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还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一段对深爱一生的人的迷醉表白,曾深入了无数人的心,或悲凉、或昏眩、或幸福,它便来自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L’Amant)。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这部小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并以这部小说的巨大反响与震撼效果,被誉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她用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情人》,充分的展示了她一生的情感,已是70岁的杜拉斯依旧以包含的生机与激情,将那沉淀得太久太久的情感闸门打开,这不能平息也无法平息的处在心的最柔软地方的一段爱情,使得杜拉斯永远保留着那年轻时的炙烈情感,并在《情人》的黑色情绪里给予每一个有爱的人一种变幻多端又令人沉醉的解答方式,《情人》让每个人的目光在与她的文字接触时,就体味经历了一场抵死缠绵、生动、鲜活而又如此绝望、无力的爱情。而杜拉斯的美丽便也如黑夜的大海一般慢慢展开……
《情人》的内容大于情节,她看似只是描写了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男人的
但当一切的细节变的明显时,《情人》绝非仅仅是一个故事,也绝非对回忆中欲望的疯狂眷恋,这是杜拉斯和作为她的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它代表着太多的事物,,深入到有爱的爱情和无爱的爱情,小说中对于普遍现象,既至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照不同的层次及预测度引起极度的痛苦,但在这一层之后却掩藏着对于真爱的眷顾与迷恋。
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一个才十五岁的白人少女,邂逅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继而发生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一边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边是并不纯情的男人,“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少女一厢情愿甚至为之着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快乐要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故事的结局似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看似是在情欲与性爱的冲击下显得深刻,在肉体之爱的吸引中享受着一瞬即逝、不可名状的欢愉,疯狂而堕落,似乎只是在虚幻中放纵,在激情中迷失,幻化为对一场激烈的性爱的回顾。
但来到了《情人》结尾,那个中国情人给她打来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她死。”既而上溯回首整个故事,我深深地体察着杜拉斯的无限伤痛,那又是一种超越了爱情的爱情。与现实中的她连在一起,1993年,当78岁的杜拉斯得知她的中国情人去世之后,居然会重新把她这半个世纪以前的恋情故事再写一遍,这就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那种情感的力量,总是充满着巨大的活力,在时间的飘逝中生生不息。肉体的欢爱是短暂的、瞬间的,但真实的爱情却是不渝的。在与时间的长度比较时,爱情总是显得更加恒久。正是那情感记忆,使得面容枯萎的杜拉斯随时可以返回到当年湄公河轮渡上那个十五岁半的,神采飞扬的年轻时代。她笔下的爱情永远是对灵魂的纯粹欣赏、纯美讴歌,灵魂与肉体超越时空使死亡在真爱面前微不足道,幻变为一种历久弥坚的永恒情感。
在回溯性的叙事文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绵长而又宽广,正如安德烈•莫罗亚在“序”中所说的: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深刻地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而杜拉斯的《情人》,
《情人》中绝望无助的性爱,无言悲怆的离别,爱到尽头的孤独感,令人痴迷。杜拉斯,把爱情的本质阐释出来,在那份伤痛、那份伤痛到绝望的无助背后压抑着尘封的爱情,这份无法理解只可体察的恒远的美丽成为了杜拉斯文本的核心。
杜拉斯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是新生的用自主的思考自决审视内在欲求的作家,她为了《情人》的真切,走入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爱,抛除道德的心灵枷锁,看似的沉默,也成为攻击中的对峙状态。
“……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他在颤抖着。……他……只顾说爱他,疯了似的爱她,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喜欢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即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我认为他有许多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我想:他的脾性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爱的,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的唯一是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无以言说、深深掩藏的爱情就在道德的边缘带上了深深的矛盾,选择爱情意味着接受道德上的否定。道德被否定了,但道德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渗透到思维深处,甚至成为衡量爱情的标准。否定道德成为肯定真实爱情的前提,深深理解了道德的人在尝试一种无道德的爱。催人泪下、可为之去死的爱不被家庭接受,不为社会接受,甚至不为自我道德评价接受,杜拉斯在自我与社会道德构架之间横上一枚利剑,使它们不能共存。否定的道德曾经预示了爱情的不可能性,可真切的爱的感觉将预示新的道德的可能性,于是杜拉斯在《情人》、《乌发碧眼》、《广岛之恋》中,杜拉斯以非常平静的语气讲叙道德边缘地带人们的生活。矛盾仅仅是矛盾,痛苦仅仅是痛苦,没有对错,只有善对人们造成的摧残,恶却使人们回归到精神安宁的片刻。人们没有思考,只有记忆;没有反抗,只是
杜拉斯又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深沉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对
“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这是晚年的杜拉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诠释。孤独与无助,是她生命的主要元素,不懈创作,是她活着的动力之源。“情人”的存在永远是杜拉斯命运中的一束光芒,是对不幸生命的一种慰籍。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籍。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那是一种安慰。”
就这样在《情人》的旷世爱情里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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