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访谈----我的家在草原上
席慕蓉，蒙古族，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席慕蓉全名是穆伦·席连勃，意即大江河，“慕蓉”是“穆伦”的谐译。1943年农历10月15日生于重庆城郊金刚坡，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1949年迁至香港，幼年在香港度过，后随家飘落台湾，1956年入台北师范艺术科，1964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入油画高级班。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1970年以穆伦为笔名，在《联合副刊》发表作品。七月回台湾，任教新竹师专美术科。其后数年间应邀参加多次省级及国际性之美展。并以萧瑞、漠蓉、穆伦·席连勃等笔名投稿，作品多为散文。1989年九月前往父亲及先母的家乡，初见蒙古高原。
席慕蓉十四岁起致力于绘画，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至今仍视之为主要职业。作为专业画家，席慕蓉曾在国内外个展多次，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金鼎奖最佳作词及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写诗只是作为累了一天之后的休息。她写诗，为的是“纪念一段远去的岁月，纪念那个只曾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小小世界”。一个“真”字熔铸于诗中而又个性鲜明。在她的诗中，充满着一种对人情、爱情、乡情的悟性和理解。著作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读者遍及海内外。近十年来，潜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乡为创作主题。2002年受聘为内蒙古大学名誉教授。新作《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即用优美的文字和亲手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席慕蓉自1989年与“原乡”邂逅后，17年来追寻游牧文化的历程。
高慧斌：在您的新作《走马》中，您开篇就流露出对故乡内蒙古浓浓的思念之情，好像您归乡的路也特别漫长。
席慕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可我没有，一直以来我总有一种流浪的感觉。内蒙古是我父母的故乡，是我的祖籍地，这个故乡是我血缘里的。而我生在四川，很小就跟随父母去了台湾，对出生地全无印象。我46岁以前，从未见到我的原乡内蒙古。读者可以看到，这本书有两个部分，一是我回乡前对故乡的种种怀想，一是我回到故乡后对故土的追寻。1989年8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回家仅十几天，回台湾后我发表了十篇还乡感受，现在我把还乡的感受整理出版了这本书。
我虽只在故乡待了十几天，然而我非常珍惜回来的每分每秒，对我见到的人和遇到的事，我都有浓厚的兴趣。因为这都是跟我46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这短暂的十几天却是我用了46年的时间才等到的，对故乡的感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高慧斌：您多次提到您父亲对故乡的思念。您的父亲为何没有与您一同归乡，却在内心珍藏着一份对千里草原的记忆和不肯说出来的乡愁。他为什么要独自面对这份痛苦，直至过世？
席慕蓉：我们一家1949年到台湾，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母亲是国大代表。直到1998年我父亲88岁去世，他一直没有回来过。他对故乡的感觉与我不一样，他心中最美丽的地方就是故乡内蒙古，对千里草原的美丽回忆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产。由于多种原因，内蒙古草原出现了沙化现象，已不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他怕看到后伤心，宁愿在心中保有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
高慧斌：他没有想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吗？
席慕蓉：现在内蒙古草原沙化现象确实很严重，这是凡到过内蒙古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我父亲在波恩大学教学时，内蒙古大学曾多次邀请他回来访问讲学。他多年未回，内心也很痛苦。当然任何人都爱自己的家乡，我父亲更是如此。环境的破坏不仅使牧民伤痛，生活在草原上的汉族人也一样困惑。
对故乡苦乐参半
高慧斌：看《走马》，被您归乡的急切心情所打动。您着笔饱含深情，实在让人受感染，情不自禁地与您同喜同悲。踏上祖籍地的感觉与您在梦中所见、与父辈所描述的有多大差距？
席慕蓉：我刚回来时内心也很痛苦。在我没回故乡之前，我一直在内心描绘着故乡的美丽。刚回来时看到的与以前想像的和父辈们描述的都不一样，内心也很痛苦。1989年以后我每年都回来了，有时一年回来两次，2002年回来四次。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探索蒙古文化。有时我觉得故乡还是很美丽的，对故乡的感觉真是苦乐参半。
高慧斌：“去爱自己的故乡，原来并不是可以经由理智或者意志来控制的行为。”“走到自己的梦土上，悲欣交集。”是什么让您感动，您的乡愁为何又如此沉重？
席慕蓉：我的乡愁是天生的，是融于我血液里面的。乡愁是我内心里烧起来的，不是可以教育的，也不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夸张就可以出来的，也是不可以压抑的。40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种对故乡朦胧的火种，当我真正踏上这片让我魂牵梦绕的神奇土地，内心的情感千回百转，顷刻间爆发出来，乡愁是无法解释的。
看到草原日益沙化干旱，我心为之忧伤，还有我的父母都过世了，再也不能回来。
高慧斌：您曾无数次地问父母：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旁边？可以感觉得到您为此深表遗憾。如果您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您是否还能有现在的成就？
席慕蓉：外婆曾无数次地跟我讲汗诺日湖的美丽。我回到故乡并没有看到美丽的汗诺日湖，现在湖已经干涸了。其实内蒙古是游牧民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放牧人，我也不是说放牧人不好，这就像是农耕文化建立的基础是耕田人，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要去种田一样。如果我生长在内蒙古，以我的家境来讲，在生活许可的情况下，父母也会送我去学习，我也还会去学画画，去写作。内蒙古也有很多诗人作家，像辽宁的鲍吉尔·原野，他写的东西非常有风格，非常独特。我想，如果我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也许是他们其中之一吧。
崇尚“走马”
高慧斌：您归乡寻祖的过程一直都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何如此关注马？只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伙伴吗？看得出您非常敬重马的野性。
席慕蓉：马的确非常美，它也确实是我们游牧文化最美丽的象征。如果你在内蒙古看到马，你也会被它的野性所吸引，这也是我所向往的。
在草原上，一匹马不能长期作为乘骑，必须要常常更换，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牧马人来说，一匹马身上的野性是非常重要的。你固然可以说是蒙古人爱马、心痛马，不想让它多受委屈，才不愿意长期驱使一匹马为己所用。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不能让它失去了最宝贵的野性，你必须要给它自由，让它重新加入野性的马群，因为那才是马儿真正的力量源头。在茫茫的草原上，对于生命中那种野性的本质的敬重，是在游牧文化里传承到今日也难以尽言的美丽与神秘之处。我想，无论是今天的草原上一个年轻的蒙古孩子操控他个人使用的乘骑，还是两千多年以前匈奴操控那40万骑的战马，他们也许都能感觉到，那真正的力量就在于“野性”的收与放之间吧。
高慧斌：您起《走马》这样的书名，是否别有一番情趣呢？
席慕蓉：“走马”在游牧文化里，可以解释成是马匹经过训练之后的一种独特的步法，也可以认为是骑者与坐骑之间的默契。用这种步伐行走的马，特别经得起长途跋涉，可以长期保持一定的距离，且骑者与坐骑有了默契之后，在行进间，无论是马背上的人还是马匹，都比较不容易感到疲劳。
行军之时，更要求整个马队彼此之间也能建立起默契，速度相同，步伐相同，无论是多少马匹铁骑也宛如一体，这样不但易于指挥，而且攻防的力量也会更为强大。然而，时光疾驰，岁月淹没了一切。不管是当年的匈奴王朝还是蒙古帝国，如今都只能是书页里的记忆了。不过“走马”的传统恒在，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游牧文化也恒在，许多美好的传统从未离去。尽管从比例上看似乎静默无声，可一旦深入草原就会发现，那强韧的生命力其实无处不在。十几年来，在回返原乡的路途上，我一次次亲眼见证了游牧文化的源远流长。这本书记录着我在“归乡”之前与之后的心情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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