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山寨版】我对“山寨时代”的看法［原创］ (19/509)

　　“山寨”行为的本质是侵权、假冒，是对知识产权的无视。警惕一个早已在国人意识存在的“山寨”式思维，不要真的发展成一种“文化”，这应该是内地文化界所有有识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山寨”症候群

　　“山寨”是最近新造出来的词。据说源出于广东，也可写作“山砦”。最初是被用来借指“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说白了，就是对某些知名品牌所进行的低成本仿冒)，后来又有热心的知道分子，将该词的辐射面无限扩大，用来泛指盗版、克隆、仿制等类似行为，进而造出“山寨文化”的说法，来对应和涵盖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模仿现象。凡此类推，现在大家谈起“超女”、“快男”等模仿秀冠军，可统称“山寨明星”；谈仿冒手机，可叫“山寨机”；而像“芙蓉姐姐”、郭敬明这类网站或出版商包装出来的人士，也可称“山寨名人”。

　　在网上看到一个“山寨产品大全”，图文并茂，应有尽有：方便面从“康师傅”发展出了“康帅博”；“雕”牌洗衣粉成了“周佳”牌；PUMA运动衣成了PAMA，连原品牌上的豹子标志都改烫了卷发；其它如“三粮液”、《哈里·波特与大漏斗》、“雪霸”(仿冒雪碧)、“啃他鸡”快餐(还就开在“肯德基”边上)、“粤利粤”饼干(显然是冲着近年猛打广告的“奥利奥”来的)……“大全”下留有网友感言——“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人们的脑子太牛了！”

　　留言网友感慨的对象还是“小器”了些，更“牛”的事，其实还多得是——比如最近媒体披露的某网民已成功融资近百万、据说已经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的“山寨春晚”；比如那位几个月前就已凭玉照走俏博客、搞怪直追“芙蓉姐姐”(忧郁的表情，魅惑的姿态，夸张的打扮，照片上的脸大多都从45度角摆姿)的“山寨圣女”……在娱乐、媒体与市场已日渐难分彼此的年代，是很难给人们的想象与行动能力，框定一个鲜明的界限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可能比简单地框定界限更值得大家深究——在我们的身边，到底有没有一个以“盗版、克隆、仿制”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山寨文化”？如果有，它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它又对业已成为“传统”的那些流行文化(甚至精英文化)做出了怎样的丰富与消解？

　　“山寨思维”源远流长

　　仅仅依据一两份能引发读者黑色幽默的“山寨产品大全”，就判定“山寨”行为已经催生和构成了一种“文化”，当然是一个草率举动。“山寨”行为的本质是侵权、假冒，是对知识产权的无视。模仿、拷贝、复制、盗版、克隆、仿冒、山寨……这些在过往几十年间“递进”的称谓背后，包藏的本是同一种行为，但细察它们在人们嘴里的变迁：前三个里有落伍者的追赶心情，中间三个则多了牟利的急切，后一个则分明有了某种程度的“处之泰然”和“理直气壮”。当这种“处之泰然”和“理直气壮”一经媒体和娱乐项目放大，成为人们思维中见怪不怪的一环时，它对文化和原创精神的威胁才刚刚开始。

　　“山寨思维”在人们大脑中的滋生，远要比“山寨”这个词的出现早得多。早在被今天一些文化人们竭力神化的“1980年代”，我们今天的许多流行歌巨星，在他(她)们青涩期的录音棚里都干过同一件事——“扒带子”(把欧美原创歌曲的旋律配上本土词作，进行翻唱)；到1990年代，“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以及与他同时期的许多歌手，诸多名歌里有太多是取自日韩；到2001年，因相对持久而有效的坚持，已成为内地摇滚最重要唱作人的郑钧，在其原创专辑《郑钧=zj》中，赫然收录了“扒”自英伦摇滚乐队Coldplay(酷玩乐队，1998年出道，比郑钧出道要晚得多)的《流星》(原歌名《YELLOW》)……这里列举的还是大家日常记忆中最易做出反应的流行歌领域，至于一贯爱进行创意移植、共享，甚至不断因此引发官司的影视界，类似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如果说流行歌和影视界的“拿来”或“山寨”做法，很大程度上有其行业特有的游戏规则可用作分辩的依据，那么从出版业1980年代大量出现的“全庸著”、“古尤著”武侠小说，到后来的女“王朔”，再到“80后”商业写手不断通过媒体曝出剽窃事件，则实在找不出什么“业内”的规则和理由。有趣的是，今天“见多识广”的人们提及这些，已很少有气力去声讨它们了，不少人更愿意把自己放低到周星驰电影观众的位置，去欣赏这些现实的荒诞。而更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敢这样的。倒退回遥远的1950年代，前程远大的青年作家王蒙会拍着胸脯力挺干过剽窃的商业写手进“组织”么？那么，这些年、现在，在国民的精神世界，在人们对创造力价值的理解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借鉴”与“山寨”的根本分别

　　“先是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发起挑战，甚至取而代之。”这是著名的百度搜索引擎对“山寨”行为所进行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界定。而“山寨”行为，尤其是“山寨思维”驱使下的文化行为，真的像说得那么简单和具备技术上的可操控性吗？不，这只是单纯的时尚享受者和懒汉们的理想与意淫罢了。技术浮表的差距当然可以通过模仿来缩短，但核心的、本质的，需要付出血汗的原创部分呢？曾经看到有人把宁浩《疯狂的石头》简单理解作盖·里奇《两杆大烟枪》的内地版本。两部电影盘根错节式的情节编织方式，或许有着一定程度的承继关系，但角色在各自生存环境下的体验与焦灼，却是不可复制与互换的。而这，才是《疯狂的石头》成功的真正原因。也恰恰是文艺上“借鉴”与“山寨”行为的根本分别。

　　《万历十五年》从1980年代早期就在中华书局出版，到1990年代中期，媒体和读书界似乎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青睐。再往后，因为移到了“三联”重版，才算渐渐升温。步入2000年以后，取材自宋、明、清各朝的山寨版“××年”也开始多起来，无一例外都是克隆《万》书的结构与口吻，黄仁宇作品中的实证神髓，仿书们却统统没有学到。其实，以治学精神和文采双重标准来解析，《万历十五年》不过是西式学术著作外衣下司马迁《史记》精神的重现而已。而单以治学方法和态度论，当代内地历史学术作品中比较靠近《万历十五年》的，恐怕倒是治清史的茅海建的两部著作：《天朝的崩溃》和《戊戌变法史事考》，而后两部作品，恰恰在结构与口吻上与《万》书截然不同。

　　“山寨文化”侵蚀创造力和廉耻心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句话，齐白石和梅兰芳都曾用来警示过******。现在拿这句话来警醒这些年被形形色色“山寨”思维诱惑和戕害的文化界，或许同样合适。当流行歌被一波一波类似“R&B”、嘻哈的“潮流元素”所困扰；当影视在缺乏分级和明确限制条款的前提下，盲人骑瞎马地摸索着建设“类型片(剧)”的成功经验；当诗歌作者们依然辗转于“国刊体”和“百年新诗”的泥潭(早在十年前的“盘峰诗会”上，我就亲耳听过一个当时声名显赫的先锋诗评论家说过一句“名言”——“原创性不重要”)；当小说纷纷“下海”变身为电视剧连续剧的“文学”版本，文学奖堂而皇之地成为市井左邻右舍式的生日蛋糕瓜分；当各地形形色色的“798”充斥了艺术民工们的发财梦和一知半解的邯郸学步……警惕一个早已在国人意识存在的“山寨”式思维，不要真的发展成一种“文化”，这应该是内地文化界所有有识者刻不容缓的使命。

　　毕竟，那种有心的、带着一丝危机感的模仿，与安之若素的“拿来”终归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本质，接近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精英；后者的心态，更靠近甲午战争前的慈禧和李中堂。而把无视知识产权、泯灭原创激情的行为升格为“文化”的鼓噪，则分明像极了八国联军入京前刚毅大学士误国的蒙昧——这一次误的，是国民在创造性和分辨力上的廉耻！可怜的山寨欢呼者，可怜的、被奴役而不自知的喽啰们，不要当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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