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色情发廊毗邻，政法委“有苦难言”？ (0/70)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与色情发廊毗邻，政法委“有苦难言”？

    背景：湖北某县群众反映，一些色情发廊竟然在同处一栋大楼的县委政法委眼皮底下从事不法之事。该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十分苦恼：政法委的干部职工每天上班进进出出，看到旁边就是发廊，感觉挺不舒服，像块心病。

    东方早报发表乾羽的文章：对于发廊与政法委，人们难免有刻板成见，当它们比邻时，人们的感受多是有没有搞错。但如果这些发廊都是规范的经营场所，政法委副书记所说的不舒服会不会隐含着一种敏感：发廊是不上档次的，小姐是不上台面的，他们不该与政法委楼上楼下和谐相处。这种敏感也是普遍的社会心态，人们在理解发廊时，早就忘了那是做头发的地方。看待类似新闻时，我们不能以道德洁癖为标准去判断事件真相。发廊是法律允许的经营场合，至于其社会形象是否良好，那是道德问题，并不能因为道德认知的不同，就把合法存在的发廊打入冷宫。当发廊出现在政法委楼下时，一方面，可用道德眼光判断这样共处一楼是否影响政法委的形象，但只要发廊经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共处就不足以成为损坏政法委形象的原因，合法经营的发廊与饭店、书店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有道德洁癖。另一方面，必须用法律的眼光去看问题，审视所谓具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发廊是否在合法经营。一旦发廊出现了违法经营，必然损坏到政法委的形象，而且也会引人联想：为何如此发廊可以开在政法委的楼下？这才是两者共处一楼的真实风险所在。相信，如果没有新闻记者的暗访，发现发廊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行为，人们对发廊与政法委楼上楼下关系也不会那么敏感。这就提醒有心病的政法委副书记，发廊的违法行为才是真正的心病。

    小蒋随想：发廊本来不具贬义。至少，爱美的姑娘做头发都是去发廊，而不是去“老掉牙”的理发馆。提供“特殊服务”的发廊已不是发廊，不要怀疑人们对“挂羊头卖狗肉”的辨识能力。所以，有群众反映，色情发廊与政法委同楼，多半可以排除“有色眼镜”。现在的问题是，政法委的同志为啥仅仅停留在上下班经过“皮肉店”不舒服，而不采取实际行动？按理说，政法委与公安局、城管等都是兄弟部门，老百姓都看得真真的“特殊营生”，请相关执法部门暗访、整顿就那么难？另一方面，见不得光的买卖往往都会躲着“执法口”，色情发廊为何敢公然与政法委同楼？这是否隐喻着发廊老板有后台？政法委的心病与难言之隐是否就在于此？由此还想到，某些大机关门口往往会有大酒店，这常常令群众产生“靠山吃山”的联想。对该县政法委来说，为了避免“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恐怕还是得有所行动。

时评是不是一种脑残文体？

    背景：时评人天天评论别人，这回轮到时评人评论自己。

    南方周末发表叶匡政的文章：不知猴年马月，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了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忧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了一副爱憎分明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时评，如今不仅成为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小蒋随想：写时评的人是否都以“道德家”自居不好妄言，但在对别人品头论足的同时，别人也会评价写时评的你（当然也包括我）。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就上文而言，作者不仅“自刨”了一遍，而且还“打击了一片”。这会不会招致一场文字仗？抑或是你来我往的混稿费？总体而言，时评是杂文的一个分支。杂文的特色就在于“杂”。但“杂”并不等于乱，杂文更多运用的是“指桑骂槐”，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隐讽写作手法。杂文的“祖师爷”是谁？我还是不得不提到鲁迅，这个嫌没法避。鲁迅当初写杂文，也曾被攻击为“豆腐块”、“光说不练”、“不入主流文学”、“拿了苏俄的卢布”。但明眼人知道，正是鲁迅的笔枪，唤起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的民族救亡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革命分工不同”。今天，我们早已脱离“敌我矛盾”。在社会贫富差异、公民权益不平等的背景下，如今的我们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需求才有市场。时评以更简单、更直白的手法出现在当下的媒体中，并且被一些读者接受，实际是希望起到揭露社会丑陋、为公众减压、为行政提建议的作用，时评的“火爆”也折射出公权诉求渠道的狭窄，时评更是“有问题找媒体”的衍生物。不可否认，时评也存在“鸳鸯蝴蝶文”，一些人也确实是靠稿费吃饭，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些公共事件是由于时评所掀起的舆论场的影响“拨乱反正”。不要指望一篇文章就能改变什么，但千百次的重复总会形成一种力量。时评的“时”字表明，它并未以“流芳百世”为己任。一篇时评如果能为当下现实的改善助哪怕是螳臂之力，当满足矣。

“国民休闲计划”疑似吹牛不上税

    背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旅游市场也渐渐步入冬季。为了拉动旅游内需，国家旅游局官员称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力争在7年后，让国人人均出游两次，出境游将达1亿人次。

    新闻晨报发表曹林的文章：此消息一出台便引起争议，很多网友纷纷跟帖，对这个计划表示疑义。一项冠以“国民”的“休闲计划”，何以引起“国民”这般反感？原因可能首先出在“拉动内需”的功利定位上。旅游休闲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公众应该享受到的休闲福利，以增加公众的休假幸福感和休闲质量为核心——而“拉动内需”则将公众工具化了，把旅游收入和GDP置于国民休闲之上，经济形势好时不考虑公众休假，内需乏力了就想到忽悠公众掏钱旅游以驱动旅游市场。其次，问题也可能出在“国民”身份认同感的分裂上。在我国贫富差距依然明显的情况下，旅游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毕竟还是一种奢侈品，特别是那些失去工作、吃饭尚成问题或收入很低的群体，冠以他们名义的“国民休闲计划”会刺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产生强烈的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再有，就是公众担心：由于纳税人缺乏对公共财政的监督权，这种名义上惠及全民的“国民休闲计划”最终会异化成“公费旅游计划”、“局长休闲计划”，为官员的公费旅游大开方便之门。公众还反感的是，这种国民休闲计划徒具观赏性。其实让国民旅游的方法很简单，比如降低景点票价、保障休假时间和增加国民收入，在让国民有钱、有闲上下功夫并制订计划。可公众并没有在旅游局的休闲计划中看到这些东西，有的只是空洞的概念和花哨的忽悠。

    小蒋随想：吹牛是不上税的。在提振国内经济的大方向下，各地方、各部门都在推出自己的“宏图方略”。一些口号喊得山响，一些目标让人眼热，但凉快一下头脑，仔细看看，却发现有的宏图挺苍白。在全球经济形势趋紧、国内频传企业倒闭的当下，老百姓更愿意捏紧钱袋，这是一种现实自保。国家的4万亿投资，虽然有用于提升社保水平的部分，但这毕竟还属“望梅止渴”。不是人们不愿旅游，而是没心情、没时间、不希望顶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多座大山去潇洒。人均出游两次，农民赶集算不算“出游”？一亿人出境游，公款出国是否包括在内？在上述问题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想必旅游局的宏图中也不会有“不达标”的问责条款。说了不用负责，自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