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
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
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他们衣衫褴褛，油滑不羁；他们组织涣散，毫无章法；他们有着一切凡人都有的贪生怕死，却没有军人应有的威武尊严；他们不断嘲笑、抱怨、咒骂着命运，但最终仍心甘情愿为袍泽弟兄们登上战事惨烈的南天门。
3月份开始，只要你坐在电视机前，总会在某家卫视看到这群以溃兵身份亮相的“炮灰团”。与以往银幕上的军人形象截然不同，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力图展现普通人在战争年代卑屈的献身。
此剧主创为2007年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因而被观众寄予较高期望。3月初，云南、江苏、上海、北京4家卫视同时上映《团长》，不出意外地掀起新一轮收视******。
截至目前，《团长》的口碑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喜欢的认为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里程碑”，讨厌的则不客气地斥之为“故作高深的注水肉”。
“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在我预料之中。”《团长》总制片人吴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类型，告诉你电视剧原来也可以这样讲历史。”
“选择远征军题材，因为这个空间可讲的事情太多了。”《团长》编剧兰晓龙曾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说，他想做一个主旋律的东西，“主旋律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它甚至不一定是忧患，也许就是一种自信，也许是该有的自尊。而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我认为主旋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在找的一个平衡线。”
2007年4月中旬，兰晓龙与康洪雷去滇西采风，从昆明出发一直往南到腾冲，把滇西主要战场都看了一遍。他们找到很多老兵，从70多岁到100多岁，看上去与普通农民无异，可是翻开他们的档案，籍贯有湖南、河北、四川、福建，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曾经的上校、少尉……
“当你了解到他曾经在战场上拼杀，再对照他眼前的样子，你就觉得不做这个事对不住他们，也对不住自己。”康洪雷当即感慨。
采风结束两个月，兰晓龙拿出26万字的大纲，其间号啕大哭数次。
他喜欢带着所有来腾冲的朋友去国殇墓园。一次，他与同是电视剧编剧的好友史航同去。两个人扛了一箱腾越小烧，正好可以围着山浇一圈。墓园山坡的小墓碑，刻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和兵种，比如一等枪手、三等马车夫。看到有意思的名字，就拿着酒杯跟墓碑碰一下。
“我们是在向这段历史致敬，也真的需要致敬。”《团长》中出演主角“孟烦了”的张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接这部戏之前，他仅仅知道有中国远征军这个说法，具体历史完全不了解。“我觉得非常惭愧。”
《团长》结尾，老年“孟烦了”走在腾冲的大街小巷，背影悠远而沉默。扮演者是当地一名抗战老兵杨再景，远征军时期做后勤工作，经历过太多战争年代的生生死死。“他讲话，无论说什么，我都想哭。”张译说。
《团长》浓缩了滇缅抗战中两次远征的经历。
在电视剧中，“川军团”从淞沪会战战场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并重新聚集。他们空降到缅甸，又被迫撤退回国，最终重树信心，以惨烈的代价拿下南天门战役。整段历史从1942年持续到1945年。
前几集中，“炮灰团”团长龙文章在从缅甸撤退的路上聚拢了上千散兵游勇，在崇山峻岭中狼狈地往国内跑。这看似黑色幽默的情节，原型即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大撤退，发生在1942年。
由于当时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远征军入缅的时间几次反复，最终错失战机，坐视仰光沦陷，入缅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中国远征军孤立无援地被弃在丛林中自生自灭。
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之时，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孙立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美国军校留学出身的孙立人选择了进入印度这条损失最小的撤退线路。而杜聿明则遵从蒋介石让远征军撤退回国的命令，从极为荒凉的野人山撤退。
“第一次远征中因为战争死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在野人山撤退的时候没水没粮、疫病流行死的。10万大军最后只剩了4万多。”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卢彩文介绍说。
电视剧后半部分花大篇幅描写了惨烈的南天门战役。“怒江边，南天门上，日本人的堡垒犹如怪物。敌人恶毒，川军团只能把仗打得‘断子绝孙’。弹尽粮绝，牙齿也是武器。”兰晓龙所著同名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这样概括。
这一战役的原型为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松山位于横断山脉南麓、怒江西岸，海拔2690米。滇缅战争期间，由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拉孟(松山)守备队在此驻防，并用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与《团长》中日本指挥官竹内连山创造的连通古树、石崖的工事极为类似。
松山战役的著名，在于其惨烈程度和歼敌比例整个抗战史上难有匹敌。它发生于1944年，历时120天，中方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400名除1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
“除了云南和缅甸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名全是虚构的，没有一场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的战役。但是我会把滇缅作战最浓缩的战争写进里面。”兰晓龙说，“史实部分占了60%的神。形也许一点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
人物、地名虚构，不仅仅是出于艺术创作的考虑，也是规避风险的办法。
“这个电视剧的艺术和技术我都不担心，最大的顾虑就是在历史观方面。”吴毅介绍。在剧本创作阶段，他曾请军方、广电总局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员把关，把握讲述的“度”。“现在采取的方法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讲中国军人抵御外敌，回避党派的区别。”
在《团长》中也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如游击队里有一名热爱学习的左翼进步青年，但没有明确指出其身份。“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国共平衡的问题，后来发现比较难与情节融在一起，现在这样的分寸还算合适。”吴毅说。
剧组同人们已经关注滇缅战争题材很久，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不知道“气候”如何。这次，《团长》终于开拓了讲述这段历史的空间。史航这样认为。
此前以滇西历史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比如电影《国际大营救》、电视剧《滇西往事》等等。但“往往摆脱不了固有的模式”。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说，“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滇西抗战历史的电视剧。”■
一些中国人遗忘了老兵，一些老兵也遗忘了战争
走进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老兵张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阳光洒在新农村建设中刚修筑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岁的老人佝偻的身体斜倚在路边石头上，小心地避开臀部至今未取出弹片的部位。身边放着拐杖，还有一杯与他的眼神相仿的浊茶。
他的农家小院在路对面，推门进去，数百只晒着太阳的苍蝇轰然而起，又旁若无人地落下。老人选择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迎着阳光，低垂眼睛，任凭苍蝇们在衣服上爬来爬去。
他开始讲述自己抗战中的经历，反复翻检着时间与地点已经搞混的记忆。
说话间他偶然抬头指着一侧砌得工整的石头房子，略带欣慰地说：“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这是他一生最大荣耀。
像张金正这样，在滇缅战争结束时选择留下的伤员和不愿参加内战的军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
他们可能来自全国的各个地区，抱着报效国家的理想，或者因抓伕加入国民党军；他们在滇缅抗战中浴血拼杀，以惨烈的代价获得对日的巨大胜利；他们因负伤、部队解散等原因留在云南，多数过着穷困窘迫的生活，终生未得回乡；他们是云南最后的抗战老兵，与时间一起默默凋零。
张金正的老家在河南开封，具体哪个乡哪个村已经记不得了，他说只知道家在黄河边，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挡日军时，家乡全被淹没。
张金正说，18岁时，给地主家打长工。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王正兴，后来的名字是在入赘腾冲后改的。“军队来抓壮丁，地主家有钱，不用去，就找我们来顶。”张金正回忆。以后的抗战经历，他却只有一堆错杂重叠的记忆断片。
对老兵们来说，战争的记忆悠远模糊。云南解放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运动频繁到来的年代，家人唯恐与反革命分子沾亲带故，老兵自己更是绝口不提。
直到近年来关心滇缅抗战史与老兵生活的民间人士逐渐增多，继而引来媒体的关注，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经习惯遗忘的老兵这时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断片残影。
贵州籍老兵李华生是远征军预备2师第五团的勤务兵，曾经下连队参加过光复腾冲的战役，他说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
“一次师部要去军部开会，要走过腾冲城的西门。那里是日军的控制区，十几匹马刚刚在小路露头，日军的枪声就响，也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
“师长就跟我说：‘小鬼，骑着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远镜在后面看着，让我冲出去吸引敌人，好观察日本鬼子在哪里埋伏。
“我骑着大红马快快地跑，子弹就从我耳朵边上擦过去，差点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鬼子在树上架了机枪，大树被他们挖空了，他躲在里面。我们通知了198师的炮兵，把大树打倒了。”
唯有谈起这段历史，李华生的话最多，情绪也最激动。
“老兵们过得非常贫困。一般士兵干不了别的，只能靠种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当过军官的留下来情况会好些，但解放后在运动里受到的冲击也大。”段生馗组织过为老兵捐款的老兵协会，熟悉老人们情况的他如此说。
曾当过国民党少尉参谋的卢彩文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住摇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虑。”“文革”开始卢彩文已成为“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为活靶子供革命群众“练手”。
卢彩文是腾冲人，在当地有不少亲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后不久便恢复工作，做过中学老师、年级主任、校长，晚年还做过政协委员。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腾冲的境况就没这么好。
李华生是在腾冲光复后自己开小差溜出来的，在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安家，这是他此前打游击的地域范围。他说：“这里还是比家乡状况好些。”
上世纪50年代，李华生当上村里的农会主席。当时政府曾动员老兵们回家乡，大约走了300多人，他因为在管事没能回去。没想到1952年当地掀起“打歹”运动，打击对象就波及到一些农会主席、民兵营长，李华生也被牵扯进去。
“当时抓了三个头儿，枪毙了两个。我平时没打过谁骂过谁，只判了我3年徒刑。”李华生回忆说。后来，他又在劳改的地方带着被管教的人干活，表现积极，待了两年多就出来了。
此后他靠种田为生，结婚生子。他在山间盖了两间小石头房子，屋里没水没电，每天做饭要去山里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济，菜就自己在屋前种一点，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儿子是个混混，离开家三四十年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儿媳跑了，丢下孙子也是个混混，30多岁了还没结婚，也从不来看他。”段生馗介绍说。最近几年，他反而成了最常来看望李华生的人。
段生馗在网上写过李华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腾冲热海的必经之路上，他便呼吁游客们经过时能捐一点钱给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块牌牌，上面写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劝我别这么干。”
没有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老兵们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却很少有人如愿。
“解放前路不通，从腾冲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说去别处。我又是逃兵，抓到会被判枪决。解放后没钱，而且在这里就受批斗，是坏分子，更不敢乱跑。”李华生说。
2007年，贵州电视台曾策划老兵回家的活动，当时选了9位老兵。李华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遥远，需坐飞机，老兵们事先都被组织体检。
“有两位老人体检没通过，怕路上出危险，没让他们回。结果天天来我办公室哭。”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说。
李华生身体很好，但他也没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家在哪儿，12岁就被抓伕出来，自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家在贵州省湄潭县，具体乡镇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张金正曾经与河南老家有书信往来。60年代，家里还写信过来问，能不能寄一点粮票回家。张金正叹着气说，“一直没钱回去，坐飞机到昆明就要80块一张票。现在八九十岁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儿子笑着提醒：“哪里是80块，是800块一张票。”老人“哦”一声，转头往远处看去，神色更显落寞，一行浊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
彭彦无法忘记那个搂着柴火的佝偻背影。
2007年5月的一天，彭彦见到了已年过八旬的潘振华，潘参加过著名的新墙河战斗。
古旧的军帽粘满了灰尘，脚上的猪皮鞋已经裂开，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漆黑的小屋里，照相机的闪光灯映出老人蜷缩在角落里的轮廓，对光线毫无反应。
邻居反映，潘振华的儿子在平江做生意，“很少管老人”，失明15年的老兵，还得自己上山捡柴。
随后他们看到，老人出门时，带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绑在家里，一头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后100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捡到柴火后，再顺着绳索轻轻地爬回来。
“老人家，您最希望得到什么？”彭彦问。
2008年9月22日，彭彦、杨卫清接到一个电话：“潘振华去世了！”电话那头声音急切。两人心里一震，朝着新墙河方向深鞠一躬。
事后得知，那天下午潘振华像往常一样顺着绳子上山，回来时不小心摔在草丛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杨卫清和6名“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风尘仆仆地赶往岳阳新墙河吊唁---在阵阵哀乐中，彭彦再次看到潘振华，老人的笑容凝固在一幅遗像中。
辗转南北的潘振华，至死只拥有一个过于粗略的称谓：抗战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韦志华，将一位作家写的“老兵文章”发表到“崔健论坛”。作为论坛管理者，她发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正式启动。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为云南地区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2100元，是这个民间组织第一次筹款的总额，这笔资金援助了云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资金由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006年1月，韦志华开始了她的云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国远征军老兵。2007年5月，为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彭彦也组织起11位驴友，一路寻访老兵。
随后，参加援助的论坛网友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从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款18余万元。 捐款者中包括下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韦志华逐渐淡出。随后，范玲、彭彦、杨卫清等人接过韦志华手中的接力棒。
通过持续不断的寻访，5年间，他们共捐助100多位抗战老兵。
2008年10月19日，援助中国远征军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一对一互助”重新启动，59位老兵将继续得到捐助。
杨卫清和彭彦最近每天都在看《我的团长我的团》。
“尽管许多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至少能让人们关注中国远征军。” 杨卫清说。
尽管“纯民间公益、非商业、非官方、不具任何政治立场”的宗旨挂在论坛醒目部位，但仍有人不理解，说他们“作秀”；再加上人们心中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偏见，“老兵之家”的援助之路仍然艰辛。
志愿者们都不富裕。2008年，杨卫清去云南接老兵李锡全回家，给单位请了长假，总共花去了4000多元，回来后女友和他起了“小摩擦”。
“ ‘老兵之家’的每一次活动都是AA制，团队内部并没有固定的分工，大家合作靠的是一种默契。”杨卫清说。
即便是募捐到的微薄资金，偶尔还会遭到质疑，让他们感到委屈。实际上，在钱物方面，志愿者们做了规范，“社会援助的钱物造册备案，且直接送到老兵手中”。
“官方和企业的援助十分有限。”彭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彭杨二人表示，他们已经想好，4年为一个周期，将援助行动继续下去。
“老兵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物质，而是渴望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彭彦说，“老兵之家”曾发给老兵一枚荣誉章，但回家后，荣誉章丢失了。焦急中，老兵写信给彭彦，希望再拿到一枚，即使花钱买都可以。
很快，彭彦向老人邮寄了一枚新的。
长沙县的一位老兵去世后，家人曾把志愿者请到家里，一家人齐刷刷跪在他面前。“这是父亲的遗愿，你是我家的恩人。”老人的儿子说，你们让我父亲回到了70年前。
彭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许多远征军老兵，只能把自己当年浴血抗日的记忆深藏在心底，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儿孙提起。
“在援助老兵的过程中，不是我们用爱心帮助他们，而是我们被老兵深深地震撼，觉得欠他们太多。”杨卫清说。
2008年元月的一次探访过程中，远征军老兵黄瑞祥的讲述，彻底改变了杨卫清对于战争的看法。
老人经历过缅甸战役、印度训练、反攻缅甸、翻越野人山等大小战事。交谈中，黄老显得很愉快，但问到野人山的往事，老人却在瞬间沉默。他一动不动，在5分钟内，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完全沉浸在回忆里。5分钟后，老人才回过神来。
蚊子、毒蛇、疫病过后，黄瑞祥所在的重机枪连，出发时官兵共133人，从野人山走出来，仅剩下16人。
和杨卫清一样，之前，彭彦跟网上的所有愤青一样，动不动就声言“打仗”。如今他比其他同龄人更渴望和平。彭彦说，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争夺松山那样的普通小山头，会死去一万多名中国士兵。在淞沪会战中，每10分钟就有一个连的人全部牺牲，1个小时就可以伤亡过万。
现在，志愿者们最害怕的就是时间。许多老兵逐渐故去。他们感到援助活动的紧迫：寻找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帮助老兵，拍照采访为他们做“口述历史”。
2008年4月，彭彦前往平江走访远征军老兵朱锡纯。年过花甲后，朱锡纯把当年的参战经历写成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录《野人山转战记》。这本回忆录一直还没有变成铅字。
比之民间组织，援助老兵的个人行动也越来越广泛。浙江天台县的范许洋在挨家挨户走访后，找到了10位健在的抗战老兵。
“最初我们对这些国民党军中的抗日老兵，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杨卫清说，现在想：“其实在八年抗战里，都是保家卫国，流血牺牲，这些士兵，难道应该湮灭在历史中？”
彭彦说：“地方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阻止我们的民间救助，我想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国家也是越来越包容了。” ■
-網Ф亽 (8687586) 于 2009-04-10 09:12:04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網Ф亽 (8687586) 于 2009-04-10 09:13:49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插入图片
选择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