孤独》明明是一部文青水平的习作，《跳房子》之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偏偏鱼目混珠招摇于世，看来噱头固然是无敌的，诺文奖评委的甄别、鉴赏能力之低也是出人意料的），但毕竟出了略萨和萨瓦托两位真正的大作家，也不枉吾国的伪先锋们许多年以前就挖空心思仿写，直到许多年以后。
最后再说说巴塞罗纳那家搞“小丛书奖”Seix-Barral 的出版社，可别以为出过略萨的处女长篇小说，品位就高到月亮火星上去了。它最近出的是余华《兄弟》的西班牙文译本。
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报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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