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大仓健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张奚若这个人，完全是四方的，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之四边是非常的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一、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1924年张奚若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诗歌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其海归作风实为教授之典型。张奚若在学校的迎新会上，毫不留情地给新生泼冷水：“如果你来政治系的目的是为了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当一位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何兆武回忆说，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张奚若讲亚里士多德时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外还应该有“高尚的生活”，接着张先生感叹:“现在米都买到5000块钱一担了，单纯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高贵的生活？"
二、蒋介石应该下野。
无论是做学者，还是当政治家，张奚若都是一身正气。
1946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演讲会，张奚若担任主讲。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说;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名次叫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是太好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时，请张奚若参会，这对张奚若可谓之国士的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就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议会，张奚若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辞激烈地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深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次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三、毛泽东说他好人说错话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成为参政议政人士。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护士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虚度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据李维汉回忆，在一次回忆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了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泽东随即说：“我知道，你是好人说错了话，我不划你右派。”
四、新中国国号的首创者
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以民主教授身份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在各方争论为国时，张奚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
代表们就张奚若的提议又展开了讨论，最后一致统一并通过。
张奚若的好友徐志摩曾称赞他为“一位有名的炮手”。在徐志摩眼里，“奚若先生是位硬人。他是一块掩饰，还是一块长满了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更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如今，张先生早已远去，但既有学问又有独立人格的“棱角先生”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留在我们的期盼里。
香儿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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