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对2020年远景目标不感冒 (46/2601)

为什么要谈论2020年?政治家和官员会时不时挂在嘴上，这不奇怪。因为执政党承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从那以后，官方在规划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医改、教育、国有企业改革等等之时，2020年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但对民众，对很难“诗意地栖居”的个体来说，2020年显得有点遥远了。尤其是在倒闭、失业、救市等这些考验神经的词汇天天出现在眼前的时候，2020，重要吗?谈论2020，对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执政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召开当天，国家统计局适时发布监测报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进程呈稳步上升趋势。2000年以来，实现程度平均每年增加1.9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7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是进展最快的一年。“按此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完全可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还真有网络媒体较上了真，对网民进行了调查，结果竟有接近60％的参与在线调查者认为上述报告是在“吹牛”。人们对“嘴上说说，墙上挂挂”的东西实在是太反感了，见得也太多。倒是一些直接发钱发物的建议，颇能引来叫好之声。可不只是一般老百姓会这么想，常往中国跑的“欧元之父”蒙代尔也类似，一些专家也郑重提出同样的建议。

这个微妙的对比其实是一件大事。想想看，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力图复兴的民族，一个天天也在琢磨“爱国青年是如何炼成的”民族，是不能没有伟大愿景的。但经济一困难，普遍的声音就是分钱分物。声音喊得大的其实未必能分到多少，不喊的，说不定早就分到了。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老百姓、以及深以为民请命自许的部分精英，一到困难时刻，就提出要“分”，特别是那些早已分到手了的群体，是不是还该继续“分”呢?

人们担心的不仅仅是能不能实现远景目标，更在于怎么分。对于2020年而言，这正是一块做大了的蛋糕。人们普遍相信，执政党所界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020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甚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有能力实现，更可能会提前实现。但人们对未来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受保障水平、公平正义程度等抱有怀疑。这也是对于2020的远景目标，人们不那么激动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的2020”带给今天困难时刻的人们的最重要的课题。即是说，未来的翻两番，带给这个社会的也许是更大的考验。 

政府

受考验最大的首先是政府。民众对政府越来越“挑剔”。原因看上去也比较简单：民众觉得政府拿得太多了，并且这种印象越来越深。腐败只是在加剧此类不良观感。如前所述，人们现在甚至不太相信政府花钱去拯救经济，而宁可想把钱分给老百姓算了。相信不会有多少人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科学”的想法，但感性经常战胜理性。

况且，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证明，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被归入国家所有的制度和政策并不少见。证明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调整通货膨胀后的财政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如果哪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一定会是一条特大新闻。同样是经济发达地区，有的地方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就是因为政府拿得少。拿得少，具体原因很复杂，经常是经济结构决定的，比如小企业多，收税难。政府喜欢上大项目，也是因为抽税容易，不光是因为上级容易看见，而老百姓怎么说无所谓，替老百姓的权益考虑得比较少。

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清单里包含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其实，这些目标最初的提出是偏保守的。比如说，十六大提出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2007年就达到了1.3多万元。关键还是未来国民收入中政府和民众各拿多少。核心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大国企，一个是税。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分红，减税，财政盈余返还民众，等等，这些字眼将会被反复提及。

民众对政府的挑剔，有大事，有小事。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这个分配关系。到2020年这段时间，这个关系是否会发生根本性逆转?普遍认为，政改不推动，难以解决——准投票，就把钱花给谁。而现实是，在2020年远景目标里，政治体制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最明确的是政府改——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就是服务型政府。

问题是，应该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使得这个“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老百姓到政府办事像逛超市，而是现在人们普遍议论的“还利于民，还权于民”。

用手投票不行，就“用脚投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竞争。用脚投票出现了，那么“还利于民，还权于民”的政府一定更有吸引力。其实，在多年的民工潮中，早已隐约出现了这种竞争。只是中国人多地少，廉价劳动力太过充沛，这种竞争难以形成大气候。但按照现在执政党的计划，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如果成功，加上户籍制度的改革、人人享受社保、社保全国统筹等实现，也许将催生真正的“用脚投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预计，到2020年，人力资源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城乡就业的体制分割基本消除，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在法律保障下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将成为现实。

好政府，不一定是自己做好事，是有办法让别人做好事。好的中央部委，也不一定是直接做好事，是逼地方政府做好事。最高明的政治艺术，常常不是自己跳到前台，而是在无形中让别人做了好事。毕竟，中国太大了，情况太复杂了。

福利与经济增长

如果一些重大改革如预计的那样在2020年实现，人们将会发现一个福利社会的雏型。人人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人人享受社保，失业半年以上者得到有效的就业援助，等等。对政府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善意。对民众个人而言，这样的未来也是乐见其成的。

只是善意不一定就带来善的结果。对于这点，期待着未来享受更多福利的人们应该心中有数。实际上，对于福利到达什么程度，各方面是有分歧的。有意思的是，对于同一个福利现象，不同的人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一位学者记载了到巴西旅行时的一个小故事。他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这位学者问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出租车司机回答说：

“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这位学者继续问道：“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看来，有些民主国家道路比我们的差，未必就是我们的光彩哩。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2008年年底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这个事实已经让多少人“怒发冲冠”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的5.4％，中国占3％。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占GDP的10.4％，而中国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三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在有的学者看来，这是典型的“拉美化”的表现——非指社会两极分化的拉美化，而是民粹主义的拉美化。按照这派学者的意思来理解，这虽然证明中国教育之悲哀，但并非就是拉美国家之福。颇有趣味的是，民粹主义的拉美化，初衷正是为了解决另一种意义上的拉美化——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却是，非但没有缓解收入差距，反而因为阻碍了经济增长拉大了收入差距。

这是否说明，2020的福利社会雏型，可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更现实的是，在经济困难时刻，暂缓或克制社会权利的落实(比如暂缓最低工资的调整)也许是有道理的。当未来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福利职责，如果出现了另一次的经济困难，会不会出现财政困难带来的社会危机?在那个时候，政府会割谁的肉?“选票重于公路”的拉美国家，不也选择国有化?那样的政府，一方面向民众大派红包，一方面也是带头搞垄断。

拉美国家和中国当然不能简单对比，两者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根本不同。但拉美化提醒我们，福利是好东西，政府搞福利就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一，政府最大的心病来自于内部。福利社会，公务员群体也要求至少处于社会中等水平以上，绝少有国家例外。不然没人干活。而这一点最让民众反感，虽然就个体而言，大家一直在疯狂往这个队伍里挤。第二，政府总会感到钱不够花。如果没有强力约束，或者国有化过度扩张，政府会带头搞垄断，或者税收过度汲取社会资源。

价值观为什么重要?

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重温“我们的2020”，并不是画饼充饥。历史表明，越是在困难时刻，价值观的东西才越重要。所谓罗斯福新政也不只是干巴巴的几条措施。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四大自由”(即，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各种版本的新政完全最后可能“用面包换走了自由”，或者“面包让我们更不自由”。

记者近日参加了一次行业的年会。虽然各方都彬彬有礼，但言谈间还是暴露出在经济困难时刻，这个行业各个链条(制造商、经销商、大卖场)之间在利益上的紧张关系。凭借经济理性，当事人知道“抱团取暖过冬”才是上策，但长久以来商业伦理的缺失，却使得这种紧张关系不能及时化解。这和经济困难使得官民关系雪上加霜是一样的。遭遇无论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在价值观长期得不到滋养后的经济困难时刻，容易变得紧张。这个时候，出一两个浑水摸鱼的骗子不足为奇，怕的就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紊乱。

尤其是在政府频频出手之时，梳理和坚定价值观更是重要的事情。今天的拯救经济和未来2020的美好愿景，最需要连接的地方就在于价值观。比如说，2020年时将承担更多福利职责的政府和今天救市的政府之间，会有多大类似性?为了防止失业的冲击，要求企业尽量不裁员，或者规定裁员多少需要报告政府，那么未来要实现就业更加充分的话，政府会怎么做?试图想象一下，更高福利水平下的政府怎样面对经济困难时刻，并不是一个无聊的思维游戏。

如何拯救经济，是更强调“放水养鱼”，还是更偏重于政府自己上大项目，是更强调释放社会的创业活力，还是更偏重派发红包，对未来都是有启示的，可以说对未来是起一定决定作用的。现在人们都在大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官员讲得最多。但官员怎样去做，就有天壤之别。所以中央领导人在最近的地方视察中，经常强调要尊重市场规律。我们这个体制里，有时候太服从政治需要，就是对社会、经济的最大扭曲。

同样，对慢慢到来的福利，不问价值观的做法是最有危害的。政府救市，措施选择上其实是高度“政治化”的，福利建设同样如此。政府系统内外，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涉及的关系重重叠叠。处理不好，没有价值观的引领，也和今天经济困难时期一样，会出现这些关系的紧张，甚至紊乱。

无论是拯救经济，还是福利建设，都从根本上改变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哪个社会都离不开一个救火队长，但都知道社会不是靠救火队长运转的。同样，哪个社会也都离不开一个“送温暖”队长，但社会也不是靠“送温暖队长”来运转。

记者在前述行业年会，既体会到与会者对政府拉一把的急切渴望，也深感经济关系伦理的匮乏。后者才是最致命的。未来的福利社会，如果人们同样急切盼望政府拉一把，但经济、社会关系还是如丛林般，那将是多么冷漠、脆弱的社会!

简单地讲福利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是冲突的诱引。福利上面还有一个“道”。但愿我们不是只在困难时刻才体会到它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从2020的愿景看现在，再从现在看未来，得到的一点小小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