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 (3/119)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议案，多次矢口否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的关联，宣称“慰安妇”并非强迫。安倍的言论使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出尔反尔的举动，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也给正在回暖之中的中日关系，吹入一股寒流。在美国及世界各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月下旬，安倍晋三不得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并在4月访问美国时，再次在美国国会确认其道歉立场。安倍晋三的否认风波至今余波不断。

“慰安妇”问题的由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东宝兴路125弄。[2]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于是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陆军作战区域建立慰安所。5月停战后，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3] 由此可知，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根据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达149所。[4]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中国良家妇女、朝鲜妇女等充当慰安妇，并按一定比例配备给部队，广泛地设立慰安所，这标志着“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用意不仅在于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以提升其日益衰减的战斗士气，更是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方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 [5]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慰安妇”制度在中国被普遍推行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妇”制度又推广到东南亚各地。

在战后的审判中，妇女遭受日军暴力侵害虽然曾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强奸、轮奸的案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以及细菌战等问题一样，也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之一。首先，日本国家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的尊严没有得到恢复，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包括日本政要的肆意歪曲与诬蔑。其次，战后“慰安妇”问题长期被忽视，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矢口否认这是极其野蛮且违反人道的侵略行为，在本质上是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类的罪行。

战后“慰安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 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和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曾经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6] 接着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日本政府的立场

随着事实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予以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不断举行，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朝野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进步学者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教授于1993年正式建立了“日本战争责任中心”，[7] 并进行艰苦的调查。同年开始，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联合举办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还建立了共同研究的组织，且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了互访，定期就“慰安妇”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交流。有关成果也通过“日本战争责任中心”的机关刊物《战争责任研究》陆续发表。例如吉见义明从《陆军省业务日志》中发现，日本军方对“慰安妇”制度有着相当完备的规划和建构，强征“慰安妇”是日军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日军亲自参与了对慰安所的管理和经营。

在韩国和日本有关人士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还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政府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8月，两次公布了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承认在日本仍然存有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本政府和军队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关系，从而证明了“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8]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安所的体制，根据二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二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二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9]

因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Asian Women’s Fund），希望依靠私人捐款的方式来给这些“慰安妇”提供补偿。很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鱼目混珠，逃避其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10] 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并建议日本政府：1. 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 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3. 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4. 正式向被害者谢罪；5. 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6. 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11] 就在报告公布后不久，同年6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慰安妇：日本卸不掉的历史包袱》的报道，首次向西方读者揭示了日军“慰安妇”事件的真相，对“慰安妇”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12]

此后几年，国际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取证和调查一直在进行中。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3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或地区的代表500 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阵容配备相当强大。出任主审******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纳(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143家新闻媒体的305名记者采访了此次法庭的审判活动。由于这次审判的规模宏大，故又被称为“世纪大审判”。

在该次审判中，中国大陆代表团向法庭递送了材料，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也提供了相应证词。中国大陆方面在诉请中请求：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四、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13]

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做出判决，确认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犯。[14]

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美国国会的“慰安妇”提案

在“慰安妇”问题上，美国因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及美日同盟所形成的对日本的特殊影响力，而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在“慰安妇问题华盛顿对策协议会”（The Washington Coalition for Comfort Women Issues，W.C.C.W.）长期不懈的游说努力下，2001年7月24日，民主党国会议员莱恩·埃文斯第一次联合10名议员，在众议院提出“H. Con. Res. 195”决议案，要求日本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之事，正式“明确道歉”，并立即赔偿受害人。决议案也要求日本政府教育后代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罪行，并公开驳斥了关于并没有发生过慰安妇这种事的说法。[15] 2003年，莱恩·埃文斯再次联名向众议院提交议案，可惜两次提案均因为日方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阻挠而搁置。

2006年4月，莱恩·埃文斯和共和党议员克利斯多弗·史密斯在得到众议院38名议员的联合署名后，共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名为“H．Res．759”的关于日军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这也是同类决议案第三次在国会提交。决议案批评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在战后的赔偿交涉中，日本政府没有充分承认这一罪行，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悲剧也只有只言片语。……2005年日本许多政坛人士甚至鼓吹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等内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地、强硬地、不断地驳斥任何否认“慰安妇”历史的言行，承认“慰安妇”的征用责任，明确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向年轻一代说明这一问题属于反人权罪；遵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劝告。[16]

在决议案提出后，各方围绕该决议案在国会山展开了游说活动。日本外务省动员华盛顿的一些超级说客，阻挠决议案的审议过程。与此针锋相对，在华盛顿的韩国人联合会等团体发起了名为“联合759”的运动，在网上设立了专门网站“www.support759.org”，呼吁人们发起写信、签名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处理这一决议案的意义所在。

9月13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第759号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就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时期发生的“慰安妇”事件正式做出书面道歉，并对下一代进行相关教育。然而，由于日方的游说阻挡，在全体会议表决时，759号决议未能顺利通过。加之本届国会即将闭幕，该决议案遂被自动搁置。

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6名众议员重新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 [17] 2月15日，在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3名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慰安妇”出面作证。她们不堪回首的血泪经历，令听众落泪。这项提案受到驴象两党议员的支持，目前支持该议案的众议员人数已从安倍访美时的90人增加到140人，超过表决所需要的120票法定票数，新增加的支持者包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于６月26日进行了审议，最后以39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提案，将交众议院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