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 (14/79)

    话说长江沿岸，居民稠密，物产丰盛，城市如星。在这些城市中，有三个城市特别有名。从长江上游数起，这三个城市的名字分别是重庆、武汉、南京。它们之所以有名，一方面是这三大城市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的大都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三大城市夏天酷热，号称三大火炉，其中武汉尤胜。7月份正是三伏天气，武汉气候之酷热，甚至于蜡烛都化成一摊蜡油，晚上人们根本无法在屋内安睡，都在屋前空地上洒上凉水，安床而卧。男子赤膊短裤，自是不用说了，女子也无不是短裤胸罩，但有一点，她们总是头朝外面而卧。多少年以来，武汉人都是这样在夏天消夜的，俨然成为武汉一大人文景观。 

    话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李立三、谭平山、张国焘、吴玉章、刘伯承、贺龙、叶挺、朱德、郭沫若等人。8月3日，按预定计划，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向广州进军，企图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北伐。一句话，就是仿效大革命时期的老一套办法。

    天气酷热，长途行军，沿途又得同追剿堵截的敌人作战，部队疲惫不堪，减员很大。8月12日，部队经会昌到达宜黄。在这里，周恩来碰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周恩来欣喜地问：“陈毅同志，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陈毅擦擦头上的汗说：“我是赶来参加暴动的，结果还没有到南昌，就听说你们已经南下了，我就急忙赶来了。还好，总算追上了。周主任，你打算用什么来招待我呀？”周恩来摊开手，无可奈何地说：“老同学，我很遗憾，现在部队筹饷困难，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什么好款待你。等革命成功了，我请你吃法国大菜，现在只好请你先记上账吧。”陈毅哈哈一笑说：“恩来，你还是那样认真，我跟你说着玩呢。说真的，你打算让我干什么呀？”周恩来说：“你来得正好，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没有指导员，我想让你去。只是这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呀！”陈毅爽快地说：“什么小不小，给我个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起武器就行。”周恩来笑了：“你还是在欧洲时的老样子，痛快爽朗。不过呢，七十三团指导员虽然职务低了些，但却可以直接抓住一支部队，这样进而可以抓住更大的部队。以前的教训就是我们对上层的工作比较重视，而忽视了抓部队的基本团队。事情来了，我们就掌握不了部队。”陈毅不笑了，沉思着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我一定把这个团队紧紧地抓住。”

    部队在广昌休息两天，又和追击而来的钱大钧所部打了几仗，经瑞金、长汀、上杭进入广东境内。周恩来由于日夜操劳，不得休息，身患重病，发起了高烧，无法行动，只好坐着担架行军。许多同志劝他离开队伍，周恩来坚决拒绝了：“不行，我坚决不能离开部队，我要和大家一起行军，向潮汕前进！”

    部队经过苦战，终于到达潮汕。周恩来用湿毛巾搭在头上，对着地图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忽然陈毅领着一个人进来，对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人说：“你们看谁来了？”大家抬头一看，来者原来是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的张太雷。周恩来欲站起欢迎，却因病体虚弱无法站起来。张太雷紧走几步握住周恩来的手，惊叫道：“这么烫！恩来，你病得不轻呀！瞧，脸色这样黄，胡子这么长，你得赶快离开部队去看病。”周恩来摆摆手说：“我不要紧。太雷，中央有什么新的决定吗？”张太雷的脸色一下严肃起来了：“是的，中央有了重大的决定。8月7日，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沾、毛泽东，中央秘书邓小平，共青团代表陆定一等人参加了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常委，由瞿秋白负总责任。会议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举行农民秋收暴动。在这次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正式被罢免了总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过去在广州时和毛泽东接触比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多次找陈独秀谈，要组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反击右派的进攻。毛泽东还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武装骨干。现在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便急切地问：“润之（毛泽东字）在会议上说些什么？”张太雷说：“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周恩来听了，击节赞赏：“好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得好，深刻。”张太雷点点头说：“是这样。中央命令南昌起义军取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国焘、立三、平山立即离开部队，由恩来总负其责。中央的决定传达完了。你们要立即执行。我得赶紧去广州，组织广州暴动。毛泽东已去江西、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去了。一个新的革命******即将兴起，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她吧。” 

    话说毛泽东在板仓告别了杨开慧，便直趋江西安源。安源是江西著名的煤都，安源矿工组成的暴动部队和其他暴动武装都集结在这一带。毛泽东穿着蓝色大褂，手提红油纸雨伞，一个人匆匆忙忙往安源走去。路上虽然不时有警察和军队开过，但谁也没有注意他。

    毛泽东赶到安源后，立即召集各暴动部队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中央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会议作出决议，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作为指挥秋收暴动的领导指挥机构。

    在安源，毛泽东对准备参加暴动的部队，特别是那两个未赶上南昌暴动的正规军团队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两个团的番号分别是国民革命军张发奎之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和贺龙之二十军独立团。警卫团是以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为基础组建的，编有三个营和一个连，团长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生卢德铭。卢德铭当时奉调去参加南昌暴动，但他不想离开这个团，去武汉向中央请示方略，让他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原叶挺独立团调拨过来的那一营人马的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独立团是由浏阳农民义勇军和平江农民义勇军合编而成的，由黄埔二期生苏先骏担任团长。这两个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暴动，这时警卫团驻屯修水，独立团驻屯铜鼓。

    特别令毛泽东鼓舞的是，警卫团排以上干部中，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独立团的指战员中，有不少人是他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

    卢德铭这时从武汉归来，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央命令警卫团、独立团两个团参加秋收暴动，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听了大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秋收暴动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矿工武装和醴陵农民武装合编为第二团，独立团编为第三团。毛泽东任命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一团团长钟文璋、二团团长王兴亚、三团团长苏先骏。前委会议决定暴动日期为1927年9月9日，行动计划是以第二团在安源举行暴动，夺取矿警武装；第一团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夺取浏阳。三个团得手后，向长沙逼近，夺取长沙。

    行动计划订好了，但工农革命军还得有一面军旗，卢德铭总指挥便命令一团（即原警卫团）参谋何长工设计。何长工是留学生，会讲法语、俄语。警卫团由于是正规部队中的精兵，官佐文化水平较高，有许多是军校生和大学生，如罗荣桓是中山大学学生，何挺颖是上海大学学生，伍中豪和宛希先是黄埔军校学生，张子清是湖南讲武学堂学生。更可喜的是这些人都是中共党员。何长工接受命令后，把这些共产党员大学生找来，大家商议了一下，便由何长工设计，在一面长方形的红巾上缝上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交叉的图样，在红布的前端有一溜白布，用墨笔写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面军旗诞生了。毛泽东看着军旗，想象着暴动开始后的革命大发动的红火局面，想象着打下长沙后的胜利景象，随后拿起雨伞，向驻铜鼓的第三团走去。他决定在第三团指挥整个秋收暴动。

    毛泽东从安源出发，取道浏阳前往三团驻屯的铜鼓。走了一上午，到浏阳张家坊时，他肚子饿了，便踱进张家坊的一家饭铺里吃饭。突然几个挨户团（国民党民团武装）的团丁走了进来。近来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传遍了浏阳、萍乡一带，挨户团奉令严查过路行人。团丁们用枪指着毛泽东问：“干么子的？”毛泽东掏出路条说：“老总，我是安源煤矿账房的。”那几个团丁一看路条说：“原来是煤矿采办张先生，快吃完了走路，共党最近要在这一带暴动。”说着就要离开，不巧一个横斜眼、腰别盒子枪的家伙进来问道：“么子事？”那几个团丁说：“他是安源煤矿采办张先生，我们查过了没错，让他快走。”那家伙一听是安源的，顿生疑心，把手一摆说：“不行，把他带到团防局问问。”那几个团丁连声答应说：“是！队长。”用枪逼着毛泽东跟他们走。 

    话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即率部队向江西宁冈前进。宁冈地处荒僻，离长沙更远。毛泽东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余洒度几次纠集苏先骏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毛泽东执意率队向宁冈前进，余洒度等人无法反对，只得随军前进。

    毛泽东朝宁冈前进，是要实现他早就想好的一个计划，那就是上井冈山，当革命的山大王。还在1927年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听湖南衡山县的一位妇女干部讲到过井冈山，说那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地形复杂，远离交通要道，山上已有两个叫王佐和袁文才的头领各领着一百多人，官军对他们无可奈何。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注意井冈山了。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非常清醒，深知现在敌强我弱，敌人已是全国的统治者，而革命军只是一两点星星之火，要站住脚，只有上山。这也就是他不顾余洒度等人的反对，坚持率队进军宁冈的原因。

    三湾属永新县，但从三湾到宁冈县境并不远，经过四天的行军，部队开到了宁冈县的古城。宁冈古城就在井冈山下。在这里，毛泽东更清楚地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位处湖南、江西的交界处，地跨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四县。在各省军阀拥兵自保的局势下，井冈山成了四不管的地方。毛泽东从山下望去，只见一脉大山，沉沉远去，云遮雾障，莫测高深。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得知，井冈山山势陡峭，从山下到山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小道上有五处险要的哨口，最险要的一个哨口叫黄洋界哨口，只要在黄洋界哨口摆上一个班的兵力，如果没有大炮的配合，凭你有多少人也攻不上来。井冈山里，有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五口山泉，山民依泉而居，聚成五个村落。

    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大山，现在只要往前跨一步，就可以上山了。但是不能呀，山上驻着两股武装，一股是袁文才的部队，一股是王佐的部队。袁文才所部驻屯于井冈山山半腰的茅坪；王佐驻屯在井冈山上的茨坪。袁、王二人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互为犄角。两个人的两百多部属，大都是井冈山本地人。

    宁冈古城来了一支大部队，引起了袁、王二人的警惕。袁文才驻在山半腰，首当其冲。他同身边的几位心腹和贺氏姐妹商议后，派出水客（侦察）下山侦察，摸清了这支大部队的底细，知道他们是暴动失败退下来的败兵。但这支部队又和以往的那些军队不一样，来到古城后，不大扰民，而且张贴标语，进行鼓动，声称要打土豪，分田地。袁文才面露喜色，这不是和我们一样么？他吩咐手下再进一步摸摸这支部队的底。

    毛泽东在宁冈古城也在摸袁文才、王佐的底细。经过几天的调查，得知袁文才今年29岁，是宁冈茅坪人，念过私塾，知文断字，19岁时上山加入绿林，现在手下有一百多人，二十多条破枪。王佐也是本地人，出生在井冈山下的遂川县，今年也是29岁，7年前上了井冈山，聚众啸聚山林。袁、王二部并不骚扰村民，他们只是向土豪筹款，山区村民有时还可得到他们的一些救济。

    毛泽东明白，要上山必须解决袁、王二人的问题。怎么解决？不外乎是打拉两种办法。要打也容易，袁王两部总共才有两百多人，几十条枪。但打了他们，井冈山群众必然会群起反对革命军，革命军难以在井冈山立足。唯一的办法是拉，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毛泽东少时常于田间地头歇工时读《水浒》，对小说中的梁山好汉深深地寄予同情，后来又听说袁文才及其助手、号称永新第一美人的女将贺子珍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兴奋地一指桌子：“好！看来我毛某人上得了井冈山。”他当即委托中共宁冈支部书记、袁文才的好友龙超清上山联系。

    经过龙超清的说明，袁文才明白了山下的部队原是由中央委员毛泽东率领的中共暴动部队。他二话没说，立即请毛泽东上山，愿意听候收编。毛泽东闻讯大喜，立即单骑去茅坪和袁文才会面。

    袁文才得知毛泽东要求会面，料想肯定会带警卫部队。为防万一，他在会晤地大苍村布下伏兵，然后和贺子珍等人静等毛泽东到来。

    毛泽东来了。袁文才远远望去，只见毛泽东一行只有五个人，都骑着马。后面还跟着五六匹马，马上都驮着东西，沉甸甸的，压得马都快要趴下了，袁文才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马队来到桥头停住了。毛泽东下了马，朝跟来的宛希先摆摆手，让他们都停在桥头，自己一个人朝袁文才走去，袁文才也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毛泽东和袁文才握住手，互相打量一番，彼此都有些意外。毛泽东意外的是，袁文才身材高挑，脸色白净，文质彬彬，状如处子，远不是他想象中的绿林好汉的那副凶恶样。袁文才意外的是农民运动的王，大革命时期掀起湖南农民运动狂潮，如今又领导秋收暴动的中央委员毛泽东远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普通得就像一个国文教师，身上连一支短枪也没有带。

    袁文才和毛泽东见了面，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助手们。头一个是贺子珍，袁文才对贺子珍说：“这是毛委员毛泽东，字润之。”一语未完，贺子珍惊喜地叫起来：“这不是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吗？我还以为是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个人。”毛泽东微笑地说：“是的，是一个人，就是我老毛。”贺子珍红着脸说：“你那些文章写得真好，我是每篇都读。”毛泽东拂拂手说：“不好，不好。那是五四前写的，我还没有学到马列主义，有些观点今天看就不一定对了。”

    与袁文才的助手们见过面，毛泽东让宛希先等人过来。宛希先到了村口，招呼人们卸下马背上的礼物。毛泽东朝袁文才拱拱手：“我今天带来了一点礼物，请袁指挥笑纳。”袁文才逊谢几句，毛泽东令人打开麻包，只见里面是十几支步枪，再打开，又是枪，足足有一百多支好步枪。袁文才惊呆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对于他这个山大王来说，还有什么比枪更宝贵的东西。自己积攒多年，才有几十支破枪，而毛泽东一下子就送来一百多支好枪。袁文才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我现在信了你。你带的队伍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我要跟着你闹革命，请你收下我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要这样说嘛，我们都是党的队伍，咱们一起闹革命吧。”

    收编了袁文才，王佐就好办了。毛泽东一次送王佐一百支好枪，王佐请毛泽东率部开上井冈山上的中心地茨坪。为了解决队伍的给养，袁文才送给毛泽东六百块大洋，王佐送给毛泽东五万斤稻谷。

    自古名山多美人，井冈山上不但有贺子珍这样的美女，就连袁文才的夫人谢梅姣、王佐的夫人罗夏英也都长得美如天仙。毛泽东上山后，她们和贺子珍一起医护伤员，张罗饮食，毛泽东的队伍第一次稳稳当当地休整起来。

    过了几个月，毛泽东整编部队。原来的第一团不动，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部队合编为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为团的党代表。井冈山上有了两团人马，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住了脚，便率队下山攻打茶陵。

    回到井冈山后，贺子珍拉住毛泽东：“来，我给你洗脚。”毛泽东抽回脚，不好意思地说：“莫动，脚臭得很。”贺子珍一把扳住他的脚说：“这是治病呢。”说着，泡上药水，开始治疗毛泽东的足疾。说起来，子珍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子珍毕业于永新县城的福音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秀水小学当了国文教师。大革命时期入党，当过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她和袁文才、王佐下山救出了关在永新牢里的八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可说是能文能武，有“永新一枝花”的美称。

    这时，何长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毛委员，来了，来了。”毛泽东急问道：“你见到朱德同志了吗？”何长工喘口气说：“见了，见了……”毛泽东端过一杯水说：“长工，先喝口水，慢慢说。”何长工喝了一口水，缓口气来说：“是这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话说1928年4月24日，何长工急匆匆赶到宁冈砻市刘德胜药店，向毛泽东报告了朱德部队已到宁冈的大好消息。

    毛泽东一直在关心着南昌起义部队的动态，听说他们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已率主力转到湘南，便派何长工去寻找他们，希望他们能来井冈山，壮大革命形势，当时正是1927年10月。毛泽东不知道朱德也有此意。自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知道敌强我弱，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便率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农村挺进。这时朱德已得到毛泽东上山的消息，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研究，一下子看出上山是工农革命军图存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决定派部下、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寻找毛泽东，以传达自己欲来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想法。何长工前脚刚走，毛泽覃后脚就来到宁冈。毛泽东听说朱德想来井冈山会师，大喜过望，看来我毛泽东上山是上对了，现在想上井冈山的不是我一个人了，朱德、陈毅要来，肯定还有人想来。毛泽东吩咐做几个辣菜，为朱军长的特使洗尘，背后的又一层意思是为三弟的到来，好好叙叙天伦之乐。

    自毛泽覃到来后，毛泽东日夜盼望着朱德部队的到来。井冈山就这么点人，山大林深，毛泽东心里深深感到寂寞。转眼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朱德部队还无踪影，何长工一去杳如黄鹤。正当毛泽东翘首以盼时，宁冈砻市来了钦差大臣、中共湘南特委的特派员。他带来了中共湘南特委的命令，要毛泽东立即率队下山参加湘南暴动。接着，特派员口头传达了湘南特委编制部队的命令，命令把朱德部队编为第一师，毛泽东部队编为第二师，其序列和军政主官如下：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下辖两个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兼），二十九团团长龚楚，副团长胡少海。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师长毛泽东，党代表何挺颖，参谋长张子清，下辖两团。第一团团长张子清（兼），党代表何挺颖，副团长陈毅宾；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何长工，副团长王佐。

    湘南暴动是瞿秋白盲动路线的产物。当时湖南省委按中共中央的要求，于1928年2月21日作出《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决定在湖南全省发动总暴动。中共湘南特委据此作出在湘南发动起义的计划，并派特派员前往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向毛泽东传达特委的命令，要求毛泽东立即率队开往湘南，支援湘南暴动。当时井冈山根据地正蓬勃发展，周围六县的党组织已得到恢复，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工农地方武装也都在各县建立起来，前委领导这六县的革命群众进行了多次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暴动，形势很好。毛泽东明白，这个时候主力离开根据地前往湘南，这些地区必然会被白军（即国民党部队）重占，而湘南的盲目暴动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是反对部队前往湘南的，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不能不使毛泽东去湘南。

    是什么事使毛泽东被迫去了湘南呢？原来湘南特委特派员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特派员没有权力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他是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自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进军井冈山以来，毛泽东一直预感到中央会对他进行处分。但处分来得这样沉重，毛泽东是想不到的。由于不是党员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也当不成了，于是前敌委员会取消，毛泽东改任师长。师里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主管军队党的工作。被开除了党籍的毛泽东只好率一团去了湘南，这正是1928年3月。

    毛泽东到了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才知事情的原委。原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会议严厉批评毛泽东放弃长沙、上井冈山是完全背弃了中央决定，撤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开除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

    毛泽东往下看去，心忽然怦怦地乱跳起来。原来中共中央的文件是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

    原来不是开除党籍，而只是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毛泽东拍手称幸，他还是中共党员。随即前委恢复，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

    湘南暴动注定是一次失败的盲动。湘南失败后，毛泽东率军回师宁冈，恰好一团一营营长张子清率队来归。他是上一年与部队失散后加入了朱德的部队，与朱德部队一起隐蔽在16军，这次归来，全营几百号人服装整齐，枪械鲜明。张营的归来，带来了朱德部队的确实消息，知道朱德、陈毅即将率部来井冈山会师。

    中国有句老话，叫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用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现在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盲动的湘南起义是失败了，但毛泽东被迫去了湘南，却得以恢复党籍，而且与朱德取得了联系。毛泽东意气风发，率军回师宁冈，井冈山下的国民党吴尚之第8军部队闻听毛泽东回师，狼狈逃窜。边区恢复，留守井冈山的二团团长袁文才、王佐迎接主力上山，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就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毛泽东派往朱德部队的使者何长工匆匆赶来，带来了朱德部队开到宁冈的喜讯。

    毛泽东这时刚回到宁冈，住在刘德胜药店。他问何长工：“朱德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何长工回答说：“就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拉起何长工的手说：“走，咱们去看他们去。”

    1928年4月28日，这是井冈山地区繁花似锦的日子。南方的4月，正是阴历的暮春三月，山坡上开满了映山红，宛如片片红云。张子清、何挺颖、伍中豪、何长工、王佐、朱云卿簇拥着毛泽东往龙江书院走去。朱德、陈毅已率蔡协民、王尔琢、胡少海、龚楚在书院门口迎候，师部特务连连长林彪率全连在龙江书院周围布下警戒。

    毛泽东往龙江书院走去，何长工指着龙江书院门口人群中的一个中年军人说：“那就是朱德，站在他旁边的那个青年军人就是陈毅，他是我留学欧洲时的同学。”毛泽东一听，加快向朱德走去，朱德也快步迎过来，两个人在拱形石桥的顶点处碰面了，欣喜地喊着“朱军长”“润之”，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打量着朱德，只见他肤色黧黑，饱经风霜，看起来比40岁的实际年龄老得多，言谈中面目慈祥，语气和缓，如果脱掉身上蓝军服和大盖帽，犹如一位老农。朱德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长发后梳，面庞清秀，身材高大，穿着军服，却不戴军帽，也没有扎皮带佩手枪，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朱毛二人长久地握手，深情地问候。然后朱德把陈毅介绍给了毛泽东。陈毅这时只有27岁，身穿军服，谈吐豪爽。毛泽东连说：“久仰，久仰。五四时期我常读《新蜀报》上你的文章。文笔潇洒豪放，今日一见，果然文如其人。”陈毅笑着说：“我的文章不行，润之兄在《湘江评论》上写的《论民众的大联合》读起来才痛快呢。”

    三人过去虽未谋面，但都神交已久，今日会师，格外高兴。朱德请毛泽东步入龙江书院三楼文星阁。朱毛两部将领们一起讨论了会师后部队的整编问题。经会议议决，朱毛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的部队有两千多人，朱德部队原有二十五师精兵一千五百多人，湘南暴动后，扩大到八千多人，朱毛部队合到一起共有一万一千多人，也确实具备了军的规模。全军序列如下：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军委书记毛泽东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王尔琢

    辖第十师

    （主要由原南昌起义部队二十五师组成）

    第二十八团

    第二十九团

    第十一师

    （主要由原秋收起义部队组成）

    第三十一团

    第三十二团

    第三十三团

    第十二师

    （主要由湘南起义部队组成）

    第三十四团

    第三十五团

    第三十六团

    过了一个月，奉中共中央命令，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第四军，师的建制撤销，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话说1928年8月，毛泽东在永新听到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往湘南，不禁跌足叹息：“此去必败。”

    去湘南的主张原来是二十九团提出来的。二十九团是在湘南暴动时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一个团，上山后，由于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战士们思乡不已。这次杨开明、杜修经到了宁冈，要部队向湘南发展，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于是二十九团强烈要求向湘南开去。此年，即1928年7月17日，红四军主力两个团由酃县出发，向湘南重镇郴州前进。

    果如毛泽东所料，红军大队离开了井冈山，是虎落平阳任犬欺，7月24日在郴州被范石生的16军打败，二十九团溃散。郴州西南不远便是宜章，二十九团士兵不听约束，自由行动，纷纷向宜章家乡跑去。但家乡也不是乐土，跑向宜章的士兵们在乐昌被土匪头子胡凤章消灭，胡少海和龚楚聚集到的残部只有一百多人。

    二十八团损失不大，回师井冈山，这时已是1928年的8月。经数日行军，二十八团于8月18日占领湖南东部靠近江西的桂东县，在这里部队开始休整。

    1928年8月23日，毛泽东和二十八团在桂东会合，当即议定经江西崇义回师井冈山。毛泽东担心井冈山有失，连连催逼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果如毛泽东所料，井冈山这时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原来7月中旬，湖南敌军吴尚之第8军进攻井冈山，红军在山上坚守，吴尚攻不上去。山下的根据地群众齐动员，坚壁清野，四处袭扰敌军，吴尚生怕中伏，乃狼狈退回茶陵。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后，江西敌军王均之第3军、金汉鼎部5个团，胡文斗之第6军6个团共十一个团联合进攻驻在永新的红四军三十一团。毛泽东在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的协助下，指挥三十一团打击敌军，根据地群众亦配合部队封锁消息，运送给养，救护伤员，红色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四处袭扰敌军，使敌军如同一头眼瞎耳聋的野牛，闯入人民战争的烈火之中，看不见，听不见，完全探听不到三十一团的行止。这样，打了25天，胡文斗第6军和王均第3军忽然内讧，互相打起来。毛泽东又喜又急，喜的是敌军内讧，我可乘机把根据地推广至吉安、安福、萍江、浏阳、平江；急的是大队已去湘南，三十一团与敌鏖战一月，异常疲惫，且兵力太少，难以远征。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一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良机丧失。

    毛泽东这时还惦念着去湘南的主力，他料定大队在湘南会遭到损失，便命令朱云卿和何挺颖率三十一团一营协助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守卫井冈山，自己率该团三营前往桂东接应大队。

    毛泽东一离开永新，湘赣两省的敌军向根据地发动猛烈进攻。由于没有红军正规部队的支持，井冈山下的根据地六县中，永新、莲花、宁冈三县接连落入敌手，接着，敌军集中四个团开始进攻井冈山。

    前文已经讲过，从山下通到山上的道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上面是井冈山的险隘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哨口。朱云卿、何挺颖同袁文才、王佐商议，决定由袁王二人率三十二团守住四大哨口，由朱何率三十一团一营守住黄洋界哨口，因为敌军将主要攻击黄洋界哨口。两团红军按分工立即部署，五大哨口下的山路上，插满锋利有毒的竹钉，在关键路口上用大树设置鹿砦，挖断道路，加固工事。这些事都离不开井冈山群众的支持，他们除了削竹钉，挖道路以外，还按照上级的部署，齐聚山上，布成疑兵，准备协助红军作战。贺子珍和朱德的25岁的夫人伍若兰跑前跑后，组织群众参战。伍若兰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中共党员，参加了湘南起义，得以同朱德相识，结为秦晋之好。

    1928年8月30日，白军开始进攻。朱云卿、何挺颖从海拔1343米的黄洋界哨口向下望去，只见白军顺着羊肠小道，一溜串地向山上爬来。为了壮胆，他们一边行进，一边放枪。但是山上却悄无动静，敌军指挥员以为山上的红军小部队已望风逃窜，便大胆地驱赶着士兵向山上攻击前进。

    红军并没有望风逃窜，而是静静地守在工事里，等敌人靠近。他们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只有把敌人放近才能充分发挥这几发宝贝子弹的作用。

    敌人爬上来了，进入了有效射程，朱云卿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齐开枪。由于敌人都挤在弯曲的小路上，很好瞄准，敌军当即被打倒许多。余敌回头逃窜，仓皇中踩上竹钉，被扎穿脚掌，哭爹喊娘。群众则在山上摇旗呐喊，把鞭炮放在洋铁桶中点燃，远远听去，似无数机枪在吼叫。敌军不知山上有多少守军，不禁心惊胆战。

    这样，从上午打到下午，敌军依恃人多枪好，不断地向黄洋界哨口冲来，一营的子弹却不多了。危急之中，朱云卿想起山上还有门待修的迫击炮，忙命连长谭希同、班长刘荣辉率战士贺敏学等人把炮扛来，迫击炮在黄洋界哨口安好了，朱云卿命令：“放！”此炮果然有毛病，连打两发，都是哑炮。谭希同把最后一颗炮弹从炮口掼了进去，只听“轰”的一声，炮口红光一闪，炮弹出膛，正好掉在山下的敌军指挥所里，敌指挥官当场报销。

    炮声大大地激励了守军的士气，守军和群众齐声喊起了杀声，冲锋号也凄厉地响起来。敌军知道红四军中，只有南昌起义的二十八团有迫击炮。炮声一响，敌军以为二十八团回师井冈山，急忙仓皇撤走。这时天已转黑，朱云卿和何挺颖已看不到山下敌军的动向。为了防止敌军在黑夜偷袭，仍然把一营留在黄洋界哨口，加强了瞭望和观察。战士们吃饭、休息，准备应付次日的恶战。子弹不多了，山上的群众搬来大堆大堆的滚木礌石，堆在黄洋界哨口的工事外面，一旦敌军来犯，把这些东西砸下去，也够敌人受的。

    第二天一早，朱云卿、何挺颖向山下看去，只见山下的黎明静悄悄，毫无动静。这时山下的群众送上信来，朱、何二人才知道敌军已连夜逃遁。

    井冈山守住了，但朱何二人并不轻松，敌军虽已退走，难保他们在探知井冈山兵力空虚、弹药缺乏后不会再来攻击，他们盼望着毛委员赶快率主力回师井冈山。

    毛泽东在桂东也生怕井冈山失守，率二十八团星夜回师井冈山。井冈山周围六县均落入敌手，不能由桂东直接北开井冈山。毛泽东等决定绕道赣南崇义、上犹，这样可将井冈山附近的敌军调开，造成回师井冈山的有利条件。不料部队开到崇义时，一个营长袁崇全叛变，把全营拉走。团长王尔琢闻变，带上一个排的部队火速朝袁营驻屯的小镇跑来，袁营士兵开枪射击，王尔琢一边跑一边喊：“同志们，不要开枪，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来带你们回去的。”士兵们听说是王团长来了，便停止射击。袁崇全正在打麻将，闻声跑了出来，朝王尔琢连开数枪，王尔琢中弹倒地，袁崇全乘机带少数亲随逃走投敌。陈毅等人带大部队赶来时，王尔琢已经牺牲，时年只有27岁。

    王尔琢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北伐时任东路先遣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死时是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从参加南昌起义时开始，王尔琢就立下誓言，革命不胜利不剪发剃须。战士们望着厚发长须的团长，不禁哭了，发誓要活捉叛徒，为团长报仇。

    叛徒跑了，但被拉走的两个连却被追截了回来。毛泽东好言安抚战士，整顿了部队。林彪接任二十八团团长一职。 

    话说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袁文才（军参谋长）率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四千指战员，告别彭德怀、滕代远、王佐和红五军，向山下走去，执行前委开辟新区的决定。

    红四军一走，井冈山上立即冷清起来。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和三十二团在山上布防，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根据上次保卫井冈山的经验，彭德怀、王佐等人认为敌军进攻的重点依旧是黄洋界哨口，便决定由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守黄洋界哨口和八面山哨口，由王佐指挥三十二团守其他三个哨口。部署已定，部队立即进入阵地，修整工事，积极备战。还未等山上的红五军喘口气，山下枪声四起，敌兵大至。

    国民党军队这次进攻井冈山和前两次大不一样。首先是统一了指挥，蒋介石命令参加会剿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和驻屯湖南的何健军长，抽调湘军、赣军共十八个团会剿井冈山。为统一指挥，成立会剿军总指挥部，任命何健为总指挥。何健受命后，即率十八个团包围了井冈山，这时离红四军主力下山才过了两天。其次是国民党军队确知红四军下山了，山上只有一千多人的部队，便放胆进攻。另外何健吸收了上次强攻不克的教训，采取了一个秘密而凶狠的措施，这一点彭德怀是后来才知道的。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以后，何健于1月26日下令进攻，顿时枪炮齐鸣。红五军在黄洋界、八面山和白银湖的工事都是砍下树木后用泥土堆在上面做成的，被敌军的大炮一轰，全部倒塌，工事里的战士许多人被压死打死。大队长李灿命令战士们搬来门板、铺板搭在工事上，上面再铺上棉被，然后往棉被上浇水，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水浇到棉被上即冻成冰，再浇再冻，于是，红军战士在黄洋界哨口修成了冰盖工事。

    倚恃着猛烈的大炮和机枪火力，湘、赣两军的敢死队一批接一批向井冈山五大哨口冲击。五大哨口确是险要，尽管敌军的机枪声响成一片，但红五军凭险抵抗，敌军就是冲不上来。彭德怀跑来跑去地指挥作战，不慎把炒米袋子丢了。开战前，红五军每人分到了一袋炒米作为战食，饿了就吃把炒米吃口雪。井冈山上就这么点粮食，彭德怀身为军长，丢了米袋，也无从觅食，就这么饿着肚子坚持了两天，到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着指挥作战。

    井冈山保卫战坚持了三天三夜，红五军打得筋疲力尽，但敌军到底没有攻上山来。这天晚上，天气严寒，大雪纷飞，战壕里一片泥泞。红五军战士们倚坐在战壕里泡湿的稻草上，等待着激战的到来。

    谁知此晚敌军没有进攻，大概他们也累了。没有了枪炮声的打扰，守在黄洋界哨口的红军战士们因疲累已极，倒在雪水浸湿的稻草上酣然睡去。第二天，即1929年1月29日拂晓，战士们还在大睡。号兵田长江下哨到后山休息，他正在那里洗脸，忽然听见有人踏雪行走，抬头一看，只见后山上下来许多人，悄悄地朝黄洋界哨口逼近，武器的撞击声、人的喘气声越来越近。拂晓中，田长江看不清这支队伍的服装，但从他们的动作上看出这不是自己人。

    “什么人？口令！”田长江端枪喝问。

    对方没有回答，田长江随即开枪报警。枪声一响，从后山上下来的这股队伍中有人大叫起来：“弟兄们，冲啊！”随着喊声，这些人立即开了枪，跑步朝黄洋界哨口冲来。山下的枪声也响起来了，大队敌军从趴伏的地方一跃而起，向山上冲来。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的红五军面临着山上山下敌军的夹击。特别是后山上下来的这股敌军，居高临下攻击黄洋界哨口，极大地威胁着黄洋界哨口的守军。守军指挥员、红五军一大队大队长李灿率领两百多战士拼死抵抗，大部战死。李灿率幸存者四十余人边打边退，最后退到悬崖边。李灿望望追来的敌军，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誓死不当俘虏，大家跟我跳！”说完，他第一个跳下悬崖，四十多名红军战士全部跳下悬崖。由于悬崖下树木的阻挡和厚厚的积雪，李灿等四十多名战士没有摔死，也没有摔成重伤。大家从雪地上爬起来，整理了一下，便在李灿的率领下向山下突围，居然都突了出去。

    山上仍然在激战。彭德怀已经得到田长江的报告，得知湘军一部登上后山。他实在不明白，五大哨口一直在自己手里，湘军是怎么登上井冈山的。他问王佐，王佐也莫名其妙：“莫非除五大哨口外，还有什么秘密通道？”

    王佐猜对了，井冈山上确实还有一条秘密通道。严格说起来，这不是一条路，但可借绳索的连接，攀登上去。这条秘密通道是当地一个药农踩出来的，何健进攻井冈山前，就发现了这个药农，许以二百银元。这位药农为利所动，带着湘军敢死队，昼伏夜出，借着晚上雪光的明亮，用绳索结成绳梯，使湘军敢死队登上绝壁，占领了后山制高点。

    彭德怀无暇细问，现在要紧的是支援黄洋界哨口，把登上山顶的湘军反击下去。他把身边所有能拿枪的人集中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人，而从山顶冲下来的湘军敢死队却有几百人，而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硬拼只能是无谓的牺牲。由于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太离奇，预先的战斗方案中根本没有往这方面考虑。现在风云突变，要想挽回局面已很困难了。

    正当彭德怀紧张地思考应急方案时，警报连连传来，守卫黄洋界、八面山的红军战士大部分战死，哨口失守。紧接着，白泥湖阵地被赣军攻陷的消息传来。彭德怀明白大势已去，无法反击，聪明的办法是赶快突围。但是五大哨口下的山路上，挤满了数万往山上冲锋的敌军，红五军已被包围了。危急中，王佐建议顺主峰腹部的绝壁缒岩突围，彭德怀当即批准王佐的建议。王佐便率三十二团沿密林来到绝壁前，缒绳而下。就这样，彭德怀率山上七百红军缒岩突围。

    部队突出来了，到哪里去呢？彭德怀脚一跺：“去赣南，找毛委员去。”部队边走边打，向赣南前进。由于没有电台，彭德怀只知道毛委员去了赣南，红四军到底在什么地方，仍是一个未知数，只能边走边问。这样，当红五军走到赣南章水时，只有五百多人了。这时已是除夕，红五军战士们饥寒交迫。爆竹声中，部队开进了一个大村庄。

    拂晓时分，彭德怀隐隐听到大队人马的行走声和武器撞击声，知道是白军来了。立即举起驳壳枪，连开三枪报警。战士们被枪声惊醒，提着枪跑出来，这时村外杀声大起，白军已开始冲锋。彭德怀急率仓促间集合起来的三百多人撤走，两百多人散失。彭德怀带上山的红五军千余人马只剩下三百多人了，好在几天后打开于都县城，补充了一些兵员。

    彭德怀率兵继续东进，寻找红四军。这天晚上，彭德怀独自愁坐灯下，想着明天的行军方向。忽然，有人从门板底下塞进一封信。彭德怀提着枪，猛一开门，门外却无人迹。

    彭德怀关上门，打开信一看，不禁欢叫起来，原来这封信是毛泽东写来的，叫他立刻率部来瑞金会师。彭德怀看完信，急率部队向瑞金前进。这时，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已攻下瑞金。此年，也就是1929年4月1日，红四军与红五军在瑞金会师。

    攻克了瑞金的红四军没有往日那种奏凯时的欢快情绪，特别是朱德军长，闷闷不乐。 

    话说红一方面军正在整编之时，毛泽东忽然接到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的命令，要毛泽东率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夺取两市后，两个军团会师武汉。接到命令后，毛泽东暗暗叫苦，瞎指挥又来了。前年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杜修经来瞎指挥，导致红四军湘南八月失败。经一年多的努力，好不容易弄出这样一个局面出来，李立三又来瞎指挥，要红军进攻南昌和长沙。南昌和长沙是赣湘两省省会，是敌人重点设防的城市，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攻击这两个城市，无异于使红军毁灭在坚城之下。但这是李立三的命令，不去，就是违抗上级命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绝对不容许的。特别使毛泽东感到为难的是，李立三还专门派了特使来江西兴国督战。

    对于李立三，毛泽东并不陌生。五四前夕，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起草了征友广告，张贴在长沙各大中学校的门口，准备组建新民学会。广告贴出后，第一个跑来响应的就是李立三。风云际会，没想到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中央负责人的高位上。由于瞿秋白、周恩来这时均已奉令去了莫斯科，李立三实际上成了中央最高负责人。

    第二天，也就是1930年7月11日，红军第一军团在兴国驻地大举誓师。

    过了几天，大军开拔，向南昌前进。红一军团果是厉害，连续打下清江、高安两县城，歼敌一团，特使连连称赞。7月30日，红一军团已开到南昌郊区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会议，说服大家不要攻南昌，以避免遭致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乃派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发动奇袭，部队随即转移。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打下了长沙——原来何健的主力不在长沙。何健听到长沙失陷，立即调了15个团合攻长沙，彭德怀即令红三军团撤出。满打满算，红三军团在长沙城里只驻了11天。

    何健回到长沙，异常恼怒，虽然长沙被红三军团占领只有11天，但省城失陷却使他大失面子。为了报复，他命令警备司令部缉捕杨开慧。

    杨开慧在哪里呢？其实她还在板仓。这一点毛泽东没有想到，他一直在设法打听杨开慧的下落，想给她写信，却不知道她的通信处。1929年7月，陈毅从上海携带中央九月来信回到江西后，毛泽东从陈毅那里得知二弟毛泽民正在上海，便给在上海中央的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请他通知在上海的二弟毛泽民给自己写信时，写清楚杨开慧的通信地址。

    自毛泽东走后，杨开慧没有收到过丈夫的一封信，她只能从长沙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寻找亲人的消息，由此她得知毛泽东已于1927年秋上了井冈山，接着又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来又得知彭德怀率红五军也上了井冈山。但不久，伍若兰牺牲的噩耗传来，杨开慧当即写诗一首，痛悼战友的牺牲，同时也更加怀念毛泽东。夏去秋来，天气变凉。这天天气骤阴，朔风阵阵，杨开慧思念毛泽东不已，顺手写了一首《偶感诗》。诗曰：“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翅，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诗刚写完，外面忽然嘈杂起来，她赶紧把诗稿藏到住房后面的砖缝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取出来。直到过了58年后，当地政府在修缮开慧故居时才得以发现。众人阅览诗后，深为开慧的坚贞和钟情所感动，个个热泪盈眶。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杨开慧思念毛泽东不已的时候，她在平江听说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来打长沙来了。自毛泽东走后，杨开慧除了侍奉老母，抚养三个小儿以外，还经常在周围诸县奔走，传达上级的指示，组织地下斗争。起初她还和湖南省委保持着联系，后来湖南省委迁至安源，又迁至更远的地区，和杨开慧的联系中断。1928年秋，杨开慧和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滕代远取得了联系。杨开慧奔走革命，经常不在板仓，这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一直没有给杨开慧去信，也就是因为不知道杨开慧的居址。但是，现在毛泽东率大军来到长沙郊区的田心桥，来攻打长沙来了，杨开慧急忙从平江赶往长沙，希望能见到丈夫一面。

    毛泽东这时确实率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到了长沙郊外的田心桥。自1927年离开长沙后，毛泽东这是第一次来到长沙郊外。他望着城里高耸的天心阁，想起了在一师读书时的那些峥嵘岁月，想起了开慧的娘家板仓，想起了杨开慧。不知开慧现在何方，她是不是知道了毛泽东已到长沙的消息？按照毛泽东的想法，真想打下长沙。开慧知道打下长沙的消息后，肯定会赶来相会。但是，毛泽东望着长沙的城防工事，那些碉堡、电网，不禁摇头叹气，以红军现有的装备，攻击敌人重点设防的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

    通过这几年在井冈山、赣南一带的作战，毛泽东摸清了湘军和赣军的底细，湘军硬，赣军软，所以他打仗总是避开湘军，专拣软柿子捏，主要打的是赣军。上次彭德怀打长沙，敌军主力不在城里，彭德怀率三军团侥幸攻了进去。这次可不一样了，城里有何健的四万部队，兵多炮多。为防止攻城，何健还充分利用长沙周围水网密布的特点，在城下的水网里打上木桩，拴上电网，一通电，水都带了电，人一沾水，当被电死。红军如果有几十门大炮，也许能攻克这样的大城，但红军只有几门迫击炮，枪也不多，如何攻城？按照毛泽东的本意，是绝对不会把红一方面军从赣南拉来二打长沙的。但是二打长沙又是李立三的命令，而且李立三还派来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督战，周以栗可不同上次派来的特使，是个有战争经验的人。

    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这正是毛泽东目前面临的现实。为了减少伤亡，毛泽东用战国时期齐国田单破燕兵的火牛冲阵的办法，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上鞭炮，然后把它们赶到电网前面，指望点燃鞭炮以后，火牛们冲上前去，扯断电网。谁知火牛们很不理解毛泽东的心情，鞭炮点燃以后，火牛们吓得乱蹦，迁怒于红军战士，反向红军冲来。事出意料之外，点炮战士不及提防，被牛角顶死，牛蹄踩死，后面准备冲锋的红军队形也都被冲得七零八落。

    此计不成，只好强攻，没有什么火力准备，红军战士举着步枪、大刀，以血肉之躯向电网、机枪工事、大炮阵地冲去，成批成批地倒在长沙城下。激战一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白白地战死三千多人，但长沙城却毫无损伤。

    毛泽东看着长沙城下密密麻麻的红军战士的遗体，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水田，心如刀割。三千多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啊！须知朱毛彭会师井冈山时，三军合起来还不到三千人啊！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就这样被断送了。不行，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毛泽东对周以栗耐心地说：“我比你更想打下长沙。我知道，打下长沙，开慧就会赶来和我相会，我已是三年没有看到她们母子了。可是同志哥哎，我们现在就这么点家底，要和敌人硬拼，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现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获得全胜，白军正源源不断驰援长沙，我们再不转移，那么红一方面军，包括你我都会叫敌人包了饺子。不如乘吉安空虚，打下吉安，根据地可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定会更加壮大。”

    周以栗点点头说：“润之兄说得很对，长沙是绝对不能打了，可是立三有命令……”他没有往下说，听着远处传来的猛烈的枪炮声。猛地，周以栗站起来，果断地说：“润之兄，你立即把部队从长沙撤走。立三追查下来，我一人承担，开除党籍，杀头我顶着！”毛泽东激动地握住周以栗的手说：“这就对了。开除党籍怕什么，我已经被开除过一回了，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的。”

    9月13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向吉安前进。10月3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缴枪千条，南昌以南的赣南地区，除赣州外，差不多半个江西省尽入红军之手。红军在吉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比起井冈山时期来，又有一番新气象。

    杨开慧不知毛泽东已撤离长沙，还从平江匆匆赶往长沙。一路所见，尽是从长沙撤下来的赤卫队。打听之下，这才知道毛泽东已率军从长沙撤走，不免心中惆怅，急急回到板仓。杨母一见，大吃一惊：“霞，你怎么这时候回来。红军撤走后，何健到处抓人，这里已很危险。”开慧沉着地说：“是的，现在风声很紧，我得布置板仓一带的党员撤退。危难时刻，我不能光顾自己。您老放心吧，这个工作一完，我马上离开板仓。”

    杨开慧知道外面鹰犬很多，十分小心，但还是被一个姓陈的侦缉员发现了。这家伙已五十多岁，老谋深算，挑了一担瓦罐，每天在板仓转来转去，看见了杨开慧。他扔下瓦罐挑子，一口气跑到当地团防局，拿出证件，命令团防局立即出动捕人。团防局长不敢怠慢，立即率局里的八十多名士兵出动，直奔板仓。他们如狼似虎般地冲进房子，捆绑了杨开慧和帮工陈嫂。这时正是1930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在吉安成立边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时候。10月下旬，天色黑得早，团防局怕路上碰到埋伏，干脆不走了，直等到第二天天亮，才推打着杨开慧出了门。杨开慧嘴上流着血，面容安详。她看看周围的乡亲，高声说：“乡亲们，永别了。开慧平时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还请见谅。”说完昂首而去。

    何健听说杨开慧被捕，如获至宝。他拒绝了一些劣绅提出的杀杨开慧以泄愤的要求，派了长沙一家有影响的报馆的记者去看杨开慧。记者来到陆军监狱时，只见杨开慧已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记者惊呼一声，愤愤地骂道：“惨无人道，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杨开慧问他：“你是何健派来的吧？要知道没有他的批准你是进不来的。”记者忙摆手说：“杨先生，不要误会。鄙人供职的报馆你是知道的，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报纸。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愿保你出狱，敝报乃是推动保释活动的喉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何健谈妥了，一不要你写悔过书，那是对人格的侮辱；二不要你交出地下共党的名单。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马上就能出狱。”杨开慧警惕地问：“什么条件？”记者缓缓地说：“发表一个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一口拒绝：“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我爱自己的生命。”记者听了连连点头：“敬佩，敬佩。杨先生，你的人格真伟大。”杨开慧盯住记者的眼睛说：“要我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夫妻，更主要是战友，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是我的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记者听了，感佩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杨先生，你真不愧是杨昌济老师的女儿。”说完走了。

    半个多月后，也就是1930年11月14日，这天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陆军监狱。在十几支火把的照映下，这些士兵个个面目狰狞可怕。囚犯们惊动了，知道今天要决囚了。他们趴在栅栏上向外望去，不知死神要降临在谁的头上。看守长站在院子里，长呼一声：“提杨开慧！”是要杀杨开慧！难友们一齐向开慧的监房望去，只见杨开慧穿了件新白布上衣，外面罩着蓝旗袍，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徐缓地从监房里走出来。八岁的长子毛岸英在后面哭着叫“妈妈”，但杨开慧看也不看，她不想让敌人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监斩官看着后面被看守拦住的哭叫着的毛岸英，叹口气说：“杨先生，作为一个母亲，你真的能割舍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你现在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还来得及。”杨开慧摇摇头说：“你们就不要枉费心机了，头可断，信仰绝不能变。”监斩官叹口气，又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杨开慧说：“请告诉我的亲属，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监斩官点点头说：“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杨老太太，三个孩子也都让他们领走抚养。”杨开慧点点头。监斩官验明正身，拿起桌上的文书，大声念道：“判决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死刑，立即绑赴识字岭刑场枪决。”此日下午一点钟，长沙市中心的识字岭刑场一声枪响，杨开慧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杨开慧不幸遇难的消息由报纸传递给了毛泽东。这天，毛泽东正在吉安的司令部里草拟文件，贺子珍把部队抢来的报纸送给毛泽东。由于红军没有电台，无法和上海的党中央联系，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后一直是靠抢白区的报纸来了解国内外局势。毛泽东翻着报纸，忽然长沙《民国日报》上的一条消息赫然入目：“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昨被处决。”顿时，毛泽东一阵晕眩，贺子珍赶快扶住了他。毛泽东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贺子珍一愣，拿起报纸一看，一切都明白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毛泽东哭了一阵，呜咽着说：“你拿一些钱来。”说罢哭着写起信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信写好后，毛泽东托人把信和一百块大洋捎给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和开慧的哥哥开智等亲属用这笔钱在板仓给开慧修了墓，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修”。周恩来这时已从苏联回到上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怕敌人对孩子下毒手，让地下党的同志们把三个孩子接到上海，由地下党照管。岸龙不久夭折，岸青在辗转中脑部受伤。中央又把他们送到苏联国际保育院学习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岸英岸青才回到延安，父子得以相聚。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她的追念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余暇，毛泽东有时望着夜空中的一轮皓月，不禁想起了杨开慧。中国古代有嫦娥成仙奔月的美丽传说；有吴刚学仙，误犯仙规被判伐月宫桂树的神话，据说那桂树是即砍即长，吴刚也就只好不停地砍下去。毛泽东想起这些神话，不禁对月遐想，开慧莫不是也成仙奔月了？他似乎看到月宫中的吴刚捧出桂花酒在欢迎开慧，嫦娥舒袖长舞，庆贺寂寞的广寒宫中来了一个新女性。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开慧将来有一天在月宫中看到，她的丈夫毛泽东统率大军夺取了全国政权，自己为之牺牲的革命理想已经实现的话，那她该是如何激动阿！毛泽东真希望自己的这些遐想会变成现实，因为这对自己来说至少是一种安慰。

    但是一朵乌云飘过来，遮住了月亮，毛泽东回到现实中来。二十多年以后，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国家主席，住进了北京中南海。1957年，毛泽东接到开慧少女时代的同窗好友，也是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游仙》，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女婿半个儿。毛泽东日理万机，无法离京，便经常打发岸英去板仓看望杨老太太，为母亲扫墓。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且说开慧牺牲后，毛泽东正在悲伤的时候，朱德进来说：“润之，张屠夫带兵围剿来了。”毛泽东一听，当即吩咐秘书：“给我准备好纸墨。”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话说杨开慧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西吉安后，毛泽东痛悼不已。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纷纷跑来劝慰。这时中央忽然发来电报，通知江西，项英即来吉安。

    自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的红军发展很快。除了赣南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之外，全国许多地方都组建了红军，其中鄂豫皖边区的第四方面军和湘鄂地区的第二方面军发展尤快。第四方面军是在黄麻暴动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正式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总兵力三万多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著名将领有曾中生、旷继勋、傅钟、蔡申熙、王树声、王宏坤、王新亭、陈赓、许世友、徐海东等。第二方面军是在桑植起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和周逸群接受周恩来的任务，回家乡桑植领导起义，汇集各路起义队伍，逐步发展成红军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1934年10月，二、六两军团在川贵边南腰界胜利会师，成立总指挥部。1936年7月正式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全军辖二、六两个军团。

    除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外，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百色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第七军，邓小平、李明瑞在左江创建了红八军，方志敏、邵式平在闽赣一带创建了红十军。

    中共中央军事部也已改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由周恩来担任主任。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沪中区，周恩来派熊瑾玎、朱端绶扮成夫妻，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了地处上海闹市区中心的云南路447号的“生黎医院”二楼，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

    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各地党组织来上海汇报工作的负责干部自然不少。红一方面军的陈毅，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周逸群、许光达，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郭述申、许继慎等许多高级领导人都先后到过上海，接受任务，汇报工作。周恩来和各地红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及时地予以指导。他利用上海的条件，为红军培训干部，输送药品，派钱壮飞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核心，派张克侠、何基沣打入国民党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到1930年时，红军已有从第一到第十三共十三个军，有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大小小共十五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二打长沙以后，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毛泽东从长沙撤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还决定在闽赣根据地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也即是苏维埃区域的领导。苏维埃这个名称是借用了苏联政权机构名称的音译，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被派来担任苏区中央局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项英。1930年10月底，项英从上海出发，前往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

    毛泽东、朱德携手开创的闽赣苏区成为全国苏区的中心地区，这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被称为中央苏区。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把赣南定为“剿匪重点”。1930年12月，当项英赶往中央苏区，准备组建苏区中央局时，蒋介石也从南京飞到南昌市，部署第一次围剿朱毛红军的行动。

    蒋介石的下榻处是位于南昌市中心洗马池地区的江西大旅社，这是目前南昌最豪华的一座宾馆。蒋介石到来前，江西省主席又对宾馆进行了装修，从武汉行营赶来的何成浚在宾馆周围布下了严密的警戒。由于在最近结束的蒋冯阎大战中大获全胜，蒋介石的心情很好，一到江西大旅社，就着实夸奖了何成浚几句：“这次我能打垮阎锡山、冯玉祥，和你在南线的出色工作是离不开的。可以说你老兄在南线指挥若定，谈笑退三军呵！”何成浚谨慎地说：“都是委座指导有方，我只不过是执行了委座的指示。”蒋介石笑着说：“成浚兄就不要过谦了，这次围剿朱毛红军，你还要多出些力啊！”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夸奖何成浚呢？原来中原大战期间，何成浚按着蒋的指示，在一个火车支线的车站上摆放了几列豪华列车，集中了武汉的名妓，弄来了成吨成吨的美酒和食品，然后把南线的一些杂牌军将领请到列车上，让他们大吃大喝大玩大赌，当然一切开销和赌账都是何成浚掏腰包。这些杂牌军将领本来都是首鼠两端，现在叫何成浚大灌迷魂汤，狎妓酗酒，赌牌猜枚，玩得昏天黑地，痛快淋漓，个个乐不思蜀。南线稳住了，蒋介石得以集中重兵，攻打冯阎联军，又收买韩复榘倒戈，大获全胜。

    蒋介石住好后，在旅社里四处看看，蛮有兴趣地问鲁涤平：“听说当年八一南昌暴动时，这里就是周恩来的指挥所？”鲁涤平恭敬地回答说：“是的。当年周恩来的办公室就是委座下榻的那间房子。”蒋介石点点头说：“好，好。周恩来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当年黄埔军东征打陈炯明，他是立了大功的，很有才干。清党时，我劝他选择国民党的党籍，可是他不干，到南昌组织暴动，到底叫他闹了个局面出来。毛泽东在赣南的部队主力和主要骨干，还都是周恩来从南昌拉走的那个25师的人。你知道他，还有蒋先云、陈赓这些学生为什么放着高官不做，偏要走这条危险而艰苦的路吗？”鲁涤平答不上来，蒋介石挥挥手说：“就是他们有信仰，愿意为信仰而死。他们有几万军队这并不可怕，我有几百万军队打他们。可怕的是他们的这种甘愿为信仰肝脑涂地的献身精神，这一点，值得我党所有同志学习啊！”

    第二天，蒋介石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军事会议，围剿军的师长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等人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训示道：“以前会剿朱毛红军，各省拥军自保，只要能把匪军逐出本省了事，致使毛泽东可以从容寻找薄弱地区打击之。国府有鉴于此，决定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统一调集十二个师，围剿朱毛匪部，务要荡平共匪，根本解决。据情报，朱毛匪部共有兵三万余人，徒手者甚众，我围剿军十万人，装备精良，人数、装备占绝对优势。诸位要发扬总理提倡的革命精神，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一鼓奏捷。”

    做了这样的部署后，蒋介石飞回南京去了。十万围剿军在鲁涤平的指挥下，大举向赣南杀来，张辉瓒师长率主力18师一马当先，逼近红一方面军驻地东固。

    十万敌军围剿赣南，这是红一方面军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围剿不同于以前的三省会剿，不可能再用赣敌来打，我进湖南；湘敌来打，我进江西的那种战法。怎么打？在作战会议上，将领们议论纷纷，有主张北上迎敌的，有主张打九江南昌吸引走敌军的。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们说的这些办法都不行。北上迎敌，那是硬拼，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长沙城下的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打九江、南昌也不现实，我军打不下九江南昌，敌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也吸引不走他们。再说，我们一走，根据地丢了，结果是扁担未扎，两头打塌。”

    大家听了，纷纷问毛泽东，我们的办法不行，你有何御敌良策？毛泽东轻松地说：“让敌人进来。放进来打。”有人一听放敌人进入根据地马上就叫起来了：“不行，这是右倾，逃跑！我们怎能让敌人进入我们神圣的根据地。”毛泽东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使出全副本领，结果让对手看出破绽，一拳击倒。”讲到这里，毛泽东语气和缓地说：“你们看《水浒传》上的梁山好汉林冲发配沧州时，途经柴进庄上，洪教头要和他比对，抡着棒子连唤来来来，气势汹汹，恨不得一棒打倒林冲。聪明的林冲退让三步，乘洪教头步子混乱时，手起一棒打倒了他。我们对敌人也采取这个办法。把敌人放进来打。强敌犯境，我们必须退让一步，退让中寻找敌之弱点，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集中兵力，连续吃掉他几股，就可以打败围剿。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性的战略。”

    毛泽东的一番道理说服了大家。再则，敌进甚疾，也没有时间让大家可以从容讨论。毛泽东立即命令召开誓师大会。他让秘书们铺好纸，自己挥毫泼墨，写了一副大会主席台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誓师大会刚开完，军报传来，张辉瓒率18师已经出动。毛泽东看看地图，判定张辉瓒要从东固出发西攻龙冈。占领了龙冈，张辉瓒可与已在东固的新编第5师师长公秉藩联手南进，互为犄角。从东固到龙冈只有六十多里路，红一方面军这时驻在东固附近，必须要赶在张辉瓒的前面，在龙冈布下埋伏。军情紧急，不及细说，毛泽东下令部队立即向西面的龙冈前进。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得令后，立即在路旁竖了一块大门板，用粉笔写了几句动员词：“军长、政委示：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林彪、罗荣桓。”战士们看见军长政委的命令，加快步伐，小跑着赶往龙冈。

    1930年12月29日，红一军团经紧急行军赶到龙冈，进入了伏击阵地。龙冈位于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小镇，周围高山环绕，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山谷，大路就从谷底通过。黄公略率红三军将领蔡会文、周子昆、陈伯钧、李涛、朱良才、李聚奎等将领和全军将士埋伏在正面。林彪、罗荣桓率本军红四军将领陈奇涵、赵尔陆、罗瑞聊、杨成武、肖克、刘亚楼等将领和全军将士埋伏在西侧。罗炳辉、谭震林率本军红十二军将领谭政、杨立三、杨至诚、寻淮州、张宗逊、邓华等将领和全军将士埋伏在左翼。毛泽东在苦竹岭设下指挥所，和朱德一起指挥战斗。

    张辉瓒乃湘人，杀人如麻，有“屠夫”之称。他率18师全体人马近万人浩浩荡荡地从东固向龙冈行进。张珲瓒素好排场，坐着大轿，前后是他的装备精良的警卫连。全连士兵都是左挎盒子炮，枪柄上的吊金红丝穗挂在脖子上；背上一把雪亮的马刀，刀柄上的国民党小党旗迎风飘舞，似无数小鸟翻飞。

    张辉瓒起身行伍，又毕业于清军讲武堂，后来又留学日本和德国的军事学校，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修养。龙冈地形不好，他是一清二楚。但是一则据鲁涤平介绍，红军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二则张辉瓒求战心切，所以不顾龙冈地形险恶，大举进兵。

    从东固到龙冈，几十里的路上毫无敌踪，张辉瓒又喜又急。喜的是红军果然不堪一击，听见18师到来，早已远逃，足见18师之威名赫赫。急的是似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红军。张辉瓒急令部队加速前进。 

    张辉瓒是湘人，大革命时期与毛泽东有过交往，那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张辉瓒的上级。张辉瓒保命心切，一见毛泽东就拉起老关系：“润之兄，几年未见，别来无恙乎？”毛泽东嘲讽地问道：“呵哈，是张大师长啊。你不是要来剃我的头吗？怎么倒反叫我们活捉了？”张辉瓒愤恨地说：“都是鲁涤平骗了我，说你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润之兄，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就饶我一命吧。”毛泽东严肃地说：“按说，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今天杀你一千遍也不为过。不过，我们是优待俘虏的，我不但不杀你，还要请你给我们红军学校的学员上课呢。毕竟，你喝过洋墨水啊！”张辉瓒一听不杀他，一下跪倒在地：“润之兄不杀之恩，小弟定当结环以报。”毛泽东让他起来，命令战士们押往后方。

    但是张辉瓒民愤太大，押往东固后，被当地政府公审处决。他的首级被绑在木筏上放入赣江，顺水飘到南昌，被捞起来，送给鲁涤平。白军将领见了这血淋淋的首级，吓得魂飞魄散，前线围剿诸师惊惶后撤。毛泽东率红一军团追击，1931年1月3日在东韶追上谭道源之第50师，歼其一旅。五天连打二仗，歼敌一个半师，余敌惊惶退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这次反围剿，红军缴获无算。特别令毛泽东高兴的是，这次还缴获了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部无线电台。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毛泽东下令成立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任命王诤为台长，冯文彬为政委；又下令成立报务员训练班，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培训红军通信干部。王、刘二人是随电台被俘的报务员，自愿留下当红军，以后都成为领导人民军队无线通信工作的高级将领。

    红军中的这个唯一的无线电台自然由毛泽东亲自掌握，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是监听白军的动向。白军不意红军有了电台，竟用明码通信。王诤很快侦知，蒋介石即将发动第二次围剿，他连忙把这个重要情报送给了中革军委。

    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已于今年，也就是1931年1月成立。接着，又成立了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项英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成为苏区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项、毛、朱三人组成了苏区的最高决策核心。他们听说蒋介石要调动二十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便召集中革军委会议，商讨对策。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王稼祥作为中央的代表已到苏区，随同他们来的还有叶剑英等人，他们自然也都参加了军事会议。

    白军的这次围剿声势更加浩大，由蒋介石指派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何应钦代理蒋介石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个行营，统一指挥湘鄂闽赣的围剿行动。何应钦动身前，蒋介石嘱咐说：“敬之，上次围剿，张辉瓒行动鲁莽，轻敌邀功，致使兵败被杀。你到南昌后，可便宜行事，根据战况的变化部署兵力。”何应钦说：“委座放心吧，我这次去，定叫朱毛授首。”

    江西的三月，正是早春时节，花香竹青。座机在南昌降落后，何应钦钻出飞机，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来到江西大旅社，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这次参加围剿的兵力共有二十一个师，二十万人。何应钦汲取上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方针，把部队部署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开始向苏区推进。

    面对着六倍于己的强敌的进攻，红军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会议足足开了一个半月。“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三万多红军如何打得过？毛泽东看出大家的疑虑，拿起一根竹棍，指着地图说：“大家请看，这是新标出的敌军态势图。来犯之敌虽有二十万之众，但均为杂牌，拥兵自重。只有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战斗力稍强，其余均较弱。王金珏的5路军从北方新到，对我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我军可在东固山中隐蔽，寻机先打驻于富田地区的王金珏部队。然后东扫，在闽赣交界地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料，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任弼时、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很赞赏，频频颔首。经过一个半月的讨论，中革军委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方案，委托毛泽东全权指挥。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的方案通过，很高兴，给毛泽东泡了杯好茶，以示祝贺，但毛泽东却闷闷不乐地抽起烟来。贺子珍奇怪地问道：“方案通过了，应该高兴啊。你怎么一个劲地抽闷烟？”毛泽东叹口气说：“子珍，你不知道啊。打仗是敌我生死之斗，一两分钟的迟延就可能贻误战机。咱们可好，决定一个方案就得十几个人讨论一个半月，敌人要是进兵快的话，我们还不早叫敌人收拾了。军事指挥得高度集中，指挥权得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可是……”

    毛泽东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方案通过后，他即指挥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的全部人马开进东固一带的大山中隐蔽起来，在群众的配合下严密封锁消息，寻机歼敌。何应钦坐镇南昌，派出飞机侦察红军动向，一无所得，他绝对没有想到，红军就藏在离公秉藩师驻屯的富田以东仅有四十里的东固大山中。

    红军主力从4月20日进入大山，深藏不露，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捕捉到战机。大山之中，居民稀少，军中无食，有些将领沉不住气了，跑来找毛泽东，请求出击。毛泽东一口拒绝，严令部队潜伏待令。然而就在这时，祸事出现，一个排长因不满意对他的违纪处分，携械投敌。消息传来，众将领大哗，这个叛徒肯定会向敌军告密，而敌军大队离此仅有几十里。撤，还是不撤，这可是关系到几万人生命的大事，毛泽东狠命地抽着烟，绕室苦思，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他对众将领说：“敌人不会相信叛徒的话，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军队是得到根据地人民拥护的，根本不理解我们战士的高度责任性和组织纪律性。部队一律不动，继续潜伏。”

    命令是下去了，但毛泽东却放心不下，跑到电台监听白军的通信。过了几天，电台监听到了何应钦给公秉藩的电报：“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身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又过了几天，即1931年5月15日，毛泽东在电台听到公秉藩师和该师吉安留守处的明码通信，只听师部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说：“去东固。”

    电文刚刚译出，毛泽东一拍桌子，兴奋地说：“好，我早料到公秉藩不会相信叛徒的话，果然如此。快通知大家，到我处开会。”

    众将领奉令赶来，毛泽东把公秉藩师要攻击东固的消息一讲，大家悬着的心才落到实处。毛泽东当即摊开地图，布置埋伏计划。部署已定，各将领赶回部队，率所部分头行动，到指定地区埋伏下来。

    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5月16日清晨，公秉藩率28师全师人马向东固开进，沿途清静无事。公秉藩坐在大轿里往外张望，只见山谷寂寂，清风徐徐，部队成一字长蛇阵在谷底小路上鱼贯前进，军容严整，行列有序。早晨起得早了些，再加上轿子的晃悠，公秉藩不觉打起瞌睡来。

    上午10时许，28师全部进入了伏击地区。毛泽东在白云山头接到报告，立即发出攻击命令。顿时，寂静的山谷沸腾了，枪声、爆炸声、三万多战士的喊杀声似乎把白云缠裹的白云山掀翻了。真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飞将军自重霄入”。28师骤遭伏击，全军大乱。一阵急袭之后，三万多红军从两旁的山上杀下来。经6个小时激战，全歼28师一万多人。公秉藩亦被活捉。

    白云山上的枪声一响，公秉藩大梦初醒，毛泽东果在东固，悔恨不迭。他想组织部队突围，但部队已被红军分割包围。仓皇无计，只好换上士兵服装等待被俘。红军优待俘虏，给要走的俘虏每人发两块银元，公秉藩也夹在队列中领银元。轮到他时，只剩下一块银元，发银元的红军军官要他再等一等，把两块银元补齐。公秉藩哪里敢等，他又哪里在乎这两块银元，接过一块银元和路条，说了一句“一块银元足够用”赶紧溜之大吉。有了红军的路条，公秉藩顺利地逃出了红区。

    初战告捷，毛泽东又指挥红军打郭华宗，打孙连仲，打朱绍良，连打四仗。15天中，红军连打五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敌师望风逃窜，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接到败报恼羞成怒，亲自出马担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动三十万人马参加围剿，令何应钦为中路军总司令，驻南昌；令陈铭枢为右路军总司令，驻吉安；令朱绍良为左路军总司令，驻南丰。围剿部队不但有杂牌军，还有嫡系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的五个师。蒋介石深知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于15天里，连走七百里，打了五仗，虽然大获胜利，但肯定非常疲劳，决心在红军刚开始休整之时来个长驱直入，使红军不及准备就遭歼灭。于是，他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仅一个月，也就是1931年6月就开始第三次围剿。

    命运注定蒋介石的这第三次围剿必然也以失败告终。原来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中革军委主席，指挥权现在集中到毛泽东的手里了。得知敌军大至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兴国集中。这时敌进甚疾，毛泽东命令红军向富田前进，寻歼敌师，不料被白军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人马包围上来，毛泽东乃令部队退回兴国高兴圩，第二天趁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光鼐军之间的宽仅40里的空隙地带，先打官云相师，再打郝梦龄师，三打毛炳文师，三战皆胜，缴枪万余。

    蒋介石发现红军大队在黄陂，即指挥部队猛扑过来。毛泽东令罗炳辉率所部红十二军把敌军大队引向东南，自己率主力从敌军中间的一个宽仅20里的大山空隙中钻了过去，西进兴国县境休整。半个多月后，蒋介石得到准确情报，才知把白军主力引到黄陂东南的只是红军的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已在兴国休整了半个月。他气了个半死，想调部队到兴国去打，但白军主力被罗炳辉拖着在山里转了半个月，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疲师老，再找红军打，只能是当红军运输大队长，白白地给红军送枪送人。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好命令白军撤出根据地。

    毛泽东得知白军全面撤退，当即令红军主力出击，先消灭蒋鼎文师的一个旅，再消灭韩德勤军的一个师，复歼灭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各一部。敌军慌忙逃出根据地，毛泽东下令红军班师。此次反围剿，红军歼敌十五个团，缴枪三万余支，重炮数十门，军需无算。特别令毛泽东高兴的是缴获了几十部无线电台，他当即命令王诤成立红军无线电总队，给每个军团、军、师配发了无线电台。红一方面军有了这千里眼，顺风耳，更加如虎添翼，行动自如。

    红军班师了，分得了土地的根据地农民箪食壶浆，欢迎子弟兵凯旋，帮着红军战士搬运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桂花舞。凯旋的红军战士们高唱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从街上走过，人们也都放声和唱。

    毛泽东率红军凯旋回到红都瑞金。他心情很好，在瑞金城外的叶坪村住了下来。这时中共中央突然从上海连来数电，罢免了毛泽东的中革军委主席职务。

      欲知毛泽东命运如何，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