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市自治——从乡野小村到城镇的跨越
这一决策的实施，导致了石家庄交通地位的变化，也成为新城市崛起的先导因素。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使石家庄村东一举成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处。在当时公路交通十分落后的背景），铁路交通在物资集散、商品流通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石家庄铁路交通地位的迅速提高，诱发了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全面兴起，使石家庄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25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1．8平方公里，开始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县城。正定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从当时民国政府的文件可以看出，“市”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十分混乱，与小城镇、市镇有许多类似之处，根本不是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所以，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辛集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审批程序，开创了中国市级建制的先河。而此前直隶省实施“市自治制”的11个所谓的“市”，显然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所以一律取消。虽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到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大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将京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日伪时期的石门市，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正定城，而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活动在正定、获鹿等周围各县，不断地对石门日伪政权进行打击，所以，石门市只是一个侵略者控制下的军事重镇，在行政，区域管理、经济辐射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还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属性。1947年l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同年12月26 日，石门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同时，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管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从此，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在经济辐射、文化影响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彻底取代了正定城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石家庄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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