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悖论
——从卡夫卡的文学作品窥视卡夫卡的生存困境
对于卡夫卡，我们并不陌生。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卡夫卡曾被冠以“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头衔，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卡夫卡的夸夸其谈已经超过了卡夫卡意义的本身。作为一个作家，卡夫卡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没有像托尔斯泰小说那样拥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宏伟的史诗风格，也没有像乔伊斯小说那样从精神上拯救爱尔兰的民族情结，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自私、虚弱甚至极端孤独的存在。他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负起一个作家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而只是为了化解他“私人的痛苦”。卡夫卡甚至从未想让自己的作品对几十年后的现代人还有任何的阅读和欣赏价值（临终前他曾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然而或许正是其最纯粹最自私的写作方式才透视出一个最纯净最深刻的灵魂。于是袁可嘉说，卡夫卡道出了现代人的困境。
一、卡夫卡的生存困境：
“孤独的死人”与“追求最后的呼吸”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卡夫卡不同于如巴尔扎克在手杖上所刻的“我粉碎了一切障碍”，恰恰相反，卡夫卡始终认为是“一切障碍粉粹了我”。作为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又是一个不被家人所理解的孤独者，还是一个为艺术而献身却始终被艺术所抛弃的恐慌者，他的孤独是空前的，他的困境多方面的。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是个自传性很强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几个主题也是一直困扰着卡夫卡生存的情感因素就是“死亡”与“孤独”，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回响，所以卡夫卡的生存困境与他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有着本质的相近。那些在他作品中崭露头角的小人物，不是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环境中备受凌辱、任人摆布，就是在荒诞的世界里扭曲了人性、只剩下撕碎了的畸形的躯壳。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也没有生存空间，处处是孤独、忧郁与被生活抛弃的不幸，这就是卡夫卡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在写给其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坦言自己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孤独的死人”。他在信中写道：
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在这里已经向他的未婚妻阐明了他所希望的美好生活就是做一个“孤独的死人”，然而这个看似奇怪的答案对于卡夫卡来说，这个决定不仅丝毫没有出乎意料，而且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想象，这在他的作品中同样能够体现出来。卡夫卡笔下人物这种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状态，首先体现在卡夫卡作品中人物群体社会地位的卑微与尴尬，甚至已丧失了生存的权力，他们都是孤独的弱者。本雅明在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时写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群，他们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物圈，不过任何人物圈对他们都不陌生。”这充分体现了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可有可无、不被社会接受的卑微地位。他笔下的男性人物，从阶级属性看，都可算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弱者群，如《饥饿艺术家》中的那个为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不惜饿瘪自己身躯、为了“灵”的至善至美而付出“肉”的牺牲的青年艺术家；又如《变形记》中那个有着虫形人性，最后在孤独、寂寞与自惭形秽中悄然死去的小职员格里高尔，他们都有着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人生处境。再看卡夫卡笔下的女性人物，也多是社会的弱者形象。卡夫卡笔下没有特别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过是些客串的“助手”式人物而已，如《城堡》中一个城堡官员的情妇弗丽达，如《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母亲、妹妹和女佣，再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引诱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家中女仆等等，所有这些女性都是没有社会地位或者说都是受他人管制的人。《城堡》里就有这样的场面：一群妓女排着队走进马厩里去过夜；阿玛丽娅因拒绝委身于城堡官员，于是灾难临头——官员的态度使得全村都处在一种诚惶诚恐之中，顾客们不敢再上她父亲的鞋铺，小铺里的伙计纷纷离去，村里的熟人见面也不敢打招呼了，最后，一个以前的伙计买下了鞋铺，阿玛丽娅一家被撵出了村子。这些不起眼的女性形象只是卡夫卡笔下众多小人物中的一瞥，但因其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地位而和他笔下相对而言比较丰满的男性人物共同组成了卡夫卡笔下独有的“孤独的死人”人物群。
其次，卡夫卡笔下人物这种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状态，还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唯一一个孤独的主人公，其余的人都成的他的“助手”或“对手”，而这些“助手”或“对手”具有不确定性，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身份定位。本雅明写道：“助手们是贯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卡夫卡笔下的这些“助手”，可以是“仆人”、“职员”、“助手”、“女仆”甚至是“陌生人”，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主体的非独立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作品离开了他们换用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物同样可以使作品熠熠生辉。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阻碍主人公K进入城堡的没有一个是具体的对手，但整个城堡和村庄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阻碍他进入城堡的对手。有趣的是，每个对手似乎都以帮手的身份出现。如给K帮忙的村长，又如派给K的两个助手，又如官员的情妇弗丽达。而实际上，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些所谓的帮手是否是真正意义上K的帮手：那两个助手整天插科打诨，又处处给K坏事，实际上这两个助手可能是城堡派来监视K的；最明显的帮手弗丽达确实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K的帮手，而她恰恰是最不理解K的，使K陷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绝境。再看这些助手的身份，不是无身份者就是无名无姓的人物，如在他作品种出现的众多无名的女仆，《在流刑营》中的无名军官和旅行家，甚至是《地洞》中那个整天挖地洞的无名小动物，《饥饿艺术家》中的无名主人公。在《城堡》中，没有人知道K的真实姓名，K从哪里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很难知道。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没有过去，只剩下现在。《城堡》中涉及到K的过去的只有一处细节，是讲K看到城堡有一座高塔之后使他联想到了故乡：
霎时间K想起了他家乡的村镇。它绝对不亚于这座所谓的城堡，要是问题只是上这儿来观光一番的话，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未免太不值得了，那还不如重访自己的故乡，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去看看了。
这一段只能让读者了解到K是一个外乡人，其实K根本就是一个代号、一个暧昧不清的主体而已。这些人物身份的缺失更多的体现了他们不被社会所认同的局外人状态，从而也造成了卡夫卡笔下人物的另一种“孤独”。
再次，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不论是作品主人公还是各种形式的“助手”，无论从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身份确认上看，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一种不合时宜、与时代相冲撞的特征：社会力量的强大和不可逆转、自身力量的渺小使他们不得不隐秘在一个幽暗的角落窥视世界，这种异化的窥视视角又强化了人物主体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在《观察》中的人物群体大多以“小女孩”、“陌生人”、“单身汉”的形象出现，他们是站在这个世界的窗外观察，如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死寂的房间中窥望外界，甚至是《城堡》中的K在与世隔绝的城堡外窥视希望能进入城堡，他们都是以窥视的视角显现了失落和悲哀的东西。这显现的不仅是人物生理机能和心理情感上的不健全和扭曲，更是人物自身主体对存在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非主体性，他们整天精神恍惚或者担惊受怕，只希望做一个“孤独的死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几封讨论“孤独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他平生只想呆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的尽头，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饭送到地窖口。这似乎已经很恰当地隐喻了卡夫卡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它甚至在最大程度上也象征了卡夫卡本人的生存状态。他就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畸形孩童，时时处处受着孤独和死亡的压抑。
然而做一个“孤独的死人”只是卡夫卡生存状态的一个方面，在困境中追求最后的呼吸又是卡夫卡所信奉和追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然而这种执着的信仰最终还是包裹着绝望的外衣。卡夫卡在书信中说：
没有拥有，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
原文是：Es gibt kein Haben， nur ein Sein.
卡夫卡再一次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道出一个关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永恒悖论：我在追求最后的呼吸——窒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卡夫卡还没有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他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有强烈的沟通欲望，即他害怕孤独。然而正如叔本华的悲观理论所认为的一样，人活在世上是受欲望推动的，欲望不可能无限满足，人活在世上必然受苦。因此在卡夫卡的笔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幸福结局，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卡夫卡对生活的悲观和失望。正如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所提到的极度绝望的表白：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又被干枯的树叶覆盖。
二、卡夫卡的困境传达：
“私人的痛苦”与“公开的写作”
卡夫卡亲自编定过一份打算发表的笔记，这份笔记的标题是《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就信的内容来看，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为了别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道德困境，因为他拥有的只是“私人的痛苦”。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说过：
他决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
在卡夫卡众多的矛盾中，最突出的“私人的痛苦”就是与父亲的矛盾。结合卡夫卡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严父，他反对卡夫卡从事文学创作而强迫卡夫卡从事法律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儿子的爱和寄托，而父亲的权威使敏感过人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被压抑的苦闷。从宗教信仰上来讲，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身上有着浓重的犹太文化烙印。虽然卡夫卡曾自称是“标准的西方犹太人”，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教育，在他的生活中或创作中操持的是德语，在他的作品中基本没有出现过“犹太”字样，他对希伯莱语知之甚少，甚至有西方学者断言：他（卡夫卡）一直保持着做一个犹太人世界的局外人。但是在他内心，在精神上，他仍然是犹太人。卡夫卡母亲的说：“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斋日对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我们整年都在为此训练。”在犹太文化中，父亲形象往往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大多“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为“将父亲奉为上帝”，而像卡夫卡这样敏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父亲看得和上帝一样的权威。弗洛伊德认为，男孩与父亲的关系，是一种“暧昧含糊的关系”，男孩在心理上是怨恨和羡慕、嫉妒、温情彼此交织的，男孩以父亲自居，渴望犯禁，进而取父之位而代之。所以卡夫卡对待父亲的态度是：一方面，他畏惧地崇拜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反抗父亲。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说：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卡夫卡与父亲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的三篇成名作《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他同父威斗争的产物。《判决》写的是儿子准备写信告诉他在外地彼得堡的一个朋友，说他快要结婚了。但是父亲说他已经告诉他了。儿子感到大为不快，好像父亲干涉了自己的私事，就对父亲斥责了一句。父亲对儿子的这一举动视为大逆不道，决不允许，就判处他的死刑，叫他去跳河。儿子果然就毫无反抗地跑到外边去跳河了。在小说中，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在卡夫卡看来，父亲无疑是一个独裁者，一个家庭的暴君。卡夫卡的这些被压抑的隐秘欲望为其作品提供了丰腴的土壤，而他作品中表现的强烈的审父意识可以理解为是“俄狄浦斯阶段”欲望的再造。
对卡夫卡来说，写作既然是父亲最反对的事，那么自然成了他反抗父亲的一种方式，于是卡夫卡开始了一种勤奋甚至痛苦的“公开的写作”过程（他并没有隐瞒父亲甚至是公开向父亲的威严发起挑战），希望以此能够在家庭中实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地位。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长信中，他用了好几页来谈论自己与父亲的矛盾，他希望通过婚姻克服父亲的教育所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败了。卡夫卡曾先后与两位女子三次解除婚约，其中与菲莉斯的两次订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提出了解除婚约。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就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可以说，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婚姻和写作对于卡夫卡在自我拯救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没有料到的是订婚并没有使卡夫卡把自己从父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来，恰恰因为卡夫卡不喜欢菲莉斯却与她订婚反而额外增加了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于是，写作成了卡夫卡在与父亲的争斗中最终获胜的唯一保障，这也是卡夫卡唯一的自救之道。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作，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在卡夫卡去世前的一两年写小说《地洞》中，有一段很重要的内心自白：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有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咀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
卡夫卡就像是一个背着沉重的硬壳在黑夜行走的孤独者，他以这种卑微的、痛苦的而又执着的公开的写作方式来与他的“私人的痛苦”作着殊死搏斗，因为他的悲哀和恐惧是彻骨的。他不是那个站在最高点观望的夸夸其谈者，却是钻在地洞里窥视世界的预言家，他预言了现代人的恐慌处境。
三、卡夫卡的罪与赎
卡夫卡把订婚当作自我拯救的手段，对婚姻生活其实没有一点诚意。然而无论如何，卡夫卡都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他欺骗了菲莉斯这个无辜的女人。卡夫卡的罪恶感在于他的自私，也在与他道德上的诚实：他需要一个女人在身边以此来摆脱“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而他道德上的诚实又使他感到无法回避欺骗的问题。于是他不得不欺骗了菲莉斯，因为他需要“找女人帮忙”。在卡夫卡两次婚约期间写的一部小说《诉讼》中，卡夫卡就用带有伪装的自传性质道出了自己的罪恶：
“你寻求的外部帮助太多了”，神父非难地说，“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帮助。难道你没有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吗？”
卡夫卡已经意识到自己欺骗一个女人而造作的罪恶，但他又意识到“找女人帮忙”是必须的也是不得已的，于是他又不免自陷于恶，因为菲莉斯是彻底无辜的。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卡夫卡又重新回到拯救自我的道路上来，他的救赎之道就是受苦，即所谓的只有极苦才有极乐。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说：
只有在这里受苦才是受苦。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苦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是极乐。
他的名篇《饥饿艺术家》中的主人公所忍受的生活方式就是卡夫卡自己的自我救赎之道。青年艺术家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肉”的毁灭（饥饿而死）来实现
“灵”（艺术）的至美。另外，在他的短篇小说《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中，通过一只被邀请去为科学院院士作报告的猿猴之口，表达了被异化的人类的孤独心情和寻找出路的渴望。猿猴说，我“只有一种感觉：走投无路”，但“我必须给自己制造一条”，“因为没有出路的我是活不成的”。
然而卡夫卡的悲剧意义也正在于此：作为一个为了写作而放弃男子生之快乐的苦行主义者，卡夫卡为写作放弃了一切，而写作却无情地抛弃了他。为了能抓紧一切时间投入写作，他拖着白天疲惫的身体以牺牲睡眠为代价来满足他的创作欲，这实际上是在损害他的健康、剥蚀他的生命。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始终渴望真挚的爱情，在7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和两位姑娘定过三次婚，每次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其中有一点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卡夫卡担心婚后忙碌的婚姻生活会影响他的潜心创作。因此他宁可放弃婚姻，为他钟爱的艺术而牺牲爱情。但在创作上，他的呕心创作并没有实现他的文学梦想，虽然他并不怀疑自己的作家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不能得到当时大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很少满意过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临终前他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这样一种悖论当中，宗教、家庭、爱情和写作一直困扰着他的生活，而他天生脆弱敏感的性格又使他陷入了空前孤独的境地。
理解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他以荒诞的作品框架（如城堡可望而不可即），用梦幻的写法（如因为听错了一次门铃而好心得不到好报的乡村医生），用怪诞的手法（如《训鹤》中“我”回家时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用无主题的预言叙事（如城堡的虚构意义使K的追寻变得毫无意义），再现了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他自身的生存悖论。他的作品有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一面，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免不了有抽象化的通病，还常常失之于神秘晦涩。在思想内容上，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色彩浓厚。由于所受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在表现人性问题上，他也没有指明解救的方式。在《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中，他借猿猴之口说：“我只想要一条出路，左边或者右边，去哪都成。”处于孤独中的卡夫卡虽然急切想找到一条出路，但毕竟是迷惘的，“目的虽有，道路却无，我们称为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然而卡夫卡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感悟到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的无助，却并未沉沦于绝望之中，而是做着自我拯救的不懈努力。不论是现实处境中的小职员、K，还是虚拟框架中格里高尔、无名小动物，他们在面对毫无希望的平庸卑琐的处境时，能在精神上超越现实，执着地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在明知不可为的困境中仍不放弃抗争的勇气和希望；在被荒谬的现实无情捉弄时，仍能倔强的与之抗争，并在灵魂深处透露出一种不屈的人性之光和顽强的生命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卡夫卡：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空。这也是卡夫卡在表现人性问题上的经典意义之所在。
[参考书目]
《卡夫卡集》 叶廷芳选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年版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吴晓东著 三联书店 2004年版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肖四新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版
《沉重的肉身》 刘小枫 华夏出版社 2007年版
《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研究》蒋承勇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外国文学辅导》 傅希春 高教出版社 2004年版
《非常的“原罪”》胡志明 《外国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
《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 范捷平 《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从卡夫卡的文学作品窥视卡夫卡的生存困境
对于卡夫卡，我们并不陌生。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卡夫卡曾被冠以“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头衔，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卡夫卡的夸夸其谈已经超过了卡夫卡意义的本身。作为一个作家，卡夫卡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没有像托尔斯泰小说那样拥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宏伟的史诗风格，也没有像乔伊斯小说那样从精神上拯救爱尔兰的民族情结，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自私、虚弱甚至极端孤独的存在。他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负起一个作家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而只是为了化解他“私人的痛苦”。卡夫卡甚至从未想让自己的作品对几十年后的现代人还有任何的阅读和欣赏价值（临终前他曾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然而或许正是其最纯粹最自私的写作方式才透视出一个最纯净最深刻的灵魂。于是袁可嘉说，卡夫卡道出了现代人的困境。
一、卡夫卡的生存困境：
“孤独的死人”与“追求最后的呼吸”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卡夫卡不同于如巴尔扎克在手杖上所刻的“我粉碎了一切障碍”，恰恰相反，卡夫卡始终认为是“一切障碍粉粹了我”。作为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又是一个不被家人所理解的孤独者，还是一个为艺术而献身却始终被艺术所抛弃的恐慌者，他的孤独是空前的，他的困境多方面的。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是个自传性很强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几个主题也是一直困扰着卡夫卡生存的情感因素就是“死亡”与“孤独”，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回响，所以卡夫卡的生存困境与他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有着本质的相近。那些在他作品中崭露头角的小人物，不是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环境中备受凌辱、任人摆布，就是在荒诞的世界里扭曲了人性、只剩下撕碎了的畸形的躯壳。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也没有生存空间，处处是孤独、忧郁与被生活抛弃的不幸，这就是卡夫卡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在写给其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坦言自己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孤独的死人”。他在信中写道：
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在这里已经向他的未婚妻阐明了他所希望的美好生活就是做一个“孤独的死人”，然而这个看似奇怪的答案对于卡夫卡来说，这个决定不仅丝毫没有出乎意料，而且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想象，这在他的作品中同样能够体现出来。卡夫卡笔下人物这种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状态，首先体现在卡夫卡作品中人物群体社会地位的卑微与尴尬，甚至已丧失了生存的权力，他们都是孤独的弱者。本雅明在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时写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群，他们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物圈，不过任何人物圈对他们都不陌生。”这充分体现了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可有可无、不被社会接受的卑微地位。他笔下的男性人物，从阶级属性看，都可算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弱者群，如《饥饿艺术家》中的那个为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不惜饿瘪自己身躯、为了“灵”的至善至美而付出“肉”的牺牲的青年艺术家；又如《变形记》中那个有着虫形人性，最后在孤独、寂寞与自惭形秽中悄然死去的小职员格里高尔，他们都有着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人生处境。再看卡夫卡笔下的女性人物，也多是社会的弱者形象。卡夫卡笔下没有特别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过是些客串的“助手”式人物而已，如《城堡》中一个城堡官员的情妇弗丽达，如《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母亲、妹妹和女佣，再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引诱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家中女仆等等，所有这些女性都是没有社会地位或者说都是受他人管制的人。《城堡》里就有这样的场面：一群妓女排着队走进马厩里去过夜；阿玛丽娅因拒绝委身于城堡官员，于是灾难临头——官员的态度使得全村都处在一种诚惶诚恐之中，顾客们不敢再上她父亲的鞋铺，小铺里的伙计纷纷离去，村里的熟人见面也不敢打招呼了，最后，一个以前的伙计买下了鞋铺，阿玛丽娅一家被撵出了村子。这些不起眼的女性形象只是卡夫卡笔下众多小人物中的一瞥，但因其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地位而和他笔下相对而言比较丰满的男性人物共同组成了卡夫卡笔下独有的“孤独的死人”人物群。
其次，卡夫卡笔下人物这种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状态，还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唯一一个孤独的主人公，其余的人都成的他的“助手”或“对手”，而这些“助手”或“对手”具有不确定性，缺乏完整意义上的身份定位。本雅明写道：“助手们是贯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卡夫卡笔下的这些“助手”，可以是“仆人”、“职员”、“助手”、“女仆”甚至是“陌生人”，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主体的非独立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作品离开了他们换用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物同样可以使作品熠熠生辉。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阻碍主人公K进入城堡的没有一个是具体的对手，但整个城堡和村庄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阻碍他进入城堡的对手。有趣的是，每个对手似乎都以帮手的身份出现。如给K帮忙的村长，又如派给K的两个助手，又如官员的情妇弗丽达。而实际上，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些所谓的帮手是否是真正意义上K的帮手：那两个助手整天插科打诨，又处处给K坏事，实际上这两个助手可能是城堡派来监视K的；最明显的帮手弗丽达确实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K的帮手，而她恰恰是最不理解K的，使K陷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绝境。再看这些助手的身份，不是无身份者就是无名无姓的人物，如在他作品种出现的众多无名的女仆，《在流刑营》中的无名军官和旅行家，甚至是《地洞》中那个整天挖地洞的无名小动物，《饥饿艺术家》中的无名主人公。在《城堡》中，没有人知道K的真实姓名，K从哪里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很难知道。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没有过去，只剩下现在。《城堡》中涉及到K的过去的只有一处细节，是讲K看到城堡有一座高塔之后使他联想到了故乡：
霎时间K想起了他家乡的村镇。它绝对不亚于这座所谓的城堡，要是问题只是上这儿来观光一番的话，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未免太不值得了，那还不如重访自己的故乡，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去看看了。
这一段只能让读者了解到K是一个外乡人，其实K根本就是一个代号、一个暧昧不清的主体而已。这些人物身份的缺失更多的体现了他们不被社会所认同的局外人状态，从而也造成了卡夫卡笔下人物的另一种“孤独”。
再次，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不论是作品主人公还是各种形式的“助手”，无论从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身份确认上看，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一种不合时宜、与时代相冲撞的特征：社会力量的强大和不可逆转、自身力量的渺小使他们不得不隐秘在一个幽暗的角落窥视世界，这种异化的窥视视角又强化了人物主体类似于“孤独的死人”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在《观察》中的人物群体大多以“小女孩”、“陌生人”、“单身汉”的形象出现，他们是站在这个世界的窗外观察，如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死寂的房间中窥望外界，甚至是《城堡》中的K在与世隔绝的城堡外窥视希望能进入城堡，他们都是以窥视的视角显现了失落和悲哀的东西。这显现的不仅是人物生理机能和心理情感上的不健全和扭曲，更是人物自身主体对存在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非主体性，他们整天精神恍惚或者担惊受怕，只希望做一个“孤独的死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几封讨论“孤独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他平生只想呆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的尽头，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饭送到地窖口。这似乎已经很恰当地隐喻了卡夫卡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它甚至在最大程度上也象征了卡夫卡本人的生存状态。他就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畸形孩童，时时处处受着孤独和死亡的压抑。
然而做一个“孤独的死人”只是卡夫卡生存状态的一个方面，在困境中追求最后的呼吸又是卡夫卡所信奉和追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然而这种执着的信仰最终还是包裹着绝望的外衣。卡夫卡在书信中说：
没有拥有，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
原文是：Es gibt kein Haben， nur ein Sein.
卡夫卡再一次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道出一个关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永恒悖论：我在追求最后的呼吸——窒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卡夫卡还没有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他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有强烈的沟通欲望，即他害怕孤独。然而正如叔本华的悲观理论所认为的一样，人活在世上是受欲望推动的，欲望不可能无限满足，人活在世上必然受苦。因此在卡夫卡的笔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幸福结局，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卡夫卡对生活的悲观和失望。正如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所提到的极度绝望的表白：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又被干枯的树叶覆盖。
二、卡夫卡的困境传达：
“私人的痛苦”与“公开的写作”
卡夫卡亲自编定过一份打算发表的笔记，这份笔记的标题是《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就信的内容来看，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为了别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道德困境，因为他拥有的只是“私人的痛苦”。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说过：
他决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
在卡夫卡众多的矛盾中，最突出的“私人的痛苦”就是与父亲的矛盾。结合卡夫卡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严父，他反对卡夫卡从事文学创作而强迫卡夫卡从事法律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儿子的爱和寄托，而父亲的权威使敏感过人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被压抑的苦闷。从宗教信仰上来讲，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身上有着浓重的犹太文化烙印。虽然卡夫卡曾自称是“标准的西方犹太人”，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教育，在他的生活中或创作中操持的是德语，在他的作品中基本没有出现过“犹太”字样，他对希伯莱语知之甚少，甚至有西方学者断言：他（卡夫卡）一直保持着做一个犹太人世界的局外人。但是在他内心，在精神上，他仍然是犹太人。卡夫卡母亲的说：“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斋日对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我们整年都在为此训练。”在犹太文化中，父亲形象往往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大多“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为“将父亲奉为上帝”，而像卡夫卡这样敏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父亲看得和上帝一样的权威。弗洛伊德认为，男孩与父亲的关系，是一种“暧昧含糊的关系”，男孩在心理上是怨恨和羡慕、嫉妒、温情彼此交织的，男孩以父亲自居，渴望犯禁，进而取父之位而代之。所以卡夫卡对待父亲的态度是：一方面，他畏惧地崇拜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反抗父亲。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说：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卡夫卡与父亲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的三篇成名作《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他同父威斗争的产物。《判决》写的是儿子准备写信告诉他在外地彼得堡的一个朋友，说他快要结婚了。但是父亲说他已经告诉他了。儿子感到大为不快，好像父亲干涉了自己的私事，就对父亲斥责了一句。父亲对儿子的这一举动视为大逆不道，决不允许，就判处他的死刑，叫他去跳河。儿子果然就毫无反抗地跑到外边去跳河了。在小说中，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在卡夫卡看来，父亲无疑是一个独裁者，一个家庭的暴君。卡夫卡的这些被压抑的隐秘欲望为其作品提供了丰腴的土壤，而他作品中表现的强烈的审父意识可以理解为是“俄狄浦斯阶段”欲望的再造。
对卡夫卡来说，写作既然是父亲最反对的事，那么自然成了他反抗父亲的一种方式，于是卡夫卡开始了一种勤奋甚至痛苦的“公开的写作”过程（他并没有隐瞒父亲甚至是公开向父亲的威严发起挑战），希望以此能够在家庭中实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地位。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长信中，他用了好几页来谈论自己与父亲的矛盾，他希望通过婚姻克服父亲的教育所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败了。卡夫卡曾先后与两位女子三次解除婚约，其中与菲莉斯的两次订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提出了解除婚约。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就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可以说，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婚姻和写作对于卡夫卡在自我拯救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没有料到的是订婚并没有使卡夫卡把自己从父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来，恰恰因为卡夫卡不喜欢菲莉斯却与她订婚反而额外增加了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于是，写作成了卡夫卡在与父亲的争斗中最终获胜的唯一保障，这也是卡夫卡唯一的自救之道。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作，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在卡夫卡去世前的一两年写小说《地洞》中，有一段很重要的内心自白：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有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咀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
卡夫卡就像是一个背着沉重的硬壳在黑夜行走的孤独者，他以这种卑微的、痛苦的而又执着的公开的写作方式来与他的“私人的痛苦”作着殊死搏斗，因为他的悲哀和恐惧是彻骨的。他不是那个站在最高点观望的夸夸其谈者，却是钻在地洞里窥视世界的预言家，他预言了现代人的恐慌处境。
三、卡夫卡的罪与赎
卡夫卡把订婚当作自我拯救的手段，对婚姻生活其实没有一点诚意。然而无论如何，卡夫卡都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他欺骗了菲莉斯这个无辜的女人。卡夫卡的罪恶感在于他的自私，也在与他道德上的诚实：他需要一个女人在身边以此来摆脱“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而他道德上的诚实又使他感到无法回避欺骗的问题。于是他不得不欺骗了菲莉斯，因为他需要“找女人帮忙”。在卡夫卡两次婚约期间写的一部小说《诉讼》中，卡夫卡就用带有伪装的自传性质道出了自己的罪恶：
“你寻求的外部帮助太多了”，神父非难地说，“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帮助。难道你没有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吗？”
卡夫卡已经意识到自己欺骗一个女人而造作的罪恶，但他又意识到“找女人帮忙”是必须的也是不得已的，于是他又不免自陷于恶，因为菲莉斯是彻底无辜的。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卡夫卡又重新回到拯救自我的道路上来，他的救赎之道就是受苦，即所谓的只有极苦才有极乐。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说：
只有在这里受苦才是受苦。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苦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是极乐。
他的名篇《饥饿艺术家》中的主人公所忍受的生活方式就是卡夫卡自己的自我救赎之道。青年艺术家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肉”的毁灭（饥饿而死）来实现
“灵”（艺术）的至美。另外，在他的短篇小说《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中，通过一只被邀请去为科学院院士作报告的猿猴之口，表达了被异化的人类的孤独心情和寻找出路的渴望。猿猴说，我“只有一种感觉：走投无路”，但“我必须给自己制造一条”，“因为没有出路的我是活不成的”。
然而卡夫卡的悲剧意义也正在于此：作为一个为了写作而放弃男子生之快乐的苦行主义者，卡夫卡为写作放弃了一切，而写作却无情地抛弃了他。为了能抓紧一切时间投入写作，他拖着白天疲惫的身体以牺牲睡眠为代价来满足他的创作欲，这实际上是在损害他的健康、剥蚀他的生命。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始终渴望真挚的爱情，在7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和两位姑娘定过三次婚，每次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其中有一点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卡夫卡担心婚后忙碌的婚姻生活会影响他的潜心创作。因此他宁可放弃婚姻，为他钟爱的艺术而牺牲爱情。但在创作上，他的呕心创作并没有实现他的文学梦想，虽然他并不怀疑自己的作家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不能得到当时大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很少满意过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临终前他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这样一种悖论当中，宗教、家庭、爱情和写作一直困扰着他的生活，而他天生脆弱敏感的性格又使他陷入了空前孤独的境地。
理解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他以荒诞的作品框架（如城堡可望而不可即），用梦幻的写法（如因为听错了一次门铃而好心得不到好报的乡村医生），用怪诞的手法（如《训鹤》中“我”回家时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用无主题的预言叙事（如城堡的虚构意义使K的追寻变得毫无意义），再现了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他自身的生存悖论。他的作品有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一面，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免不了有抽象化的通病，还常常失之于神秘晦涩。在思想内容上，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色彩浓厚。由于所受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在表现人性问题上，他也没有指明解救的方式。在《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中，他借猿猴之口说：“我只想要一条出路，左边或者右边，去哪都成。”处于孤独中的卡夫卡虽然急切想找到一条出路，但毕竟是迷惘的，“目的虽有，道路却无，我们称为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然而卡夫卡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感悟到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的无助，却并未沉沦于绝望之中，而是做着自我拯救的不懈努力。不论是现实处境中的小职员、K，还是虚拟框架中格里高尔、无名小动物，他们在面对毫无希望的平庸卑琐的处境时，能在精神上超越现实，执着地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在明知不可为的困境中仍不放弃抗争的勇气和希望；在被荒谬的现实无情捉弄时，仍能倔强的与之抗争，并在灵魂深处透露出一种不屈的人性之光和顽强的生命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卡夫卡：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空。这也是卡夫卡在表现人性问题上的经典意义之所在。
[参考书目]
《卡夫卡集》 叶廷芳选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年版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吴晓东著 三联书店 2004年版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肖四新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版
《沉重的肉身》 刘小枫 华夏出版社 2007年版
《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研究》蒋承勇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外国文学辅导》 傅希春 高教出版社 2004年版
《非常的“原罪”》胡志明 《外国文学研究》 2006年第1期
《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 范捷平 《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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