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无良学者眼镜蛇
鲁迅先生当年痛感有些中国人，沉溺在“华夏千年古国古”的旧梦里，一味地只知道说中国的好话，便说“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见鲁迅《灯下漫笔·二》）。鲁迅先生愿意把批评中国的外国人当朋友，我想这种外国朋友现在尤其需要。为什么说“现在”尤其需要呢？因为有些话现在的中国人，要么说不出，要么不敢说，要么没地方说。近日看到有媒体摘要转发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应该破除由贪腐官员、不法商人和无良学者结成的“腐败铁三角”。我想这样的话，只有外国的媒体说得出，中国是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此等文章的。
中国人也并不都是瞎子，都是哑巴。只是看见了，却无处可说。有句粗鄙的俗话：有意见到茅厕去提。话虽不中听，道的却是实情。茅厕里提意见，没有用的。目前中国最有说话权力或权威的是些什么人呢？政府官员自不必说，富商巨贾亦不必说，还有一种人的话似乎更叫人相信，那就是学者。中国老话说“知书达理”，然而要命的是现在有些学者，并不因为“知书”，就自然“达理”；或许他们“理”其实是“达”的，却蓄意昧了良心说“歪理”。这类人，便是英报文章所称的“无良学者”。
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的可恶，人皆知之；而无良学者之可恶，却鲜为人知。中国人自古敬重读书人，而有些读书人便拿国人的敬重作障眼法，更变本加厉地欺骗善良的同胞。也有人看穿他们面目的，叫他们为“眼镜蛇”。眼镜者，谓之有学问也；蛇者，谓之险毒也。“腐败铁三角”，虽说其间关系相当复杂，但也可以简化论之。大抵是：贪腐官员盲目扩张经济，既可捞取作为升迁资本的政绩，又寻机中饱私囊；不法商人则钻山打洞行贿公职人员，获取项目、资金和各种经营特权；无良学者则为畸形的经济扩张和种种消极腐败作辩护唱赞歌，所谓“腐败有理论”、“腐败难免论”便是他们的重要学术成果。
无良学者们都喜欢做大师状，把眼见为实的严酷真相，弄得高深和玄虚，叫你没法拿他那套语言符号同他论理。你若同他争辩，他便摆出高人的架势，说你不是在学理层面讨论问题，同你说不到一起去。其实只要都说人话，总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而无良学者们偏偏不喜欢说人话。且举一个无良学者不讲人话的例子。眼下经济领域“马太效应”甚是吓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分配不公已埋下深重隐患。富人的财源是“不尽长江滚滚来”，穷人的日子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可是，当有人对财富分配不公提出批评的时候，有些无良学者又是冷笑又是嘲讽，说：效率和公平，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你懂吗？这些大师本来不屑同别人辩论的，可又奈不住要维护他们的“铁三角”，便屈尊地开了金口，讲了些以为我辈不懂的道理。说的是：企业分配讲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维护公平，则是政府的责任。也有的大师也许比较平易近人，终于还耐得性子，讲讲企业的第一次分配、政府的第二次分配之类的道理，为的是给我们启启蒙，不叫我们胡思乱想，要认了受穷的命。但是，他们讲的是人话吗？
通常这类无良学者是最讲所谓“中国国情”的，但你同他们说到效率和公平，他们却把真正的“中国国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就不讲人话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便是有过几十年“天下为公”的历史。过去中国财富基本上都是公有的，无非是大公小公之别。但近二十多年纷纷扰扰，社会财富重新组合，造就了很多自己都说不清，或者不敢说清的富人。这种富人，若是国有大企业老总，他们的权力仍是来自于公，尽管其权力的获得途径未必就经得住一个“公”字；若是民营企业老板，不管其经济资源、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的占有，都没法同“公”字剪断脐带。一言以蔽之，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经济利益集团或组织，或明或暗都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一个“公”字。只不过，他们沾“公”之光，却不负“公”之责。2005年，美国某研究机构抽出全球500强企业中的26家，就其社会贡献率进行评估，中国被纳入评估的企业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国家电力，它们的社会贡献率排名分别是倒数第二、第三和第八。道理很简单，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越低，老百姓承受的商品价格就越高、享受的服务质量就越低。如此，社会公平从哪里来？国字号的企业尚且如此，难怪有房产商公然宣称不给穷人盖房了。有了无良学者的训诫，这些商人干什么都理直气壮，更何况有些商人本身就是不法之徒呢？
这些学者别看他们无良，他们的地位都是堂而皇之。要么给政府做顾问，要么在政协做委员，要么在大学做校长或院长，要么在研究所做主任，要么在企业做独立董事。他们还会教硕士、带博士，还会培养若干同类出来。谬种流传，苍生奈何！
鲁迅先生当年痛感有些中国人，沉溺在“华夏千年古国古”的旧梦里，一味地只知道说中国的好话，便说“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见鲁迅《灯下漫笔·二》）。鲁迅先生愿意把批评中国的外国人当朋友，我想这种外国朋友现在尤其需要。为什么说“现在”尤其需要呢？因为有些话现在的中国人，要么说不出，要么不敢说，要么没地方说。近日看到有媒体摘要转发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中国应该破除由贪腐官员、不法商人和无良学者结成的“腐败铁三角”。我想这样的话，只有外国的媒体说得出，中国是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此等文章的。
中国人也并不都是瞎子，都是哑巴。只是看见了，却无处可说。有句粗鄙的俗话：有意见到茅厕去提。话虽不中听，道的却是实情。茅厕里提意见，没有用的。目前中国最有说话权力或权威的是些什么人呢？政府官员自不必说，富商巨贾亦不必说，还有一种人的话似乎更叫人相信，那就是学者。中国老话说“知书达理”，然而要命的是现在有些学者，并不因为“知书”，就自然“达理”；或许他们“理”其实是“达”的，却蓄意昧了良心说“歪理”。这类人，便是英报文章所称的“无良学者”。
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的可恶，人皆知之；而无良学者之可恶，却鲜为人知。中国人自古敬重读书人，而有些读书人便拿国人的敬重作障眼法，更变本加厉地欺骗善良的同胞。也有人看穿他们面目的，叫他们为“眼镜蛇”。眼镜者，谓之有学问也；蛇者，谓之险毒也。“腐败铁三角”，虽说其间关系相当复杂，但也可以简化论之。大抵是：贪腐官员盲目扩张经济，既可捞取作为升迁资本的政绩，又寻机中饱私囊；不法商人则钻山打洞行贿公职人员，获取项目、资金和各种经营特权；无良学者则为畸形的经济扩张和种种消极腐败作辩护唱赞歌，所谓“腐败有理论”、“腐败难免论”便是他们的重要学术成果。
无良学者们都喜欢做大师状，把眼见为实的严酷真相，弄得高深和玄虚，叫你没法拿他那套语言符号同他论理。你若同他争辩，他便摆出高人的架势，说你不是在学理层面讨论问题，同你说不到一起去。其实只要都说人话，总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而无良学者们偏偏不喜欢说人话。且举一个无良学者不讲人话的例子。眼下经济领域“马太效应”甚是吓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分配不公已埋下深重隐患。富人的财源是“不尽长江滚滚来”，穷人的日子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可是，当有人对财富分配不公提出批评的时候，有些无良学者又是冷笑又是嘲讽，说：效率和公平，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你懂吗？这些大师本来不屑同别人辩论的，可又奈不住要维护他们的“铁三角”，便屈尊地开了金口，讲了些以为我辈不懂的道理。说的是：企业分配讲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维护公平，则是政府的责任。也有的大师也许比较平易近人，终于还耐得性子，讲讲企业的第一次分配、政府的第二次分配之类的道理，为的是给我们启启蒙，不叫我们胡思乱想，要认了受穷的命。但是，他们讲的是人话吗？
通常这类无良学者是最讲所谓“中国国情”的，但你同他们说到效率和公平，他们却把真正的“中国国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就不讲人话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便是有过几十年“天下为公”的历史。过去中国财富基本上都是公有的，无非是大公小公之别。但近二十多年纷纷扰扰，社会财富重新组合，造就了很多自己都说不清，或者不敢说清的富人。这种富人，若是国有大企业老总，他们的权力仍是来自于公，尽管其权力的获得途径未必就经得住一个“公”字；若是民营企业老板，不管其经济资源、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的占有，都没法同“公”字剪断脐带。一言以蔽之，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经济利益集团或组织，或明或暗都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一个“公”字。只不过，他们沾“公”之光，却不负“公”之责。2005年，美国某研究机构抽出全球500强企业中的26家，就其社会贡献率进行评估，中国被纳入评估的企业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国家电力，它们的社会贡献率排名分别是倒数第二、第三和第八。道理很简单，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越低，老百姓承受的商品价格就越高、享受的服务质量就越低。如此，社会公平从哪里来？国字号的企业尚且如此，难怪有房产商公然宣称不给穷人盖房了。有了无良学者的训诫，这些商人干什么都理直气壮，更何况有些商人本身就是不法之徒呢？
这些学者别看他们无良，他们的地位都是堂而皇之。要么给政府做顾问，要么在政协做委员，要么在大学做校长或院长，要么在研究所做主任，要么在企业做独立董事。他们还会教硕士、带博士，还会培养若干同类出来。谬种流传，苍生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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