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贼村”：“贼”字招牌挂多久？ (10/46)

     “贼名”除与不除？村民陷入两难

    “都是太穷闹的”，８６号中年铺主说，孟家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收入，一人５分地，只够温饱，也没有什么可以挣钱的途径，“当时出一天工才一块九毛二，我在外面卖菜好歹也可以挣上十块二十块的，大家都想有个出路。”

    “其实现在基本上没有偷盗行为”，长安区市场管理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哪里有这么多“浪来的”（当地方言，暗指偷来的）东西？村民们一般从西安市康复路批发中心进货，现在有钱了，也从广东、福建等地进货，都是正规厂家商品，价格比专卖店便宜。所有的“神秘”只是以“浪来的”之名诱导消费者。

    王小红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再去偷已经划不来了”，以前都是穷闹的，但现在村里人不去偷，生活也能过得很好，现在村里３２０户人，已经有了近３０辆小车了，大家见面谈的都是买车的事儿，谁还会去“浪东西”？

    价格优势一直是村里法宝，王小红分析说，多年的经营让村里人眼界开阔了，村民一般去内地厂家直接拿货，省了中间环节，可以拿到便宜的价格；再加上都是现金交易，通常又可以再低上一两点。这就保证了孟家村的东西仍是正规商品便宜价格。“我们是个人进货，也不拿回扣，所以进货肯定比别人便宜。”

    “自已进的东西，店铺也是自己的，每个月的管理费也就三五十元钱，我们的成本很低。”一位中年店主说。

    一些村民说，现在村子里多年没人偷东西了，为啥还叫个贼村？他们认为不利于村子的长期发展，现在是时候正名了。

    但也一些村民担心，正了名会对生意有影响，一位女店主说，“改名后会不会影响（生意）真是难说咧”。

    “我敢说，大家都不喜欢贼村这个名声，但毕竟顾客都是冲着贼名来的”，王小红说，“村里人很实际，能挣上钱就是最好的。”

    “贼”字透视社会现象 未来发展靠特色

    “一个人偷是道德败坏，一群人都去偷就成了社会问题。”“贼村”现象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西安市委党校教授胡觉照的注意。他曾用４个月的时间调研孟家村，吃住在村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拟写《贼村男女》，向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的孟家村。

    胡觉照说，之所以选择偷，是由于当地过去实在太穷，“个个像叫花子一样”。因贫而贼，因贼而商，孟家村不是个例，仅他知道的陕西就有三四家。

    他认为，从一个普通的村庄变成“贼村”，拷问的是当地政府、党政干部、国有企业和社会道德底线。“买赃是违法的，人们为什么要贪赃？我在村子里甚至还见过不少军警车辆”，邻村也有人主动要求在贼村为女儿找个婆家。胡觉照认为，这种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值得警惕。

    陕西社科院副院长石英建议，“贼村”正名在于合法经营，打出诚信和品牌，靠质优价廉来吸引顾客，形成独特的村庄商业品牌。

    他说，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整体经济不发达，人们钱不多，只有捡便宜。长期来看，人们的消费能力在进步，指望这个名声一劳永逸不可能的；与其他商城搞同质化营销，也不具备长久优势。村民们要将商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发市场，利用优势和经商的积累，变成讲商业信用的诚信之村，特色之村，才是长久的发展之道。

    “我们要修路、修自来水，建设新农村。”今年年初刚当选村主任的王小红说。前不久孟家村有１００多家经营户办理了营业执照，王小红带头填写了“不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责任书”，带领大家合法经营致富，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作案地域广　盗抢手段高　犯罪低龄化

在饶阳县看守所衡水警方正在提审犯罪嫌疑人。 新华社记者 王民摄

    事实上，河北省饶阳县盗车职业犯罪早已“远近有名”，当地一些村庄的不少村民以盗抢犯罪为职业，并形成从盗抢到销赃一条龙的犯罪产业。据记者了解，在衡水当地，经常有人到饶阳县以很低的价格购买手机、名牌服装、高档皮鞋、电脑、汽车零部件甚至轿车等赃物，价值几十万元的大卡车拆解成零部件只卖几万元，二三十万元的轿车两三万就能买到。甚至当地一些党政干部也有购买使用赃车的现象，助长了犯罪分子的盗抢行为。

    衡水市公安局局长王金水介绍说，饶阳“黑三角”区域的犯罪分子作案地域非常广，以河北为中心，辐射京津，北到辽宁、内蒙古，南至河南、安徽，东到山东、江苏，西至山西、陕西。这些犯罪分子常常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对轿车等贵重作案目标，很少在饶阳县、衡水市实施，而是省外作案，省外销赃，以销定偷，很大一部分赃车被销往新疆、内蒙古等地广人稀的省份。

这是犯罪分子用于打孔盗油的改装面包车。 新华社记者 王民摄

    此外，这些犯罪分子盗车手段智能化，不少人已经掌握机动车解码技术，几分钟内就能实施盗窃。而且，作案目标已经由夏利、奥拓、面包车等低档车逐渐转向本田、帕萨特、奥迪等中高档车。就在５月１９日上午，衡水警方查获从山西长治盗窃准备在饶阳销赃的３辆本田轿车，其中２辆分别是长治县政法委书记、常委宣传部长的专车。据办案警察介绍，“走进这几个村子，就像走进机动车拆解交易市场一样，这边麦垛里埋着一堆零部件，那边地窨子里藏着一辆车。犯罪分子往往不把盗窃车辆放在家里，而是隐藏在蔬菜大棚、庄稼地、麦垛、废弃院落等地方。我们明知道是赃车，可就是查不出谁偷的。”

    让人忧虑的是，饶阳县“黑三角”地带村民犯罪日益呈现家族、团伙式和低龄化趋势。饶阳县是只有２９万人口的小县，人口数量在衡水市１２个县（区）排名倒数第二，却有１５０名上网逃犯，占衡水市的１／５。而且是“拔起萝卜带出泥”，越抓越多，据估计，仍有五六十人不在警方掌握中。记者在１５０名被通缉的逃犯名单上看到，年龄最小的只有１７岁，最大的６２岁，大部分逃犯年龄都在２０至３０岁左右。这些逃犯中，有的是亲戚关系，有的是同学关系，有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例如，被通缉的刘亚江作案累累，其小舅张霍丹也是偷盗成性，但二人并不属于一个团伙。

    盗抢有历史　基层政权弱　除根须综治

    近年来，饶阳“黑三角”地带滋生众多职业盗抢团伙有一定历史原因。据衡水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恩忠介绍，盗抢逃犯较多的村子多数位于滹沱河河套滞洪区，历史上，这一带多次受洪水侵袭，生存条件无保障，多发要饭、抢劫现象。

    王恩忠说，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饶阳“黑三角”地带收购废铜线、铝线从事冶炼的作坊很多，到了９０年代初，开始盗窃变压器、铜线、铝线搞冶炼，经整治后基本灭绝。９０年代中期，石油单位在这里开采原油，当地百姓经常拣些漏油卖钱增加收入，后来发展为盗抢原油，土炼油作坊达到５０家，经过治理后，炼油作坊基本消失，但目前仍有打孔盗油现象。从１９９６年以后，犯罪分子开始偷自行车、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大货车，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偷汽车、高档轿车，盗抢目标不断升级。

    据王恩忠介绍，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警方在“黑三角”一带已经抓获了６０多名逃犯。同时又出现一种怪现象：犯罪分子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屡打不绝。有的是爸爸进了监狱，儿子继续犯罪；有的是年轻人互相传染。

    记者这一带农村采访了解到，一个村子里从事盗抢的村民是极少数，例如南空城村有１４００多人，有１１人是上网逃犯；大齐村１６００多人，上网逃犯１２人。可以说，村里大部分村民是好人。但是这些村民对盗抢分子不恨反亲，村里谁家有红白事，往往是这些盗抢分子随礼最多，而且盗抢分子基本上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祸害乡亲。办案民警来村里摸排线索时，从大人到小孩都不配合。一些村民认为，“他们又没偷我家的东西，我才不多管闲事。”在大齐村，现任村支书因为伤害罪成了网上逃犯逍遥法外；村主任的车有赃车嫌疑，被询问时却说是“从大街上捡来的。”这种农村社会环境成了盗抢分子“成长的沃土”。

    今年６１岁的刘吉民曾任大齐村村支书，他告诉记者，“当地农民大都种植大棚蔬菜，经济条件都不差，可是村里的很多孩子十二三岁的孩子就不上学了，见别的年轻人抽好烟，喝好酒，花钱如流水，就喜欢跟着到处乱跑，不帮家干农活。”网上逃犯刘某的父亲与儿子脱离了父子关系，他说：“儿子１７岁就不上学了，我整天忙着种大菜也见不着他，他就是喜欢玩，等抓回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都不管。”

    【阅读提示】

    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不少人家住进了两三层小楼，新农合让看病少了担忧，孩子上学也不用再交钱……

    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在我国农村，尤其是中东部农村，农民负担越来越轻，钱包越来越鼓，逐步宽裕起来的村庄，文化生活究竟是什么状态？农民兄弟们有哪些文化需求？政府部门又该在哪些渠道发挥作用？

    “服装不统一，乐器破破烂烂”

    农民自发的文艺队伍，如何维持？

    跟不少日子宽裕起来的村庄一样，马庄村村民的文化娱乐也呈现“日常化、常态化、多样化”趋势。

    记者走访发现，村里自发组织的表演队已有10多个，从舞狮队、盘鼓队、舞蹈队，到老年迪斯科队、街舞队、秧歌队，男女老幼基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业余组织”。师忠强介绍说，3400多口人中，参与文艺演出的占5%左右，当观众的要占70%多。

    马庄村有一支20多人的秧歌队，服装统一，训练有素，每逢节假日都要在村里巡游，热闹非凡。组织起这支队伍的是65岁的师松，因为“爱出风头”，村里人都喊他“老明星”。

    “老明星”的儿女都已成家，靠着几亩租给农业公司的田地，他每年也有5000多元收入。闲来无事，师松学起了闲置多年的盘鼓，老伴也扭上了秧歌。看到村里还有不少闲着的老人，师松就把大伙儿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秧歌队。后来见一些年轻人农闲时也没事干，他干脆把秧歌队交给老伴，自己又鼓捣了一个舞狮队。

    为了这支舞狮队，几年下来，师松和队友们投入了4000多元，还不算村里每年给的几百元补助。“要表演，要排练，还要买乐器，买行头，哪样都得花钱呢！”除了为经费操心，师松最担心的还是表演水平，“秧歌队扭来扭去都是老一套，舞狮子也不是很专业，没有老师，大家都是通过看电视、看光碟，自学成才。”

    其他表演队的情况也差不多，组织者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多是偶尔参与，基本靠队员的热情和村里不多的资助勉强维持。“很多队伍不是服装不统一，就是乐器破破烂烂，而且表演总是那几样，看得多了，大伙儿也觉得没啥看头了。”师松说，“不过，俺们村是个大村，要办的事太多，大伙儿也理解。”对于村委会每年给两个队伍1000多元的资助，师松和队员们特别感激，因为“这在别的村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所以每逢村里有重大活动，他和队员们必定到场助兴，而且“随叫随到，从不误事”。

    曾在马庄驻村工作过的原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洪强说，如果政府能在开展文化建设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结合农民的需求和意愿，进行因时因地的调整；如果国家、省、市能对农民自发的文化活动给予固定资金支持，并派专家来具体指导，这些文化活动才能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