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跑跑的学生为什么一个都没有跑？ (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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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杏坛使者

   关于范美中在地震中的行为争论已经够多的了。是是非非容当后人评说吧。在搜览范资料时，发现一个现象，一直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那就是地震时，范美中疾速第一个跑到操场中心，并看着学生陆陆续续来到操场。可是他发现他上课的那个班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出来。地震停止后，他回到教室发现所有学生虽然一脸恐慌却都在教室。大部分蹲在地上或躲在桌子底下，还有两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这些孩子们幸运，范美中幸运。可是人类要是凭幸运活着，悲剧就注定与人类捆绑在一起了。在网上没有查到多少这些孩子们直接的反映。琐碎的资料可能与这些孩子真实的感觉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是思索起来这些说法的确也与自然灾害中学生自救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有言论说，这些孩子们之所以没有离开教室，是因为这些孩子与几乎所有灾区非灾区的中国孩子一样都没有进行过规避自然灾害的训练。学生基本没有自救知识。还有一些学生根本不懂地震是怎么回事。即使知道地震的，也不了解地震危害性。范当时教的学生是初三学生，年龄都应该在十六七岁以上，属于法律上的半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要负相应的责任的。如果他们经过自救训练，再懂得自然灾害方面的常识，即使地震震级再高，也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的。可是我们这些年的基础教育唯中考、高考指挥棒是从。许多初中为了给中考科目让路，很多学校都不重视地理、生物课，甚至根本就不开设这两科课。有的学校只是在上边来检查时，上几节应付检查。劳技课甚至还赶不上地理、生物课的待遇。到高中为了给高考让路，文理分科导致欲学文科的学生基本不上理化、生物；欲学理科的基本不学历史、地理、政治。小学自然常识课基本都不在考试范畴之内，到高年级课时紧时，基本就停上了。平日里也是补丁课，在语文、数学的间隙上那么几节应付上边检查；因此近十多年，我们的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也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具载，几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博士，看到绿豆被水泡发芽了，竟然感到很惊奇不知道为什么。还以为豆长了根呢。所以很多学生不知道地震是何物？有什么危害？即使学几天地理的学生，地震在他们的意识里也只是一个名词。我们为教育的缺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范美中地震时正上语文课，他见楼晃得利害喊了声地震了，然后就冲出了教室，跑到学校的操场上。他的学生后来说，听老师喊了声地震了就没影了，老师没有影了学生们都没有明白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往外跑。这何止是范美中一个人的悲哀？范美中事件后，范呼吁国人从技术（倒塌的教学楼）与制度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可是国人却紧盯住范美中不放，似乎不把范美中挫骨扬灰了，中国教师的道德水平就上不去。说句实在话，从感情的本能上我也不太喜欢范美中，可是多年读书让我懂得一个道理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不理解的事物。越是看上去很容易定性的事物，越是须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本人没有阻止世人探讨范美中事件的意图，只是觉得范的行为再挑战传统道德，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无论是范美中事件还是四川大地震本身留给我们的更深层的思考，应该是技术与制度层面的问题。
    就说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国的许多地区都位于地震带上，而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这个问题事关千万人生命。日本救援队回国后，他们的见闻立即促使全日本掀起了加固学校的热潮。而我们面对那些倒塌于众多其他仍然耸立的建筑中的学校教学楼，面对教学楼水泥构件中不符合规格的钢筋与没有钢筋的水泥构件，我们的官员在没有最后技术鉴定的情况下，竟然频频发出还不能确认地震中倒塌的教学楼有建筑质量问题的声音，而不是直面那些倒塌于众多其他仍然耸立的建筑中的教学楼坦然承认这些现象值得思索。中国近年来的建筑质量已经是世人皆知，究竟是技术因素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不是现在探讨的问题，可正常逻辑判断学校也绝对不可能幸免。十八年前亚运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十八年即使民用住宅楼也还都没有到设计寿命，可是亚运村已经几乎没有再作为体育设施使用的价值了。国人讲识不足而知进，可是我们却总是以国家民族荣誉的名义掩盖曾经的过失。
    面对那些倒塌的教学楼，面对倒塌的教学楼废墟上钢筋不符合标准甚至没有钢筋水泥构件，面对倒塌教学楼废墟周围在同一次地震中未倒塌与未完全倒塌的其他建筑，面对同样标准建造的港方捐资督造的几乎没有受到地震伤害的教学楼，四川的官员竟然一再否定“目前为止还不能认定”倒塌的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有质量问题。这种愚弄民众戏弄民众的行为竟然至今还没有结果！说这样话的官员竟然仍在继续他们的蔑民壮举！连我们国内的知名学者都把国外媒体报道此次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教学楼倒塌“即是天灾，也是人祸”说成“******”！阻止那些在倒塌的教学楼的废墟里的冤魂为他们的夭亡寻求个说法。那些为掩盖他们罪行绞尽脑汁转移舆论视线的官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许多象那些知名学者一般的国人也都维护建立在掩盖过失的民族“自尊”。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是艰难，可是一个民族的观念转变更艰难。
    1976年唐山大地震，虽然当时我们国家的地震预测技术还不是很先进，可是我们的国家地震台网也测到了京津唐地区将发现破坏性地震。在一些公开的干部会议上已经提到会有地震，可是就是因为怕引起恐慌不发布地震预警。结果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可是同一次地震中，同位于灾区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的大山深处，交通非常不便利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却创造了无一人伤亡的奇迹。
    同年7月底，县科委负责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了一条有关地震的消息。说是当时7月22日到8月5日在京津唐地区可能要发生5级左右地震，按他当时的说法好象是迫在眉睫。但令王春青困惑的是，这并不是国家地震局正式发布的通报，只是会上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得知这条真假难辨却又关系重大的消息，王春青赶回青龙，把这一消息迅速报告给县委。当时有意见说要请示上级，确定一下消息呢。原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认为：如果要请示地委，地委再请示省委，省委再批下来，起码要一个月，谁也不敢保险。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县委书记冉广歧说：出了事我兜着，将来万一要是摘“乌纱帽”了，先摘我的。
    就这样，近期将会有地震的消息被迅速传播到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医院安排好了，医生护理哪些病人，护士护理哪些病人，轻病号护理哪类重病号都做了安排。1976年7月28日凌晨，青龙县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可是老百姓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又安然无事的夜晚。因为有预报了，所以人们没有慌忙、措手不及的情况。全县47万人无一伤亡。还有一个县因为得到地震专家的消息而临时决定通知全县人员防震自救，结果在那年的天灾中全县基本无伤亡，想想全国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又有多少人把老百姓的生命看得比地震预警可能带来的恐慌等负面效应的责任还重要呢？竟然因为怕承担责任，麻木地不向民众发布任何预警！这样的悲剧过了三十年竟然又重演了。我敬佩当年那位英明的县委书记，“就是不要这个乌纱帽，也要通知老百姓”，通知出来，带来的是未知和恐慌，但挽救的却是无数生命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在一线的地震防震局人员，上访到北京、上访到国家地震局，却被一些官员漠认为小题大作，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可是北京却在此次地震前有许多人离开房屋住进防震帐棚。这鲜明的对比也是这几个字，只是做了顺序的调整，变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想想印度洋那次海啸，记得美国就通知自己国家在印度洋的军队加强防灾准备，而东南亚国家没有这种预警消息而死伤无数！历史的代价不要一再重演，预警不代表灾难的实现，只是令广大百姓在生活起居时多一些警惕。此次四川抗震救灾，让我们的领导人与国人的认识都有了凸显进步，可是如果我们把地震预警可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责任）仍然看得比民众的生命还重要，又如何彰显人本观念。以人为本又从何谈起呢？当年一个勇于承担责任，挽救了47万人生命的冉广歧以众所周知的原因悲剧性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但他的正义品质感召日月。
    再说说我们的地震工作者。此番四川地震，我们的地震工作者背负了许多骂名。这是因为国人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地震预警机制。就象世人不理解范美中要大家审视技术与制度层面一样。国人只会从本能的角度把地震与地震监测者之间联系起来。《唐山警世录》一书作者张庆洲在其长达两年的采访调查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承认，地震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是人类尚难攻克的难题。但地震并非毫无预兆，即便被认为震前“高度平静”的唐山大地震，唐山不少地震监测站、台、点也发现了各种异常，并发出了较为准确的中长期甚至短期震前预报。北京科技报报道，最初发现异常的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杨友宸，他在1976年的5月，出席了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资料图表列举了唐山近期对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详细分析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展征兆，向在场的所有人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发生强烈的地震可能！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唐山人对这一消息并没能即时知道。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在唐山地震前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这个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大劫。
    1976年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领导没同意，只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于是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象冉广歧一样把百姓们的生命看得比个人政治生命（乌纱帽）还重要，即使发生更重大自然灾害，会有多少宝贵的生命会被从死神手夺回来！
    据网上消息，此次四川地震网民们对于国家地震监测部门非议众多，甚至恶语相向。一些研究地震的学者在中央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时，忍不住为自己辩解。在国内外关于地震预报问题引起中央重视后，所有这方面的辩解都没有了。地震监测部门口径统一，忍辱负重，一改过去学术解释，几乎都承认根本没有预测到此次地震。并且画蛇添足地说，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不关注地震研究的人可能会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只要认真推敲一下你就会发现问题，国家诺大个地震监测机构，这么大的地震要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那还有什么必要保留这个机构。然而地震机构的人知道，决定他们是否保留的不是他们的业务水平，而是政府的满意度。于是在众多的关于地震预测的谴责声中国家地震工作者集体失声了。甚至网络里的几大汉语搜索引擎都很难搜索到地震初期的那些资料。这种欲盖弥彰的举动说明什么呢？主观臆测的内容不适合这种严肃的话题。但是至少四川一带已经被发现是构造地震高发区。关于此地震区域已有课题研究。《国家地理杂志》5月16日发表一篇题为“研究在近一年前警告了中国地震风险”（StudyWarnedofChinaQuakeRiskNearlyaYearAgo）的文章，指出早在2007年7月17日，于《构造》（Tectonic）期刊上便已刊出一篇分析北川地区断层的研究，显示北川地区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此杂志日前引用一篇科学论文，也指出科学家早在四川地震发生前10个月便已认为该地区将发生大地震。当然关于5月8号前后地震的说法没有资料印证。据现有地震预测科学发展水平来看，这种观点也缺乏说服力。可是关于这个区域地震问题也并非象国家地震局领导那种设问式回答那样，没有发现丝毫痕迹。在大地震来临前，地磁、地下水等都有变化。容水量比较大的池塘水数小时就沉入地下，地震前三天发生极其罕见超大规模蟾蜍迁移，有关方面竟然对这种罕见的与地震有关的生物现象轻易地下了属于正常迁移现象的结论。这种罕见的生物现象，不用说三天，即使经过一个完整的观察过程（迁移结束后，也须要综合各方面因素才能得出生物正常迁移的结论）。匆忙的结论只能说这是另一种须要的结果。
    种种资料表明，国家地震部门对于四川地震看似补证的没有发现一点痕迹的说法，给了世人一个很明显的极易戳穿的漏洞。这大概须要时间才能印证其真意。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四川地震前不是没有迹象。如果四川官员要是有几个象冉广歧这样人性高于“任何性”的公朴，提前在相关区域进行防灾演练，进行地震知识普及，让民众提高警惕性。将极大限度地降低因灾死亡率。
    救灾进行到时下这种阶段，应该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了。在全国所有地震活动频繁区域进行建筑物安全鉴定，开展全国性的防灾疏散演练，普及地震知识，应该提到意识日程上来。中国是地震高发区，国人较改革开放前活动频繁，普及自然灾害自救知识成了当务之急。而且这些知识的普及应该纳入基础教育的规定知识范畴。下次再发生地震，还有多少象范跑跑所教的那个班的学生那样幸运就不好说了。
    寄希望于道德不如依赖制度。在众多网友争论选“范”还是选“郭”时，部分网友认为纠缠于两人之间已无多大意义，而应看到灾难背后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了？中国的教学楼到底是怎么了？网友们在争论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教师不是救世主，学生必先自强。如果学校重视避灾教育，学生在灾难发生之前就知道如何应对，那还会有如此多的学生牺牲吗？如果每栋教学楼都修得象刘汉小学那样的建筑（据有关资料显示，刘汉小学的教学楼建筑成本低于公办教学楼），那还有那么多孩子会命丧黄泉吗？一个网友表示，“当大地震来临时，我们即不需要范美忠，也不需要谭千秋（地震中，为救学生献身），我们只需要一个牢固的不会倒的教学楼。”因为“伟大的谭千秋，他的胸膛再宽阔，也只能护住四个学生……”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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