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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压力压垮诗人?
——诗人内心价值体系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缺少内心的精神支撑
记者:青年诗人吾同树刚刚离我们而去,他选择了家中自缢身亡。诗友们在悼文中提到,吾同树生前觉得生活压力大并且感到厌倦。目前各界的反思也多停留在生活压力、房贷上面。你和吾同树有过交流,从诗人敏感的内心出发,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张况:诗人如果把生活中的苦难当作一种财富,为自己的创作带来丰收,那样的人才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一个诗人是要抱有自己的内心哲学的,否则他的所有行动都是经不起内心的推敲;其次,你只有适应社会,拥抱生活,热爱你的群体,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诗人。
29岁的吾同树还很年轻,刚刚毕业3年。出身寒门的他自然有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他曾经办过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好像亏了,后来也遭遇了失业。我们曾经在东莞的广东诗歌节上有过一次交谈。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个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书生气很重,但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是相对脆弱的,同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羞耻心极强。也就在吾同树选择离开世界那天的晚些时候,我接到友人的短信得知了噩耗,心里甚为难过。
诗人有着相对敏感的内心世界,这个没错,但是对于生命的看法一旦陷入偏激,总觉得社会时代亏欠我太多,价值观在不自觉中就会发生扭曲。现实社会的生活压力是方方面面的,对诗人、对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关键在于你的承受力如何。进一步说,社会和时代是不会对任何一个人“削足适履”的,只有你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记者:吾同树的朋友赵原痛心地说,在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中,在我们对这个时代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中,从吾同树事件,诗友们纷纷开始反思生存之道。现实与思想总是剥离的,你觉得如何平衡?比如你的日常工作是在执法市场上,面对的是盗版光碟、无证照黑网吧,这似乎与诗人、诗意不搭界?
张况:客观来讲,这几年,诗人选择自杀离世这样的新闻可能已经不能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和反思了。不负责任的离世,其实留给亲人和友人的伤痛是猝不及防的。
你提到的生活工作与诗歌、诗意相去甚远,我坚持认为:生活在这里,你就无法脱离这个固有的环境。也只有直面生存的现实,勇于与时代对话,培养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与关切。这种感情要直接进入你的内心,要能够反映在你的文字上,要拿出“勇立潮头唱大风”的气势来,这是你的人间责任,不能回避的现实责任。
举个例子来讲,我曾在拙作《诗意三国》中有这样的句子:“貂蝉盗版的乳房/随之就变成了掩埋太师的墓冢”一句,将现代的词语“盗版”融入进去,其实就是将我从事反盗版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积累和思考加入到诗歌创作中。
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这样才能改变生活的混沌状态,才能摆脱“活得不明白”的困局!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位同样遭受苦难,但最终成长起来的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她曾经声称打工的疼痛感让她开始诉说,而成名之后她依旧选择在流水线上做工人,“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她的内心是有力的。

“面对灾难和死亡, 创作者不可有丝毫虚浮”
——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痛,就不要下笔,否则你笔下的痛也是虚伪的
记者:我们从最近发生的“5·12”大地震说起。一夜之间,各路作者关于地震的诗作涌现不少,但有些作品也饱受世人非议,比如那首“纵做鬼,也幸福”的旧体诗,你怎么看?
张况:汶川大地震可以说是对于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洗礼,你不难发现你的生活突然间失去了原有的哲学支撑。与此同时,关于地震的诗歌也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作品质量确实参差不齐,你提到的那首在网上遭大家热议的诗歌是山东作协一个王姓副主席的马屁诗。“党疼国爱”之下便有“纵做鬼,也幸福”?!可以说,一个内心麻木的作者,对苦难是不会有切肤之痛的。也只有那些对苦难有切身体验的创作者,才能够担当起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才能通过创作分担这种苦难。在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大灾难面前,创作者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保持对生命和人类社会命运的敬畏,绝不能瞎起哄。面对灾难和死亡,我认为每一个创作者都不可有丝毫的虚浮。
其实这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状况:聪明人、投机取巧者太多,真正静下心来潜泳的人太少。这句话用在本省和本地诗坛也不为过。对于时代的某些东西追求的很快,不得不说这背后留下的空白也越来越多。
记者:还有最多的诗作是那些带有明显自恋痕迹美其名曰“个人化写作”的诗歌,所谓小资情调的诗歌。也听说有人可以在三分钟写出这样一首诗来?你作何评价?
张况:近十年来,新诗已经基本从为“肉食者”服务的“口号诗”中慢吞吞淡出,诗人的个性在创作中得以发挥和张扬,诗歌因此基本回到了艺术本身,个性的声音替代了臃肿的集群意念,由此“个性化”写作成为一种甚嚣尘上的时尚。
所谓小资情调的诗歌多见于网络、屁股上贴着出版号的所谓正规刊物和一些所谓美女(其实长得不咋的)写作者。目前看来80后、90后写作者中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文本尤为突出。整体而言,小资情调的滥殇对于当代文化的侵害最为严重。
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多元化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增强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目前诗坛普遍存在的虚热病、自恋癖、自虐症、器官写作等等,正团团围困我们的诗人和诗坛。许多浮华影像在写作者浮躁的情绪中变得扑朔迷离,却着实又如肥皂泡般经不起一丝风的推敲,精神被阉割、灵魂被肢解、良心被屠宰的商业时代里,传媒比瘟疫传播还快,看来这种文本要寿终正寝尚需时日。
我忧郁地看见:忧患意识的缺失,民族精神的缺位,历史判断的缺失,使当代中国的不少诗人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许多人活得浑浑噩噩、许多人在浑水摸鱼、许多人内心价值混乱、逻辑混乱、思维混乱……
你说的三分钟能写成一首诗歌的人并不鲜见,不可否认诗人的确有文思泉涌的时刻,但是对于一些日写十首百首、夜写千行百行的诗人来说,更多时候写出来的都是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或浮沤。写诗就如加速前进的老牛破车,经不起路途中文字的一丁半点儿突兀,一旦失控,他们就在文字的废墟里车毁人伤,一旦遇到暴徒或车匪路霸式的编辑,他们遂又独自悲悯,久久沉湎于个人的悲欢而无法走出内心预设的窠臼。有的人只能对诗歌浅尝辄止,甚至干脆弃之如敝履,这种作品的价值当然值得怀疑。
记者:北京奥运会刚刚拉开帷幕,现在网上就立刻冒出来教人如何写奥运诗歌的“快诀”。或许真如网上所说“会按回车键你就能成为诗人”,诗人、诗歌似乎都在掉价、贬值,读者已经不买账了,这其中原因何在?
张况:诗人掉价、诗歌贬值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诗坛寂寞!我觉得原因有二。
当代人在审美情趣上已经与过去大异其趣。人们需要的更多是对现实立竿见影的、马上有指导效果的消费文化。在这种思潮之下,“快餐文化”、“口红文化”纷纷粉墨登场,成为最容易带来市场效益的摇钱树。余秋雨、郭敬明之流在排行榜上称王称霸,赚得盆满钵满。殊不知,写作是离不开写作者本身传统文化素养的。
“愤怒出诗人”。生活富足带来的安逸,小资情调的泛滥,让诗歌失去了穿透时空的力量,变得软绵绵。说实话,许多诗,连诗人自己都看不懂。不知所云的词句,动词与动词乱伦、形容词与副词相互扭打成一团乱麻!还是那句话,没有对现实生活苦难的体认,作为诗人在创作中也难以分担这种苦难。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除了冷静、理智地面对社会和诗歌界的尘嚣,静静地写作外,多少都有些无奈,甚至可以说精神上是痛苦的。
网上所谓“会按回车键就能成为诗人”,这个说法过于偏激了。不过确实也反映出“诗人”的掉价和诗歌的贬值,一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和人品多半徒有虚名。从“地震作鬼也幸福”这样的诗句你就看出来了。

今天多元化的生活 还需要诗歌吗?
——写吧,哥们儿!这年头需要诗歌的抚慰!
记者:怎么看待如今病态的诗坛?你在一篇文章里发出了有力的号召“写吧,哥们儿!这年头需要诗歌的抚慰!”我们的现实生活还需要诗歌吗?诗歌在多元化的今天还有前途吗?
张况:生活当然需要诗歌。其他文本很难像诗歌这样,以灵动的意象符号表示生命价值、时代特性与精神风貌,新诗诞生以降,尽管人们对诗的功能与创作方法、表达方式有着许多见仁见智的差异,但都无法否认真正的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生存经验和历史回音的精神折光,是人性光辉和文化精神的绽放。一个民族没有诗人和诗歌是愚钝和可怕的。
我倒一直认为诗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无需拯救,更不会消亡,真正的中国诗歌和诗人们不必妄自菲薄。其次,多元化格局与个性化创作的存在都是合理的,诗歌的边沿化,并不一定是坏事。
上周刚刚结束的《佛山诗人诗作展》就是一次非常好的集体亮相。可以说,作为一个地级市能做出这个规模的展览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少见。展览以诗人的图片、简介、作品集全方位立体展示,并分五区“诗意禅城”“风骚南海”等主题。
在这个浮嚣的时代,时尚逐利、话语日趋多元的大背景下,诗意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淡去。可喜的是,通过本次展览我们看到,佛山人有着极大的热情与创作爱好。佛山这片沃土卧虎藏龙,不但有着深厚的诗歌创作渊源,还有着分布在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的创作人群,我们欣喜地看到,学校里六七岁的孩子也开始练笔作诗,可以说我们的创作队伍是没有断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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