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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犯事官员复出与“不干活也拿钱”
背景：原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今年年初以涉嫌诽谤罪为名，派警察到北京拘传披露西丰县丑闻的《法人》杂志社记者，后被铁岭市委常委会责令引咎辞职。11月20日，铁岭电视台披露，张志国正式担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
燕赵都市报发表卢荻秋的文章：按照中组部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规定，领导干部任职前是要公示的，张志国的重新任命有没有经过公示，从语焉不详的新闻中是看不出来的。当然，这只是程序而已，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任命的理由是什么？“最牛书记”的问题最起码包括滥用公权、钳制舆论等行为。经过短短九个多月的时间，张志国对上述问题都反省到位了吗？都改过自新了吗？或者表现出突出的个人能力、取得突出的成绩了吗？人们有理由担心，“法治意识淡薄”的张志国在同样需要“法治意识”的城铁建设领域中，依然可能是个不合格的领导干部。退一步说，就算张志国在短短九个多月中脱胎换骨，修炼成为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他的复出也要符合有关规定才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条件的，才可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2月5日，铁岭市委责令张志国引咎辞职，并未另行安排其工作，也就谈不上“实绩突出”，更没有满足“一年以上”的条件，铁岭市委为什么会急于让张志国复出呢？在“最牛书记”的复出问题上，铁岭市委欠大众一个清楚的交待。
小蒋随想：犯事官员蹊跷复出，今年曝光的就有好几起。比较“著名”的还有黑砖窑女官员“重出江湖”。尽管不少评论引述《干部任用条例》等规章，虽然人们质疑撤职后换官位等于“打一巴掌揉三揉”，但上述事例表明，一些地方领导根本没把社会不满当回事，党政条文更被“选择性”执行。这实际引出如下问题——中国官员的职场出路。尽管一些犯事官员被撤职、或是引咎辞职，但是，只要不被开除，其工资待遇还是会“保留”。说白了，就是“不干活也拿钱”。但是，养“闲人”终归不是事，何况犯事官员还是有人脉网络，所以，“安排”职位就成了领导迟早要考虑的问题，即便安排的只是“闲职”。按理说，有职位才有薪水，没职位就该“回家抱孩子”。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国对公务员与官员实行的是“单轨制”管理，中国官员即便下台，依然捧着铁饭碗。中国官员在主客观层面几乎没有仕途以外的出路，中国的“学而优则仕”更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由于权力者的自利性，我们更看到国企职工“可以”大规模下岗，撤职官员却“不能”停发俸禄，甚至还有人吃空饷。
犯得着对“网瘾诊断”费吐沫星子吗？
背景：《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近日通过专家论证，据说，由此我国医学界诊断“网瘾”将标准化，“网瘾”也首次被列为精神疾病范围。
东方早报发表周东飞的文章：游戏迷和“资深”网友接受不了，利益攸关者更是火冒三丈，在学术或专业层面，争议同样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反对者悄悄偷换了概念。规范的说法应当是，网瘾首次被列为“精神疾病”治疗范围。而到了反对者那里，甚至是不少媒体那里，“精神疾病”被莫名其妙地置换为“精神病”。一字之差，可能导致千里之谬。“精神病”是一个生活概念，通常指精神不正常者。“精神疾病”是一个科学概念，通常是指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障碍。把网瘾列为精神疾病，并不是中国医学专家的心血来潮。据《中国日报》报道，在日前《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杰拉尔德·布洛克博士就把人们对于手机短信及上网的过度依赖列为精神疾病的一种。网瘾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网瘾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而从医学角度寻找关注和解决之道，正是社会合力的一部分。对网瘾的干预离不开一个科学规范化的判断标准，这也正是《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出台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太多人去真正关心标准是否合理，应当怎样完善，反倒对于“精神病”之类的口水话题乐此不疲。所谓把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会导致有人逃脱刑事制裁的说法，就更显扭曲是非混淆黑白。何种精神疾病在何种情形下免除刑事责任，法律有明确完备的规定，断然不会因为网瘾而导致混乱。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一些心理与行为方面的障碍表现，都可以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既然如此，把网瘾归入精神疾病并无不妥。
小蒋随想：精神疾病也好，精神病也罢，反正都是病，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归入“病号”。按照《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长期每天连续上网6小时就算“有病”。我算了算，自己每个工作日“挂网”起码八小时，算上八小时之外，上网更可能达到每天10小时以上。相信不少白领都会认同这属于“工作强迫症状”。人们不反对制定网瘾判断标准，但现在这个标准的确不怎么科学。最基本的，它甚至没有把玩网络游戏的“主动性”与工作上网的“被动性”区分开来。同样的例子是，人们都知道长时间保持一种坐姿，容易产生颈椎病与痔疮，但对开出租车的“的哥”来说，想一天不坐十个、八个小时可能吗？即便“有病”，这也属于不得已承受的“职业病”。职业病已然让人承受各种身体不适了，还要给职业人群戴上“精神疾病”大帽，人家能不急眼吗？网络、手机、电视等等，现代科技往往会让人产生依赖，可技术性、不得已的依赖并不等同于“瘾”。沉迷网游、网聊、虚拟人生者与一般上网者有何区别，许多不懂“诊断标准”者也能分辨出来。对某些专家而言，琢磨怎么医治才是关键。在“皮毛”上下这么大功夫，有点舍本逐末。
发改委说涨工资，口惠还得实至
背景：据说，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发改委紧急起草。发改委称，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领域。
燕赵都市报发表吴睿鸫的文章：全面刺激国内消费方案的起草动议甫一公布，有不少论者、专家认为此举类似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笔者以为，政府在推行大范围提高工资这一公共政策时，有一个前提条件容不得忽视和回避，那就是，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缩小贫富差距为着眼点，而不能搞成涨工资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依据现有国情，至少做好几项“减法”：一方面，减小普通行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眼下的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而某电力集团公司普通职工的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问罪”。与此同时，减小普遍员工与企业高管间的收入差距。调查显示，石油、电信等垄断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还有就是要减小农业与非农业间的收入差距。当前中小企业发工资都困难，此时提出给员工涨工资可行吗？还有，下岗和失业城镇职工怎么扩大收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又怎么办……
小蒋随想：前些天，我引述并随想了一篇“为什么不是公务员工资不低于教师？”引起不少网友的议论。有人认为该给教师涨工资，有人说不该给“某些教师”涨工资，还有人认为财政工资都是由企业纳税奉献，要涨也该优先涨企业职工工资……显然，涉及工资这个敏感点，谁都不愿意仅作看客。但是，如今已非国家大包大揽的时代，发改委的一个草案，有多少实际效力？又有谁会买账？如果说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间接起到“增收”作用，那么人们显然更乐于多拿钱多上税。可是，涉及真金白银，有哪个非公有制单位乐意在金融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涨薪？当下，一些合同制企业员工不被裁员就要烧高香了，哪还有胆量要求涨钱？群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是，一面是公务员一声令下全部涨钱；另一面是企业员工工资不光原地踏步，而且还可能降薪，甚至被裁员。至于垄断企业与高管，他们绝对会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可能“良心发现”，他们的博弈能力从石油价格迟迟不降、发改委睁一眼闭一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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