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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酷夏的戈壁滩，一枚中国火箭准备发射升空。但是由于天气炎热，火箭推进剂温度升高，导致射程不够。既然射程不够，应该增加推进剂，很多人都在沿着这条思路苦思冥想。这时一位高个子年轻人站出来提出：“泄出600公斤燃烧剂，也许可以解决问题。”哪有动力越少，火箭飞得越高的道理？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后来，年轻人向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反映：箭体的重量直接影响到射程，泄出一些燃料，不就等于减轻了箭体的自重么？这样火箭不就可以飞得更远吗？钱学森认真听取了他的想法后，当即拍板：“我看这个办法行！”
不久，大漠中一声巨响，火箭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多年以后，这个具有大胆逆向思维的年轻人，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王永志。
能有机会近距离采访王永志，缘于他问鼎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个冬日的下午，在北京航天城的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王永志一出现，顿时春风拂面，他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备感亲切。王永志才思敏捷、生动风趣的谈吐一下子把人深深地吸引住，大家谈论的话题依然走不出“神五”，“神五”气冲云霄，一步登天。但是随着王永志的讲述，在他身后一条漫长的登天之路逐渐清晰起来，天梯的每一步都留下向上攀登的执著印迹。
少年就做强国梦
“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是上高中时下决心走国防建设之路。”1950年，朝鲜战役打响，王永志正读高中。美国战机经常盘旋在我国东北领空，空袭警报刺耳地鸣叫，学生无法上课，学校也准备搬迁，眼瞅着学习的美梦被打破，王永志义愤填膺。不久有件令他特别兴奋的事：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学校附近的机场，美国飞机一来，战斗机就升空迎战，以后美国飞机就再也不露面了。“那劲头儿，真解气。”年逾古稀的王永志回想起来，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那时王永志握紧拳头暗想：国防最要紧，有了先进的武器就没人胆敢侵犯。他找到班主任老师说要学飞机制造，班主任鼓励他考清华大学。1952年高中三年门门功课全优的王永志，如愿以偿敲开了清华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的大门。
火箭年成为火箭人
王永志是幸运的，在那个自我选择还是奢望的年代，他最初的选择，就一步踏上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正赶上我国派人留苏学习，成绩优异的王永志有幸被选上，1955年他到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飞机设计。
对于在这个航天大国学习的时光，王永志说最难忘的是1957年。不必翻看历史的日历，王永志记忆犹新，他一字一顿地说：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向世人展示了先进的洲际导弹，而同年的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
“1957年是火箭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王永志说。1957年是他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他正上大学三年级，恰好赶上苏联政府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学习火箭导弹设计，根据国家需要11月他正式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航天之路。
如饥似渴地在国外汲取知识的王永志，1961年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来到刚刚起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1964年他第一次参加发射的是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火箭的试射，于是出现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王永志初出茅庐，崭露头角。自此，他在多种火箭的研制中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逐渐成为技术骨干。
“神舟六号”发射前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王永志几乎夜夜不能成眠。他的同事说，整个航天飞行涉及的七个大系统，600多台设备，超过12万个电子元器件，“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了差错，最终都会归结到他头上。”
12月23日，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一间挂着“技术总负责人”标牌的办公室里，73岁的王永志淡淡地说，“我的职责是不放任何疑点上天。
自1992年9月21日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王永志便出任总设计师一职。13年来，工程总指挥已更换了4届，元老级的航天人物也几乎悉数退场，而他，依然行走在“刀尖”上。
在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之前，王永志就享有“常胜将军”的美誉。
他的同事分析王永志“屡战屡胜”的原因，是他在关键的时候能听进去别人的建议，然后综合各个方案所长。哪怕你是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如果你的方案他不同意，“他会当面锣对面鼓地去说服你，为什么这个方案不行，直到你认账”。
但是大方向性的问题，他决不轻易让步。
在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阶段，飞船究竟采用两舱方案还是三舱方案，一度僵持不下。担任论证组组长的王永志坚持采用后者，最后在航天专家任新民的支持下，三舱方案获得通过。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三舱方案使中国飞船可以与世界最先进的飞船并驾齐驱，一下子追赶了几十年的差距。而且，王永志还提出了让轨道舱留轨运行和利用轨道舱进行交会对接试验的开创性设想。
他的同事评价，在载人航天的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重大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王永志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支有前途的队伍
到“神六费俊龙聂海胜”发射成功，七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中已经涌现出6名年轻的领军人物：火箭系统总指挥刘宇，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张育林，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善广，着陆场系统总设计师侯鹰。
这6位领军人物，最年轻的仅42岁，年长的也不过45岁。
这一点让王永志羡慕不已：他们干到60岁，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可以做多少事情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实战机会。从研制“神舟一号”开始，他们拜师求艺，突破一个个难关，积累了一条适合载人航天的、行之有效的工程模式，中国航天人才的命脉也得以延续。
1990年代初，不仅航天系统的青年科技人员外流现象非常严重，又遇到老专家的退休高峰。1992年9月21日，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重新上马中断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受钱学森举荐，王永志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这一年，他已60岁。
“今天的七大系统，包括航天员系统、科学应用系统、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越来越完善，但是在当时，所有这些只是一张白纸。”王永志说。
1992年8月1日，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前夕，王永志在这张白纸上勾勒出“三步走”战略的草图，向中央军委汇报。这张草图第一次描绘了我国载人航天的前景，也是一份工程实施的“时间表”。
事实上，今天的每一次发射，都是依据这个“时间表”稳步推进：第一步是确保在1999年实现飞船首飞；第二步是在2007年左右突破飞船的空中交会对接技术；第三步是发射20吨级的空间站。
在以后的7年里，有3000多个单位参与这项计划，“定方案，搞设计，出产品，做地面实验，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没有双休日，也没有完整的春节，而且是埋头苦干，不登报纸，也不上电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直到1999年第一艘无人飞船发射，这个庞大的保密工程才浮出水面，举世震惊。
“更可贵的是，载人航天工程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支新的航天队伍，他们具有非常好的精神面貌，而且技术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很有后劲。”王永志说。
目光凝聚的瞬间
在“神六”发射前的一个月，王永志被告知，中央决定全程直播此次发射，所有技术准备工作必须细上加细，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个消息，让他和整个研制队伍倍感压力。和“神五”相比，“神六”的技术状态更为复杂。不仅两位航天员要飞行多天，而且航天员还要在太空多次穿越被称为“生命之门”的返回舱舱门。
“虽然我们准备很充分，发射前测试的各种数据也都满足设计要求，心里有把握，但还是担心出现万一。”
“神六”发射前一天，10月11日，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亲临发射现场，观看发射实况。总指挥陈炳德给王永志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担任温家宝总理的解说员。
10月12日的早晨，天风浩荡。离巴丹吉林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远的地方，河边的胡杨林正处于一年中最辉煌的时节，一场宏伟美丽的史诗正在上演，凌虚而上的，是真正的航天英雄。
在整个发射阶段，温总理几乎没有提问，王永志只是抽空给他讲解了飞行曲线上几个关键的节点。飞船入轨后，现场一片欢腾，温总理对在场的人说，“你们高兴，我比你们还要高兴，我一直担心来了影响你们的工作。”
就在温总理走出指挥大厅，接见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时，王永志在第一时间乘专机返回北京南苑机场。他要赶在飞船进入环绕地球飞行的第5圈，通过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启动决定性的变轨程序。然后，他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日夜坚守在指挥中心的监测屏幕前，一直到费俊龙和聂海胜两位航天员安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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