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30年来中国女性着装变迁 (22/149)

80年代流行的健美裤。(网友提供)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全国的女孩子夏天都流行穿红裙子,冬天都流行穿一身红羽绒服。(网友提供)

90年代流行的的吊带裙。(网友提供)

大连1991年流行的超短裙风韵独具（1991年9月21日发）。新华社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超短裙出现，加上“迷你”两字，曾经被部分保守媒介视为洪水猛兽。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对于服装诉求越来越趋向凸现个性、标新立异。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唐装开始走向世界、各式旗袍炙手可热，中国服装在全世界受到注目和尊重。如今，一步裙、吊带裙、泡泡袖……裙子冲破季节和式样的束缚，在一年四季、各种场合扮美着女性。

    1994年夏日，成都的姑娘们身着长裙走在大街上。当年，姑娘们的这种装扮曾被认为具有大胆、奔放、俏皮的特色。新华社发

2005年4月5日，两名身着夏装的女青年走在山东济南市泉城广场上。新华社发

2007年2月5日，三位女士穿着裙子行走在长沙市黄兴路步行街上。新华社发

    2008年3月4日，一名身着春装的女青年行走在北京西单商业街。新华网 文涛摄

2008年7月，两位女孩走在上海街头。(网友提供)

    新华网巴黎１０月８日电（记者 尚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它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相信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所有中国人都会生活得更好。” 曾经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过６年，今年３４岁的法国人戴凤仪（法文原名是Ｄｅｌｐｈｉｎｅ　Ｓｉｇｎｅ）在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如是说。

    戴凤仪说她１３岁起开始学中文，在伦敦大学获得了汉语本科学位。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戴凤仪断断续续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了６年，现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雷恩市的几所中学里教授中文。她说，虽然现在她人回到了法国，但“把心留在了中国”。

    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戴凤仪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搞经济建设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国改革开放却取得很大成功，其中凝结了成千上万“无名英雄”的努力。

    在中国工作期间，戴凤仪曾担任法国电视二台驻华记者的制作助手。对此，她介绍说，法国电视二台驻华记者岗位设立于１９９５年，就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在日常的外联、采访活动中，戴凤仪也感受到中国正在向世界逐渐袒露胸怀，“这对于法国人民、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在中国期间，戴凤仪还曾在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工作过。谈起这段经历，戴凤仪说，那段时间，到文化处参加活动的人不断增加，这种了解世界、走近世界的渴望，正说明中国开放程度不断深化。

    谈起北京奥运会，戴凤仪更是滔滔不绝。２００１年时，她正在北京工作，亲身感受到了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的欢乐。今年８月８日，戴凤仪在位于雷恩的家中收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直播。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全身心地关注一届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人很有民族自豪感，要做一件大事，就不会让世界失望。”她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集中体现，所有中国人都应为此自豪。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为表达自己的支持和祝福，戴凤仪还用汉语创作了一首歌曲《满身有戏》，并拍摄成ＭＴＶ，在互联网上播放。她说：“满就是全的意思；身是指身体，运动员参加比赛需要强壮的身体，而整个中国更是一个整体；至于戏，是因为我相信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能看到最精彩的表演。”

    戴凤仪说，相信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所有中国人都会生活得更好，中国也一定会呈现给世界更多的精彩。

　　开栏的话：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华夏大地沧海桑田；30年间，世界瞩目东方文明古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等一批批新名词的出现，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人惊叹。从今天起，本报国际版推出“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系列报道，介绍长期在华居住或多次访华的外国人的亲身经历，以独特的国际视角展现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阿弗塔伯·沙米姆教授是巴基斯坦著名的乌尔都语诗人，他从1972年起多次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14年之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阿弗塔伯教授在诗歌创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的作品主题就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阿弗塔伯教授因其在乌尔都语诗歌界的成就而享誉国内外，2006年被授予巴基斯坦“总统杰出贡献奖”。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以及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祝愿。

    “1972年7月至1976年7月，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在北京大学教授乌尔都语。”阿弗塔伯教授非常兴奋地回忆道：“那时，我每月工资600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了。当时的北京就像一个‘大村庄’，没有多少现代气息。人们都骑自行车，公路上的汽车很少，那时站在北京大学门口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看到一辆汽车——这些是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阿弗塔伯一家第二次到中国是在1978年至1981年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他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它就不能向前发展。但是当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时，我心中却有些疑惑不解。不只是我，很多普通中国人都难以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社会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人。我们尊敬他，非常钦佩他的远见卓识。”

    阿弗塔伯说：“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800元，中国人的衣着有了明显的变化，色彩越来越多，女士们也开始打扮起来。第一次去的时候，中国朋友不可以随意探望我们，必须提前经过批准。第二次去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尽管对外国人还有一些限制，但是中国朋友可以自由地探访我们。我的女儿也同一位中国教授的女儿成了好朋友，经常到她家去玩。”

    当时，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很少，阿弗塔伯和朋友交流需要通过翻译，好在他有很多学生学习乌尔都语，因此交流起来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说：“学生们都和我说乌尔都语，他们是练会了，可是我一点也没学会汉语。不过，我的孩子们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儿子还读了汉语言文学的硕士。”

    阿弗塔伯一家第三次去中国是在1989年至1990年，当时他到《中国画报》工作。这次他最深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很多外国旅行团来中国旅游，中外人士可以一起住在宾馆里了，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北京变得更加多彩。

    阿弗塔伯觉得，他第四次中国之行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回忆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建了很多宾馆和商场，市场也比以前繁荣很多，路上汽车越来越多。如果说第一次见到的北京是一个‘规划过的大村庄’，那么这一次我感受到的是它的现代气息和活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阿弗塔伯一家住在了北大校园里。他深情回忆道：“中国同行和学生们都变了样子，他们思想更加活跃，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各种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和学生们一起外出游玩，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

    阿弗塔伯最后表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注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市场上的消费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是一个在国际舞台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中国正在运用自身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发挥巨大作用。75岁的阿弗塔伯坚定地说：“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