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学现场】毕飞宇笑谈文学不可承受之“纯” (8/371)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我们腾讯网的视频直播，我是你们的王宁，走进我们今天的盛事龙门阵。今天我也在看一些文章，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很有感慨，说什么叫一个完整的人呢？可能当你倒下去你能够是一块基石，当你站起来，你能够是一个标志，这个可能会提升到一个精神的领域，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是需要精神的唤醒，有多少人是需要精神的营养，有多少人是不能够离开精神的呢？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都跟文字有关，一位是当代的先锋文学作家毕飞宇老师，另外一位是北大非常著名的文学评论者邵燕君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二位！

我们一般都说郎才女貌，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涵盖这样的一个轮廓，但是有可能是男貌、女貌，因为毕老师在文学圈里被人们称为是偶像派的作家，当然实力也有了。邵燕君也是，在被大的才女中被称为很娴淑的代表。

邵燕君：第一次听说。（笑）

主持人：二位都是学中文的？

毕飞宇：她是北大中文系，我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她是名门。

邵燕君：北大中文系是一个扼杀作家的地方。我们的老主人是历届中文系开学典礼，第一句话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主持人：为什么呢？

邵燕君：他主要是认为作家是天才，不是大学能够培养的。

毕飞宇：我一进校的时候，学校老师也是这么讲的，说我们将来要当教师。

主持人：您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你们的天赋。

毕飞宇：不是，高校里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教授，他都有一个很好的土壤，很好的种子，很好的培育，是一步一步的，按步就班的有一个收获，作家都是野生的。不知道哪一个鸟在哪儿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哪儿拉出来了，然后有些死了，有些就长起来了，作家是一个说不起来的东西。

邵燕君：他讲的科班出身是不培养作家，并不是说不希望有作家，但是他认为我们的专业设置，这种培养方案不刻意去培养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作家确实是天才。

主持人：我不知道二位的心理作家这个词份量有多重，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可能现在一说你有什么理想，都会说，我想做一个比尔盖茨或者是我想做某某领域的创业者，很难说我其实挺想当作家的，这样的理想越来越少。

毕飞宇：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多重，我现在是76公斤。

主持人：你也算很重了。

毕飞宇：我不希望自己太重，我也不希望自己太轻，就是自身的一个份量。作家有多重跟作家这个人是紧密相连的，这个人是个体，他很具体，你这个人的生命有多重，你这个作家就有多重，多一斤也多不出来，少一斤也少不下去。

主持人：我以为作家和他的心灵的重量是一样的。

邵燕君：这个有一个作家自己对于自己作家份量的理解，可能这里面还包含了社会对于作家这个角色的期待，可能以前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工程师。那是在18、19世纪那个时候的文学有这个文学带有相当意义上的宗教的功能。其实我们今天的读者还有记忆的话，是我们80年代初期的那些作家，像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那些作家，那些作家他承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就是他代这个社会发言，他是这个社会整体发言的一个人，他也有这种社会精神的标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份量有多重，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作家不再是一个民族和精神发言的代言人，虽然这可能还是我们很多作家心里的一个梦想。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作家越来越退回到他自己，然后是小众。我觉得可能作家自己来讲，像毕飞宇老师这样的作家可能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创作，然后是跟他的同类，这个同类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当下，也许在很遥远的地方，也许在未来，也许在古代，可能跟他的同类对话。这个时候的文学，他不再是一个大众中心的一个发言者，这一类的作家不再承担着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责任，可能更多的是文字的爱好者。

主持人：寻找跟他有共鸣的精神契合的人。

邵燕君：他觉得我的重量是自己心灵的重量，并不一定承担着民族精神的使命。现在其实应该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自我的诉求，但我还是希望有人如果能够承担得起这种知识分子使命的大的作家。我相信这也是理想，这也是很多作家的理想。

主持人：是你的理想吗？毕老师。

毕飞宇：她刚才讲的我一直很赞同的，她还回顾了一下作家的重量轻重的一个变化关系。在今天来讲，也许社会还有这个要求，希望这个作家，代表一个社会的发展或者说一个作家他的发言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的内容。但是你要知道，社会不停在发展，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硬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状况，人道主义的发展状况就是说，他会面对每一个人，这里面就有一个命题在里面，你作家凭什么可以代替那么多人的发言，你可以有精英意识，你的精神怎么可以去替代别人。我觉得当今社会每一个主题都是可贵的，每一个主题都是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他的价值观首先是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貌似是作家的分量比以前轻了，作家的作用没有以前大了。

主持人：话语权失去了？

毕飞宇：是不是贬值了，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每个人也好，每个职业也好，每种精神职业也好，在人类的瀚海当中，你找到了最恰如其分的位置，找到了最恰如其分的重量，这是很好的事情。

邵燕君：我们以前有一个大的启蒙背景，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类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未来的目标，作家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是先知先觉者，然后启蒙，带领那些还没有被启蒙的人往一个方向走或者是带他们发声，是在这个话语系列里。我们现在整个价值系统不说崩溃了，至少不一样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我想现在更多的作家，90年代以后，个人化写作开始，作家更多的回到自己，忠实的表达自己，对同类发声，作为对于汉语这种语言艺术的护手。

毕飞宇：作为大的文化背景也提供了一种可能，作家有可能成为自己了，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一步。他有可能了，你比方说，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鲁迅的一个著名的比喻“黑屋子”，大众是在黑屋子里头的，精英知识份子是在黑屋子外面的，我拿一个棍子让这个黑屋子成为一个大警钟，到建国以后，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家没有自己了。作家也没有，文学也没有，传媒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宣传。

主持人：刚才我们在谈价值取向的时候，最近文学圈有一件大事，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注，就是茅盾文学奖新的关注，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取向特别想跟二位分享。毕老师的作品无论是编成电影电视剧还是在我们读者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您一直没有跟茅盾文学奖扯上过什么关系。

毕飞宇：我们邵老师可能有话讲。我这一届也是入围的作品之一。

主持人：哪一部？

毕飞宇：《平原》。我最想表达的其实是一句话，我向所有四位获奖的作家表示祝贺，其他的我就不好说了。

主持人：不好说背后有很多深意。

毕飞宇：她来了就好办了，就交给她吧！

邵燕君：茅盾文学奖，其实这个话题是一个文学奖的功能，它的性质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主要的就是官方一直最高的奖项有两个，一个是茅盾文学奖，专门是长篇奖，还有一个鲁迅文学奖是中短篇小说的最高的一个奖项。然后像毕老师以前在文学界，他最出色的是人们印象中的还是中短篇，长篇是他近年来进军的一个方向，一般来讲，茅盾文学奖是给一个作家长篇的大概有点像终身成就标尺性的意义在里边。茅盾文学奖，因为咱们国家以前其他的种类的文学奖特别少，也没有相抗衡的，所以人们会认为，就把茅盾文学奖作为文学的一个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奖项，或者说这个作品的文学性怎么样，这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一个契机。其实我觉得茅盾文学奖确实是一个政府奖，它是作协的奖项，它是茅盾他的这种革命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常年的作联主席的身份确立的，而且以前茅盾文学奖有一个评论，茅盾文学奖是不是更多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是不是按照主旋律。那些现代主义的探讨人性幽暗的作品似乎应该是更符合世界潮流的，更纯文学的无缘茅盾文学奖，这是茅盾文学奖对它的价值的一个质疑。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应该回到茅盾文学奖的功能，茅盾文学奖，茅盾在他1958年，《夜读偶记》里边特别谈到了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特别谈到了现代主义。他对现代主义非常了解，而且他是批判的。不是新时期以后，现代主义才成了新的一个潮流，而是茅盾当年否定的，现实主义是他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选择，也是当时中国文艺主旋律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在今天我们整体的意识形态功能没有变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作协奖，作协主系统的政府的奖，作为现实主义的，作为主旋律的功能，他应该是没有改变。他的改变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逐渐转换为主旋律的功能。这个主旋律里还是包括了主流上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和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没准了，各个时期随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变化。特别个人化的创作或者是探索性的确实不在这个奖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是这个奖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设立不同的奖项，比如说像毕老师获得这个双年奖。

毕飞宇：已经有过。

邵燕君：我们有别的类的文学大奖，不同的艺术宗旨，使它的名誉和价值提高，我们可以说茅盾文学奖仍然承担它过去的功能，只要在这个功能范围内选出最好的作品，它的含金量就一直在这儿保持着。不同的艺术追求应该有别的方面的奖项，这样应该是一个更均衡的。

主持人：茅盾文学奖只不过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认可罢了，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多元的。

邵燕君：我们不要把其他的功能都加到它身上。

主持人：其实我也是最近发现了，作家的门槛好像越来越低了，尤其是当网络开始火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笔当作家的时候，作家这个门槛…

毕飞宇：我依然认为这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局面。作家应该是没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最后什么样是作家？时间和读者是很无情的，这个最低的门槛其实是最高的一个门槛，他一定会有大量的不会被大家所关注，不会被大家所记忆，然后一点一点的淘，最后淘下来的。

主持人：需要多长的时间？

毕飞宇：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否确立起码需要10年的时间。媒体的炒作都要抛开。你的作品写出来了，最后这个作品是否有价值，我的个人的看法是10年。一部书是10年，你的作家靠一本书确立你自己，起码要10年。许许多多写作的人生前没有获得任何外界的好评，死了以后，得到认可，这样的例子很多。相反活着的时候，声望很高，但最后被大家记住的慢慢一天一天淡下去了，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就像现代文学史上许许多多，现在已经都被遗忘了。我还说一句很革命的话，恩格斯是一个革命领袖，他用的是人民这个词，人民历来是作家，合格不合格的唯一评判者，当然人民这个词今天我们可以用公众，也可以用读者。

主持人：您说的这种始终被记忆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当我10年之后再拿起来您的书，我会觉得依然可以震撼我。

毕飞宇：每一个书是有寿命的。比方说我有些作品很可能有些东西写出来以后，4、5年，再也没有人提它了，就没了这个书就死了。很可能我有一个作品，10年，20年，50年，我希望更长，还有人记得，最后我觉得能够保留下来的。这就是时间的门槛，时间的门槛谁也看不见。

主持人：您现在觉得，您的作品当中最长的？

毕飞宇：我本身还很年轻。也许一部作品大家反映不错，也许我的作品100年以后，人家发现毕飞宇最好的作品是在70岁那年写的，完全有可能，着什么急呢，文学是一个很漫长，很寂寞的事情。当然了，明天邵老师跟我讲，你不行了，你江郎才尽了，很可能前面写得没有价值，最后50岁，60岁的作品很好，很平静的面对这个问题。你说作家的门槛要高，不要谈这个门槛，我跨进来了，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我保留了做人的尊严，保留了作家的尊严，然后把我对生活的认识，把我对书本的阅读，把我血液流动的状况都放在书本里写出来了，交给社会，交给人类。最后决定它的生和死。

主持人：我觉得邵燕君是人类当中的一种代表，因为你要不断的衡量作品的寿命，你可能跟这些作品的呼吸可能更紧密，更亲密一点。

邵燕君：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是理想的读者，我不是纯朴的读者，我们是职业的读者。

毕飞宇：她讲这个话，我要向她表示敬意，从常识上来讲，他们评论家应当是最权威的读者，她讲这个话说明她是一个很冷静的人，我丝毫不敢怀疑她在美学上的感悟力和判断力。

主持人：她是坚持如果不读完这本小说绝对不发表评论的人。

毕飞宇：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最普通的读者，你还不能说他的文学修养可能比你们差很多，他也没有把这个文学当成自己的职业，更不会当成自己的事业，他就是爱读，你千万不能小瞧这样的人。

邵燕君：我认为作家应该为他们写。

毕飞宇：如果一个作家仅仅为批评家而写，那是非常危险的。

邵燕君：刚才毕老师说的那个局面，我觉得非常理想、美好，就是一个作家他在充分的表达他的自我，然后他不管别人，他就表达他的自我，他就像星辰一样放在那里，也许今天的人都不知道，未来的人会发现他。文学史上有太多这样美好的神话，而且我们希望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但是这个信仰我觉得现在有点打问号，这个信仰他的基础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还是在人类一个比较相对的农耕时代，缓慢的，人类整体的价值观一代一代传承的，这样我们的审美方式，更多的相似性的共通性的时代慢慢形成的文学观念，就是我的作品是写给我的未来人。那么现在尤其这些年我们的这种信息，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有我们刚才谈的淹没感使我的信仰也开始怀疑，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读者可能在远方，可能在未来，未来的读者就是你的同类，不一定是天生的。他是教育成的，他是今天的文化教育而成的。今天我们对经典的选择，然后我们把这些经典如何比如说特别大的学院教育，批评家，学校经典的确立，然后使这种教育不一定是你这本书，而是你这本书所代表的那些美学方式的教育、传承，才可能在下边孕育新的读者，这个读者层才可能跟今天的作家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呼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没有那么自然。他对美学的选择，经典的确立，学校教育功能的转化，转化成未来才能成为他以为是潜意识，他以为是我天生的同类。我们今天对古代文学家，我相信比如说对《诗经》也好，对《红楼梦》也好，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天生的。其实恐怕有多少的文学教育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

主持人：告诉你这就是经典，你要看。

邵燕君：从小就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文学的批评，包括媒体把什么凸显出来，比如说没有门槛是最好的，但是今天又确实是一个选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一个时代。

主持人：选择太多了。

邵燕君：因为你不能够完全凭着点击率，这是一个它的背后的标准是哪里，可能从众心理，各种各样的，他是不是能够把最好的，最重要的挑选出来。这里挺复杂的。

毕飞宇：其实她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谈的，刚才我谈作家门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从作家自身，劳动者，操作人，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谈的，从操作人的角度来讲，我坚持认为，作家是没有门槛的，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写作，他的权利，写作就是他的看法，每一个人从理论上讲，不仅可以写作，不仅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公开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出版，应该是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你要是说作家一定要是什么什么门槛的话，我是不会同意这个说法的。但是你要问好作家有没有门槛，这个门槛定得非常高。

主持人：《纽约时报》最近评出最成功的作家在国内是郭敬明。他们的舆论宣传是不是也需要重新拟定他们对于好作家的标准呢？

毕飞宇：这个艰巨的任务，第一要交给邵老师，第二要交给时间。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的好作家应该更多的把视角放在什么地方？您为什么会关注盲人的生活？会跟您未来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什么愿景有关。

毕飞宇：这个说起来跟前面谈的可能要分开来谈，写作很神奇，艺术创作既普通又神奇，比方说你让我回过头来寻找原因，这里面原因很多，其实决定写《推拿》是刹那的事情，这个就像谈恋爱，一见钟情，其实一见钟情里面用你刚才的话来讲，一个小姑娘一见钟情，很可能跟他的父亲母亲对他的教育有关。等你见到那个人了，眼睛一亮，心口一跳，血液一快，就写了。

邵燕君：没有这么简单。人家还问您怎么写《推拿》，不是让你写任何一个作品。

主持人：多好的主持人。

毕飞宇：写《推拿》也是用比喻来说他，这个种子其实1987年就埋下去了，我1987年大学毕业，分到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学校里面有农专业，盲人专业，弱智专业，当时我在盲人专业里面工作，学校里有暑假、寒假有些社会活动会邀请一些残疾人，我也会带着我的学生去农校去见习，从1987年开始，我的生活其实就和残疾人尤其是盲人有关系。我的职业就是一个教师，他就和我的日常生活有关系了。那些学生是健全人。北京聋校、盲校，一定有我的学生，虽然我现在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我全国各地我的学生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他们现在还在做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到了新世纪之后，你想想，中国的推拿业其实已经发展起来了，盲人推拿的春天也就到了，作为一方面写作颈椎不好的人，又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经常做肌肉放松。从2000年开始到我写推拿2007年，一直在和他们有交往。有交往，跟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帮我理疗，我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我要去写这样一本书。

主持人：去写他们的生活。

毕飞宇：没有，然后也就是随便聊天的时候，盲人朋友跟我讲，他们希望我写。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希望？

毕飞宇：你既然写了别的作品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写这个呢？他们没有给我提供他们的故事给我。小说是虚构的，他们没有给我提供小说具体的素材，他们只是想让我写，其实你想想，我从1987年和盲人开始打交道了，接触了这么多年，其实对他们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些，也还是有一些想法。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形而下的诱因，也有形而上方面的诱因。形而下的问题，比方说我碰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夜里面12点多钟或者是1点钟，下班很晚，我去他们房间里玩，他们在五楼那个楼梯里面都没有电灯，然后那个小女孩跟我讲，我男朋友请我吃宵夜去，走在门外什么也看不见，结果我出于一个本能我把她抓一下，搀一下，结果那个小女孩把我往下拽。到了楼下她特别高兴，说毕老师你不如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我跟一个盲人打交道的时候，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各个人的性格气质怎样，学术修养怎样，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点，特别有尊严。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尊严，我注意文化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中国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精神潮流，当今的中国人不太讲这个尊严。人一讲尊严，你觉得干嘛呢？我觉得人应当体面，人应当有尊严。盲人是看不见的，有眼睛的人也看不见那些网友。我其实想把那些在黑暗的世界里，不被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那帮人，他们身上的那种渴望体面，很尊严的人生姿态，我想把放在一个很公开的话语环境里。

主持人：其实包括有过跟一些民营企业家，比如20多年的打拼，在这种金融危机之下，他们可能现在面对了最大的挑战，可能有一些都要破产，他们就说，就算我们死了，我们也要死得很有尊严。我觉得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这样的渴望。

邵燕君：毕老师，我分析您的作品。

主持人：太好了。

邵燕君：因为我在这之前没跟毕老师交流过这个作品。我猜测一下作家怎么写这个。刚才这一点说得特别好，这个恰恰放在残奥会之后那一期推出，我想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编辑者愿意在这个时候推出，把它放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来推出这个作品，但是这个作品非常好的给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是按照惯常思路的，同情的那样的一种展现，而是很有耐心，尊重，尊重背后就是尊严，他身上所有的不是让你同情的境遇，他身上还保留了你身上最缺失的健全社会，当下社会最缺失的尊严的东西，这是一个小说里特别内在的灵魂。我的感觉，如果让我猜测一下小说家为什么写这个题材，我觉得这个小说背后其实真正想写的不是盲人这一群人，当然他一定得写这一群人，他真正想写的不是盲人看不见，而是想写我们每个人都心目中存在的那个盲点和那个陌生和那个我们彼此之间的隔膜。他想写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盲和那个错位。然后代替着这个写，如果是写我们正常人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但是写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个是盲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在这种特殊群体，特殊经验里边，他会昭示你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发现的，比较隐暗的，那些感觉可以放大。这是形而上这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小说家自我挑战，我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少挑战自己的作家，就是有难度的写作。首先就是写盲人这就是有难度的写作，其实小说写的是交流，里边人的会议沟通，会议沟通有各种比如说嗅觉、说话、看眼神，人的故事可以用各种文学手段来让他笔下的人物怎么交流。你写盲人就意味着把视觉砍断，那么你必须通过其他的表现手法把它弄出来。人为的截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要用其他的功能就向盲人一样，对毕老师来讲，还有一点，我觉得以前你的作品最重要的是看。最有表现的地方是看，还不是有的作家是对话。

毕飞宇：你说得很正确。

邵燕君：本来我玩的那手是看的。我去写一个不能看的世界，作为作家个人来讲，确实是一个很有难度的。

主持人：毕老师不断的点头说对对对。

毕飞宇：我点头的意思是我没这么想过，但是她说的是有道理的。我没这么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很合理。

邵燕君：一说到对的地方就说合理。

毕飞宇：刚才主持人讲到写作的门槛问题。我说没有门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小说家。其实有一部分作家或者说如果他想成为好作家，内心一定有一个很下贱的冲动，他就是刚才邵燕君讲的难度写作。他得给自己找麻烦，自己找抽，他给自己带来障碍，他给自己创作设障碍，他想挑战难度，这就是好作家和普通一般作家的区别。难度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永远是下贱的，其实也是一个高贵的冲动。他不是给自己找别扭，他其实是一直在自身以及在作家自身跟文本之间要寻找新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时候很怪的，你黑咕隆咚的在外面撞，你用手敲着这个墙，这个墙你听到的声音是水泥的声音，石头的声音，你有一天听到是木头的声音，你一脚踹过去，门一打开，光亮就全出来了。这个很好的空间立即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但是这个所谓的摸索也好，探索也好，追求也好，也并不是说你有了这个想法，他就一定能成。

邵燕君：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

毕飞宇：很可能你一生去寻找难度，很可能有一次能把它处理好。很可能99次都处理得不好，但是那个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艺术最好的一个地方毕竟不像生命，生命不能失败，失败了就没了，艺术可以挥霍，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

主持人：这个有点像程菲跳，其实她第一跳成功了之后就命名为程菲跳，但是这次奥运会两次程菲跳都没有跳过去，但是这个没有关系，这就是程菲跳。您是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纯文学写作的作家？

毕飞宇：纯文学这个说法好像也不是很体面，好像你们这一拨人是精英，其他人就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文学，我只是把我的一个态度告诉你，我觉得我面对文学的时候有享受的成份，但是从精神上，我是严肃的。我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它是一个有尊严的事情，我干这个事情很体面，所以我说它是严肃文学，这是丝毫不可以去取消它。我一生干这个事情了，你还能说你在这儿扯淡，那我不能同意。

邵燕君：纯文学的概念特别复杂，比如咱们提到的郭敬明，咱们纯文学也好，严肃文学也好都行，其实一个是表达自我的文学，还有一个是根据受众的需要而生产的文学，他那个是一种大众文学或者是畅销文学，人家有人家的尊严，我们这个很自私，你就表达自己，拿着作协的钱表达自己，人家还是买你的书，但是我们能够忠实的表达自己挑战难度，这就是我们的尊严就好了。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谈话就是围绕着精神来展开的，我们说到了文学的可能性，作家的可能性还有尊严，尊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其实二位肯定在未来的沟通当中一定会越来越频繁，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您用特别简短的一句话，您来评价一下她，她来评价一下您吧？

毕飞宇：她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她是不是批评家，对我来讲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主持人：即便有一天，她特别刻薄的批评了您。

毕飞宇：这事情她干过。你以为她没干过？

邵燕君：还会干。

毕飞宇：这里面有一点，不管你一个批评家，你说话多么有技巧，你批评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是善意的还是跟这个作家，跟这个人过不去，或者是江湖小圈子，我想把他灭掉，我就看你不惯，不管你是不是作家，每个人都知道，朋友善意的批评你，我觉得你250，你是不高兴。当然有一些见解也涉及到一些内心情感问题，我批评了你，你批评了我，我也可以有很多不高兴，这是正常的，但是不会为这个事情去影响交往。当然反过来，你一看，我就知道你，你就没安好心，那是另当别论。

主持人：毕老师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

毕飞宇：不能接受这种。就像好多人说我是帅哥一样，我觉得也是不安好心。

主持人：这是我们很由衷的。燕君你来评价一下。

邵燕君：其实两个行当里的人不一定是朋友，不一定交往很深，我们搞当代文学的老师都劝我，有一条自己知道的一个见解，其实是不要跟作家交往，这是真的。我们强调不要跟作家有太多交往。因为人之常情，其实我们交往的时候是个人，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各自的职业，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职业和文学信念负责。这是我们各自的尊严。中国的批评界有两种都不对的关系，第一，从作家来讲，某些作家有一种不太正常的心态，就是说，他认为批评家应该是粉丝。应该是我的粉丝，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心态。搞批评的有一个不正常的心态，他觉得自己是老师。这两个都不正常。

毕飞宇：通常批评家是装探照灯的人，方向一打作家就往那儿跑。

邵燕君：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家都到大学去讲课。但是它是不同的语言，你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如果我说还有另外一种关系，我觉得是影响的关系，其实应该是正面的关系。就是说古代讲，什么是朋友？就是指摘对方的缺点，这是你最基本的职责。否则就不是。这是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人说谁写出了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如果说我们严肃的对待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在为那个而努力。可能批评的人可能是一个旁观者，比如说刚才我按照我的文学观念，你可能是这样挑战，这样挑战，你可能没有想过。但是很好啊，这个说法，我就很高兴。你说我可没有想过这个，这个你诬蔑我，我觉得只要是遵守个人自己的文学趣味和自己的原则，各自尊重，自尊，就好。

主持人：今天我觉得我们很有收获，也让我突然间更加深刻了尊严的意思，尊严体面到底内涵是什么东西。我记得席琳•迪翁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工作是30年的常青树，但是我不是为了讨好谁，我也不是为了伤害谁。我们就一起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用我们的光亮去照亮自己，或许能照亮别人，这已经很不错了。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主持人还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作为一个人，很体面的一个心愿。”

再次谢谢二位，虽然没聊够，得给你们留点悬念。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