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差点成了“反革命”
从小爱写爱画的我，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后也没有放弃这个方面的爱好，每天收工后或晚饭后都要坚持看一些书籍，收听农村当时仅有的有线广播。集体户有位学哥叫王彦，是老初一的，这个人平时少言寡语，但特爱看书，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书。红旗杂志是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时局。他按时每期必看，并对每期红旗杂志里的每篇文章逐一分析。平时不爱说话的他一到这时却是口若悬河，分析起来是头头是道，滔滔不决。
也许是我对他很崇拜，也许是枯燥的农村生活让我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反正我是每天跟在王彦后面屁颠屁颠的，看他所看的政治书籍，看他每月从城里带回来的，上面划了很多道道的红旗杂志。
多年的探讨钻研，使王彦的政治嗅觉非常的敏锐，他能从杂志中看出中央党内的政治斗争，并偷偷告诉我他所分析出的各种猜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这样我也养成了对政治时局妄加猜测的习惯。
王彦这位被我崇拜的学哥在我下乡近半年的时候，就被招工回城了。这样集体户里有这种爱好的就只有我一人了。虽然剩下的男生爱听我发的各种议论，但让他们自己也看看书，那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有那时间他们还要煳猪头呢。
在农村的那几年，我不仅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甚至还非常愿意让这种习惯与别人共同分享。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习惯在我回城工作后给我带来了一场大祸，差点让我变成了“反革命”。
那是1976年，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的我，因为有些写作基础，加上在车间表现的出色，被组织上临时抽调到单位的政工组（也就是现在的党委办公室）驻勤。
四月初我又被单位送到丰满干部培训班学习。
1976年1月8日
4月4日是清明节，群众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朱德、李先念、许世友未参加），讨论这个情况；并向毛泽东作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说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决定当晚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报告得到重病中的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发现花圈被撤走并销毁了，守护花圈的人也被抓走。于是，数万群众异常气愤，强烈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广播宣传车”在混乱中受到破坏，所谓“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小楼着火。9时半残酷镇压开始了，这就是“***************”。
4月7日经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所谓“现场报道”，诬称***************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在上海、天津、杭州、郑州、太原、西安、青岛、合肥、成都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众运动。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污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清查、大搜捕 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开始了。“四人帮”亲自策划，搞所谓“双追”运动，即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四月中旬培训班结束我回到单位，单位就成立了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的办公室就设在政工组，我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公安机关和上级部门转来的追查线索，整理后由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处理。
就在我天天为这项工作忙碌的时候，一张无情的大网正在向我撒来。
4月24日上午8时，我刚刚打扫完办公室的卫生，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听见里面说：“我是公安处，请问你们单位有没有一个叫宋福章的人。”
我忙问：“是什么谣言。”“是关于周总理遗言方面的谣言，请你们尽快先党委汇报彻查，并把追查的结果速报公安处。”
撂下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宋福章侄女说的这个小道消息不正是我三月份一天中午回班组吃饭时给大家讲的吗。
对这次追查反革命谣言运动的政策我是很清楚的，上级文件规定，对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一定要彻底追查，一定要查出来处，对传播者只要能说出谣言的来处，就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不出来处的，乱编出处的按制造反革命谣言者论处。
四月未的天气虽然已经很暖，办公室里的温度也很适宜，但我浑身还是在不住的战栗，大脑在飞快地运转着，这条小道消息我是从哪听来的？但此时的大脑是一片空白，两眼直直的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到了这时，我是真的恨自己的这张嘴，一天天地得瑟什么呀，显你自己能耐咋地。
这时，同事们都来上班了，已经没有我再思考的时间了，必须马上向领导小组汇报。我强作镇静地走进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向领导小组组长、党委吴书记汇报了公安处的电话内容。
吴书记听的很认真，并做了记录，之后拿起电话叫保卫科长马上到他的办公室。
我在回我办公室的走廊里，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走不起来，我在设想着保卫科一会肯定去传唤宋师傅，宋师傅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可我去哪找谣言的来处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完了，找不出来，谣言就会落在我身上，我就是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我的政治生命就会到此嘎然而止。
回到办公室，党委组织干事老徐看我的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忙说没什么，只是胃有点不舒服。老徐还在那絮絮叨叨地说：“那你是不是上医院看看呀”我心里说看个鬼呀，一会我就要被抓起来了，大家来看我吧。
我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窗外即将开花的杏树，心里是那个烦呀……叮铃铃，电话又响了起来，着实把我吓的一哆嗦。我一把抓起话筒，里面传来的还是早上打电话的那个人的声音：“请问宋福章那个谣言线索向领导组汇报了吗”我心里骂那个该死的护士，嘴里却说“汇报完了，正在开始彻查。”
快到中午了。办公室里陆陆续续地进来很多人，这些人我原本是很熟悉的，但今天看上去却都是那么的陌生，他们看见我在都没有和我说话，脸上的表情都是那么的不自然看我一眼就走，我知道，危机已经到来。
果然，保卫科长走了进来，他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后，对着话筒说：“是公安处二科吗，宋福章我们已经对他查讯了，他已经对谣言的出处做了交待，”说到这我发现他看了我一眼，我的心象骤然间停止了跳动。只听他接着说“我们下午会对这条线索继续进行彻查。”
为什么到我的办公室来打这个电话，为什么不在保卫科打这个电话，这不是明显地对我施压吗。
这个时候，午休的时间到了，平时我很烦的那个说话絮絮叨叨的老徐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关门时还特意看了看门外有没有人。“宋福章那个谣言线索已经追到你这了，下午领导组就找你彻查，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把谣言的出处说出来，说出来就没事了，你可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别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老徐语气很低地对我说了这些话。说心里话，看到老徐能这么说，我心里很感激他。
好事无人晓，坏事传千里。这话一点不假，我中午回到班组吃饭时，平时与我有说有笑的伙伴们今天都没有了动静，大概是已知道了我已经要被彻查了，都离得我远远的。对同事们的行为我能理解，谁愿意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我靠近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呢。
若大的班组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对着妈妈早上给我带的我最爱吃的大米饭和青椒炒肉，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
下午1点，我刚回到办公室，老徐就告诉我马上到党委吴书记那去，我知道，对我的彻查开始了。
吴书记的办公室我很熟悉，房间不大布置的很简洁，办公桌后面是一套书柜，左右两侧是沙发，对面是一个单人床。
走进吴书记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所有的领导小组成员，我像往常一样习惯地往单人床上一坐，因为每次开会人多时我都是坐在床上，但这次我没有那个待遇了。
“小王，你到前面坐”吴书记指着桌前的一把木椅说。
我抬头望去，只见吴书记的桌前放着一把木椅，我一看就傻了，这明摆着是审我呀。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椅子上。
“小王，今天为什么把你找到这来，恐怕你也知道了。我先问你，你说组织上对你怎么样？”吴书记慢条斯里地说。
我说：“组织上对我非常好，给我创造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也非常信任我，让我负责很重要的工作，谢谢组织。”
“那好，我问你，在追查反革命谣言的问题上，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上说的。”吴书记这回是直点主题。
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我马上就承认了是自己向宋师傅说的周总理遗言，但我确实想不起来是从哪听来的了，总不能说是我造的谣吧。
领导组成员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显然是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我们也不希望咱们单位出现一位反革命谣言制造者，但按这次运动的政策，你说不出谣言的出处，那你就是谣言的制造者，这一点，你在这工作，还具体负责收集整理公安机关和上级部门转来的追查线索，你是应该很清楚的”吴书记不紧不慢的话让我更加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情一旦摊牌，人往往就不象开始时那样害怕了。我说：“请组织上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定能想起来的，决不会因为我而让单位背上出了一个反革命谣言制造者的黑锅。”
吴书记说：“这个问题你一定要仔细地想，而且尽快地想出来，公安处那边可是在分分秒秒等结果。”
下班后，我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来到了江边。月光下的江水平缓地流向下方，可我的心却向大海一样波涛凶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天的功夫，我就从天堂下到了地狱。
我抽上一支烟，仔细地想着我是从哪听来的谣言，谢书有？不对！大车子？回城后我们是挺爱在一起神侃的，但没有这方面的印象啊，也不是。老张、老李、老王、老赵地想了一大堆，也没有想出头绪来。
望着地上一堆烟屁，再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不能再想了，再晚回家父母就要着急了。
回到家，妈妈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去同事家了，问我吃饭了吗，我说吃过了。洗了洗，我就睡下了。
梦里我被撵回了车间劳动，还指派专人看着我，穿着上白下蓝公安制服的人天天地来审我，峥亮的手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第二天一上班，老徐就对我说：“这几天你就不用负责收集整理公安机关和上级部门转来的追查线索了，你就在打印室里想那个谣言的出处，公安处盯的特紧，说三天后你再想不起来，就要把你带走。你可要好好想啊，到那了可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了”老徐的话让我更加六神无主，是啊，到了专政机关不死也得扒层皮呀。
在打印室的小屋里，我拼命地想啊，想，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四姨有一天到我家和我父母聊天时被我听到的，可我四姨又是听谁说的呢？这可不是小事，我得回家问问四姨，看她有没有出处，如果没有，怎么地也不能说出我四姨来，宁可自己扛着，也不能让我四姨来背黑锅。
晚上回到家，我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对父母讲了。平时就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爸爸当时就蔫了，要知道这种事在当时是最大的政治运动，平民百姓怎么承担得起呢？爸爸是一个劲地在那埋怨我，数落我“你那个破嘴怎么就那么欠呢，你天天不好好工作，你总白话什么呀？”妈妈的文化不高，但胆子要比爸爸强。“你在哪叨叨什么呀，孩子本来就上火了，现在的社会谁不说几句呀，儿子，别怕，要是进监狱妈替你去。”妈妈的话虽然不却实际，但还是让我的心里很暖。
四姨来了，我把事情对她一说，四姨也说，你看你这个孩子，在家听听就得了呗，怎么还到外面说去。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忙问四姨：“你就说说你是听谁说的吧。”当听四姨说是听和她家住在一起的邻居说的时，我又为难了。
四姨住的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的住宅。多年来，两家因为厨房使用问题一直闹的很僵，四姨就是听那家在造纸厂上班的女主人说的。那个女主人平时就凶的很，四姨在平时总是让着她，但还是隔三差五地找茬与四姨吵架。这下好了，不用人家找茬了，自己送上门去了。追谣追到四姨那，四姨就的把那个冤家说出来，你想想，那个冤家还能善甘罢休吗。
四姨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冤家啊，现在也顾不上那个了呀，问我就得说了。”
第二天，也就是公安处下的最后期限那天，我“招”了，把我的四姨供了出去，老徐也为我松了口气。
出了我这件事后，单位又收到了很多谣言线索，追查的结果是科室干部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后来党委吴书记自己也惹火上身了，个个在那作检查，搞的真是人心慌慌。
这年的十月份，“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十年文革浩劫”结束，中国的大地上逐渐地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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