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自小成长的环境中，在三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成长出与前代生活习性有很大差异的模式来：其一是我们很少接受实际的做事干活尤其是需要与社会打交道的任务，这样我们的人情世故、社会知识发育度、对于他们的同情能力就低，到后来看事情自我拟想能力就占到主张；其二在我们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的时候得到了较大的话语权，则我们的想象力与主张能力会强，但是对于他人话语权的尊重度就有限；其三在前代放弃或者不坚持自己的影响力而本人注重知识开放性的情况下，则文化的传承性低，而接纳其他文化的程度就高。这构成了生活变迁的人际媒体条件，再加上客观上社会开放度高，社会的宗教化程度低，人们行为的财务动力普遍得到倡扬，这样生活方式的标准化程度就自然降低。
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生活是有些格式与标准的，包括所谓做人做事、对上对下、人情世故、天理朝纲，但问题是他们日渐式微，而成为故事般的话语。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标准、榜样、规矩、约束不是没有，而是更多样，更以自主的方式进行选择，持守任何一种承诺的动力更弱，更容易变动，这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色彩，为想象力与差异性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更为自由与新颖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也挑战着传统的忠诚度、权威性与生活质量意识与标准。当八零后还在为他们自己的新空间兴奋与彷徨的时候，九零后开始以更加彻底的开放态度与适度的精神回归创造出自己的新的代际形象特色。因此，在客观上，不同代的人在一起对话、工作与生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所谓有意思的“长这么大，我还没有******”，意思是说其他人课加的要求在我这里很容易得到自然的否定，因此在我们的自然传承体系里面，一些自然的社会规范普遍没有得到传递，因此当一个人的工作模式得到否定的时候，他更有可能说，“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说我太主观了”；在一个人被要求重新返工的时候，他可能说，“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说我干的活不行”；在一个人被他的上司训斥的时候，他会说，“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骂我”；在一个人等了她的男朋友一个小时，她可能会说，“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我等人那么长时间”。
一些咨询机构在中国每年进行幸福感的研究，不少所谓有话语权的主要是50后学者对于幸福感中一些超出他们的想象的结果感到诧异，因此甚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其实这些批评恰恰来自于他们头脑中的标准照，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幸福感模板，或者是他们以为这个社会应该有某种标准化的幸福指标，而实际上在利益分化与生活的主观评价标准高度分化的今天，人们对待过去即使公认或者有常规共识的事物的感受与判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幸福感更没有一致统一的标准了，人们心目中的幸福感不仅差异而且快速变化。
人们会感到现在的人似乎在精神上无根化，这导致了自我中心感的普遍流行。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这样的现实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会面临着两个关键的考虑：其一是适应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用前代或者其他社会的标准去批评与抱怨，而是要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介入、学习、同化到新一代的社会特征中去，永远能有站在变迁的角度与后来者的立场上确认其合理性的决心与行动，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拒绝就意味着自我的边缘化；其二是寻找施加影响力的渠道与形式，明白很多时候方式方法比内容还重要的道理，这是寻求人际认可的重要前提，在多样化与动态化的人际关系中，认可技术的复杂度与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不只是一些在某个东西上——学术、生意、艺术上的成功者，更需要是在变迁能力与具有影响力的变迁能力上的大师，因此与以往任何时代比较，快速多元的学习与重塑能力是如此重要，从而直接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受欢迎程度、地位与获得社会认可的机会密切相连，个人是这样，领导是这样，品牌是这样，企业是这样，甚至政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形势，不管我们曾经赞赏与认可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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