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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中国情结”，这是描述李开复时人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组。有一次，李开复在清华演讲，当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回中国工作时，他回答说：“我从小就一直牢记父母的教诲：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希望，当我年老体弱时，回首往事，我会很自豪，因为我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想起我时会说，李开复曾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这样，我就会觉得没有虚度这一生。”有位同事后来说：“开复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心里有这句话。”很多人不明白李开复为什么“不务正业”，对中国的教育投入那么多的关注，其实答案就在这里。是对自己民族深深的关切和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强烈自觉，让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不厌其烦地演讲、写文章，为学生答疑解惑。
很多人还说，李开复的“中国情结”来自于他的父亲，他是“背负父命前行的人”。的确，有一些影响是在你毫无知觉的时候就悄悄渗入了内心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曾经一度活跃在政坛，但因台湾的官场文化让他感到强烈的厌恶，后来他开始将精力转移到国际事务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的学者很少有人从事近代史的研究。但李天民出于学者的良知，认为台湾在近代史研究方面不应该留下空白，应该客观地看待历史，而不应在历史的研究中掺入太多政治的成分。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近代史的资料，并对共产党的多位重要人物进行过研究，60岁以后陆续出版了《刘少奇传》、《林彪传》、《周恩来传》等著作，有的还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出版。如今，他的几位******都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1993年，已是70多岁的李天民终于重返四川老家，从此，他在母亲坟前痛哭的场景深深地刻在了李开复心中。作为父亲53岁才得来的老来子，李开复与父亲的感情并不亲密，那是他见过父亲的唯一一次流泪。父亲的泪，让他对曾经模糊的故乡产生了奇妙的情感。
父亲把一直悬挂在自己书房中的钱穆先生题写的“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的条幅留给了李开复。这些年来，这幅字陪着他往返于中美之间，他一直在用心体会着这幅字的内涵。
在待人接物上，李开复有着典型的中国表现：温和、含蓄、不卑不亢。但有一次，当凌志军在一本书里用“这个美国人”来描述他时，他在这几个字的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线，又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他的强烈的反应给我留下极深印象，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其中心境：他显然不喜欢别人把他当作‘美国人’。”凌志军如是说。
在微软总部，李开复花了很多时间去帮助那里的华人学习怎样在一个跨国公司里最快成功。
“开复一走，中国在美国总部就没有代言人了。”一位微软研究员这样评价李开复的离开。从2000年调回微软总部以后，李开复一直在地为微软中国争取资源。在李开复的积极倡导下，微软美国总部成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聚集起华人员工的力量，为中国事务出谋划策。李开复组建并亲自负责一个专门负责沟通中国软件外包商和微软产品部门的项目，以培训和提升中国软件公司的能力。
但是，微软在研发方面对印度的偏爱，在中国早已不是秘密。李开复提出要整合中国的研发队伍，但是多位资深副总裁只知为了自己的地位斗争，而不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李开复多次对公司领导提出对中国要言而有信，要有诚意，要先有付出才可能有回报，但是他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2005年7月5日，李开复结束休假，走进了顶头上司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就是：“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我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
李开复说，如果1998年微软不是让他来中国创办研究院，而是让他待在总部，他肯定不会答应微软邀请他加盟的请求。说这话时，李开复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对中国已经思念得太久，好不容易可以回来了，没有任何犹豫，他便偕妻挈子来北京安了家。妻子和幼小的女儿跟他一样感受——美国再好，感觉也是人家的。而在中国，他们感觉是在自己的地方。5年前调回美国工作后，李开复一直在寻找再次回国工作的机会。今年5月的一天，他打开新浪网，看到了Google要建中国公司的消息，就主动联系了他的旧相识、Google CEO 埃里克。
七八月间，开复学生网上有一封信：“我最喜欢Google的一点就是Google相当支持我继续帮助中国学生。我最喜欢回到中国的一点就是我可以面对面地帮助中国学生，不必只靠一个虚拟论坛。”如今，李开复重又回到中国，正式就任Google中国区总裁。他的其中一个打算是，招收50名“关门******”，亲自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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