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过马世芳在台北的家，但他成长的客厅，却是当年许多台湾老音乐人来往出入的场所。而当我坐在邱大立广州出租屋的客厅中，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上蹿下跳的六只猫，其中有一只毛色镫亮的“小黑”叫“美丽猫”，是因为和唱《美丽岛》的歌手在广州吃夜宵时捡回来的，他家的客厅里也挂着少数民族歌手所画的胡德夫的画像，然后是满墙的唱片，以及他最爱法国女歌手的倩影。
许多年前，记忆中第一次见邱大立，是和当时的师兄去他位于“陈田村”的“豪宅”里翻打口碟，后来，这样的生意在校园里传了几拨人，便慢慢消失了。许多年后，他的家搬到了城市中最旺的商业区附近，大隐隐于市，而家里和当年的状况也差不多，合租的有些租客会害怕他养的那些猫，但他说自己是“大房东”，给一半的租金，所以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们后来到小区附近他曾经开过唱片店的地方转了转，第一家店如今变成了卖文具的地方，第二家店几经易手，现还在装修，他比划着那些六角型的
和活跃在娱乐圈最前线的艺人相比，写乐评的人甚至和“幕后音乐人”有很远一段距离，但马世芳觉得，作为意见领袖，这样的人群是一直需要存在的，今天，再用“苦行僧”或者“打口教父”这样的名号来称呼邱大立或许有点过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他们的生活，除了许多唱片、许多音乐人的名字之外，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那活蹦乱跳的六只猫和一段剪不断的，长长乡愁。
本来这次计划中，香港的袁智聪先生也是我们的采访对象之一，只可惜他身体不适，未能完成采访。但据闻近来他打算重新开办音乐杂志，不禁回想起他过去坚持办了十年而停刊的《音乐殖民地》，希望这次能做得更好。
“欢喜做，甘愿受”
马世芳台北城市地图：买内地书最常去诚品信义店的简体馆，买CD最常去诚品敦南店的音乐馆，买台湾书则常去师大路“政大书城”，因为折扣很漂亮。我并不是时常看演出的人，去live house看表演，多半是为了工作。会去的不外乎“河岸留言”、“海边的卡夫卡”（平常是咖啡店，晚上间或有演出
马世芳和邱大立，一位在台北，一位在广州，都在从事着音乐评论的工作，都生于1971年。前者在近来推出的乐评《地下乡愁蓝调》中回忆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华语乐坛和世界乐坛的发展变迁，从自己成长的经历、自家客厅里来往的音乐前辈中，找到时代大背景中的小故事。后者在广州，一直过着最朴素简单的生活，接近清贫，却常接待来广州演出的摇滚乐手，养了六只猫，其中一只，是和台湾民谣前辈胡德夫一起在广州吃消夜时“拯救”回来的黑猫。而关于胡德夫的坎坷故事，在马世芳的书中，有详细记录。
■达人简介
马世芳
1971年夏生于台北。写作者、广播人、music543.com站长。父亲是作家亮轩、
马世芳的书中有不少父母年代的老唱片回忆，这张是过去的“钻石合唱团”老照片。
披头士的唱片是他16岁的珍贵收藏。
“不必为实践理想而自我剥削”
马世芳：首先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乐评人”。在内地，或许“乐评人”是个斩钉截铁的标志，在台湾，情况却是完全两样——近二十年来，台湾的媒体几乎从来没有能够创造出真正对音乐
信息时报：为什么会出这样一本书？
马世芳：这个集子收录的是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6年的系列文字。这十多年的时间，我累积了近百万字的音乐文章，选入这本集子的，主要是其中抒情
信息时报：在内地或者香港，某些独立乐评人（不依附任何大众媒体），似乎都要寂寞而艰辛地坚持自己的事业，袁智聪在香港办《音乐殖民地》，做了十年又停止，你觉得在台湾的乐评人情况如何？
马世芳：闽南语有谚云：“欢喜做、甘愿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当事情变得不好玩了，或者搞到必须为了“实践理想”而不断“自我剥削”，可能就是不妨歇一歇的时刻。我非常敬佩袁智聪先生，《音乐殖民地》曾经隔海启蒙了我们一整代人，我们欠他很多个谢谢。然而我相信他也不会时时提醒自己是多么“寂寞艰辛”，而宁愿开开心心地做着这些的。
信息时报：你觉得对于一位评论者而言，需要保持的底线是什么？
马世芳：有几条个人原则，尽量不去违背：一、避免不懂装懂。二、少用最高级形容词。三、文字以通顺为佳。
信息时报：音乐、唱片行业被很多人说每况愈下，和娱乐市场不同的是，现在似乎越来越少人买唱片和有耐心听完一张专辑，作为乐评人，你觉得将来会否随着唱片行业的式微成为夕阳行业？
马世芳：唱片业或许会式微，音乐制造业则不会，只是贩卖音乐的方式改变了。而不管在任何
邱大立广州城市地图：看演出：枕木136、191Space
吃饭：刨猪汤（广州大道）、木桶饭（黄埔大道）、辽北饺子馆（石牌东路）、川湘菜一条街（体育西横街）、广东现代舞团露天餐厅（水荫路）、常兴农庄（长洲岛）
最喜欢的地方：岗顶唱片一条街、站西路服装批发
早上跑步：二沙岛江边。
与父母关系，精神上近乎“野放”
信息时报：书的背面写着“献给父亲和母亲走过的年代”，你觉得父母对你今天从事的工作和整个人生，有多大的影响？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马世芳：父母亲给了我们一对兄弟一个满载着书本和音乐的家，进进出出的朋友也不乏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创作者、最受景仰的文人、最富理想的文艺青年。我很早就不大会“怯场”，也比较能用平常心去看待所谓“艺文圈”或者“演艺圈”的种种，毕竟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多少也算“见过世面”吧。
父母亲几乎从不引导甚至暗示我们该读什么该听什么，他们对我们两兄弟的教育方式，精神上是更近乎“野放”的。父母亲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以大人对大人的口吻和孩子们说话，他们尽其所能提供我们“长见识”所需要的材料，然而又从未用自己的期待去强加在我们身上。也因为这样，我们兄弟俩必须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起完全的责任。这条路未必来得轻松，我却必须对父母选择这样的教养方式，郑重说声谢谢。我和父母的关系还行，结婚后不住一块儿，但还是常常跟媳妇回去吃饭聊天儿，我们能聊的话题还不少。我很关注父亲的博客“亮轩笔记”，我认为他近年的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颇多精品，该有真正内行的编辑替他整理出版，他值得被更多青年读者认识。我和母亲偶尔会一块儿工作，我曾在她的电台节目担任单元来宾，也邀请过她来上自己的广播节目，聊得挺好。最近我们母子一齐在淡江大学主持了纪念李双泽的演唱会，
音乐可能不是生活中最重要部分
信息时报：乐评人的生活，是否大部分都贡献给了唱片？例如旅行的时候要找“宇宙塑料人”，每次到境外带回最多的也是唱片，平时逛街去得最多的也是唱片店。
马世芳：我真有这样的朋友，
马世芳：做广播始终很自在，并不觉得累，也不大把它当成“工作”，没有那种严阵以待的压力，却总是很有成就感。网站是“工作”，不可知的因素最多，牵扯的旁人也最多，所以压力最大，很难说时时刻刻都心悦诚服地“喜欢”，但总还是有许多好玩儿的事情可以做。写作是一辈子的志向，心里知道还差得远，所以会战战兢兢地写下去。没玩儿过而心向往之的事情倒是不少，像是一直想正正经经选几个帖来临，像是我能弹还可以的蓝调吉他却从没在人前跟别人合奏过，像是试着亲手为自己的文章画插图设计封面，像是某些长程旅行计划。曾经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担任专辑
信息时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马世芳：希望个人的第二本书能够在2008年完工。我想这次尽量绕开“音乐”，做些不一样的内容。1995年曾经和一群同学合编《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选出1975至1993年的一百张经典华语专辑，影响颇大，绝版多年，始终有人呼吁重出。我们正在重新整理这个企划，希望在2008年能够完成该书的更新版本，将论述的时间延伸到二十一世纪。这是一桩大工程，家母也会参与制作。“五四三音乐站 （MUSIC543.com）”将有大幅度的改版，总地来说，2008该会是“大破大立”的一年吧。
墙上是大立最爱的法国女歌手，收藏了一整套唱片。
■达人简介
邱大立
生于1971年，安徽人，到广州十几年，现为独立乐评人。曾在杂志社工作，看过大门，开过唱片店，被称为“广州打口之父”，从卖打口碟逐步走上乐评道路。为国内多家媒体撰写乐评。
一意孤行，为他们听完未听的唱片
邱大立：要忘记你和被评论的音乐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他（她）是你的朋友还是你鄙视的人，要以客观事实为判断标准。不说违心话、不抱成见、不使用有污染倾向的词语、不暴露过多的个人趣味。
信息时报：多年来你一直处于独立“个体户”的状态，这样的过程中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邱大立：和编辑搞好关系但又不致于失去一个最基本的尊严。因为一个人要是习惯说真话，就得付出被一个个媒体接连封杀的代价。在国内的乐评人中，我得罪的编辑应该是最多的了。但我不怕得罪人，我只怕得罪我自己。收入极不稳定。曾经在服装厂看过五年的大门，在两家杂志社工作过。
信息时报：音乐、唱片行业被很多人说每况愈下，和娱乐
邱大立：即使有一天唱片只能在旧货和古董市场上找到，我也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我一直对别人说一句话，“一切只是暂时的。”艰难时，我们勉励自己。顺利时，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应该信任并热爱人类的创造性和不妥协性。
信息时报：你觉得这个时代还需要“打口”吗？
邱大立：当年买流行音乐打口碟的人，都是赶潮流的，他们现在已顺利的回归到他们没听音乐之前的队列里。当年想听一些非常独特风格的人，他们的欣赏趣味被写进了乐评文章中，发表在杂志上。这股‘不合时宜’的趣味最后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听外国音乐的人几乎都成了摇滚乐迷。在中国的今天，很少有听BackStreetBoys（后街男孩）的人。即使有，最多也是孤家寡人。每个时代都需要“打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残缺的部位，一个裂出来的口子可以让长期
邱大立家中最多的是唱片，其次的是猫。
邱大立广州家中，墙上挂着胡德夫的油画。
在网上听音乐耳朵会痛好几天
邱大立：大概3500至4000张左右。只有给媒体写一些新唱片评论但没有收到唱片公司的寄碟时才被迫从网络听。听完网络，耳朵会痛上好几天。大多数时侯还是听唱片，那种感觉像是和一个老朋友的不定期见面。宁可从网上
信息时报：你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邱大立：基本满意，最忧虑的是时间不够用。
信息时报：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计划？
邱大立：争取有机会把自己喜欢的法国音乐人请到中国来演出，编辑法国音乐系列丛书，一直写作，但渐渐偏离音乐类。
日渐忙碌的朋友们
信息时报：你今天从事的工作，受到什么人的影响比较大？
邱大立：上世纪，影响我的人是家乡“太空”音像店的老板，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店里磁带的品种可以达到上百种。一种妒火中烧的强烈刺激驱使我走上今天的道路。这个世纪，是孙孟晋（上海乐评人）。
信息时报：什么是你理想的工作？有哪些工作是没尝试而很想做的？
邱大立：目前理想的工作就是写乐评以及向别人推荐自己喜欢的唱片。未来最希望从事
信息时报：这些年来，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写乐评到现在？
邱大立：1996年春天，我离开广州，去天津，住在一个朋友家，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晚上经常听The Cure的《Wish》。夏天回到广州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很多当年一起听音乐的朋友都忙碌于日常生存了，与生活相比，他们现在不需要音乐在最难忘的时段曾经带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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