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涯上接到小诗兄的盛情邀请,感到很不好意思.现应小诗兄之邀将贴在天涯煮酒版的拙作<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登基始末>贴在这里.原作没有写完,我一边写一边贴上来吧.
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汉宣帝刘询，字次卿，又字谋，原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汉代第七位皇帝（如果不算汉惠帝之后的两位少帝和宣帝之前的昌邑王刘贺的话），史称中兴之主，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他登上皇位的经过十分富有戏剧性，而这一切都还得从他曾祖父汉武帝刘彻晚年的政治动乱谈起。
一、家世背景
刘病已的祖父刘据是汉武帝的太子，因为他的谥号是“戾”字，所以世称“戾太子”。这是一个恶谥，意思是说太子有罪恶、过错而且不肯悔改。凡是跟戾字挨边儿的都不是好词，象“暴戾”就是说一个人非常残暴，“戾气”是说一个人的脾气暴虐。当年宣帝即位以后一心想给祖父改个好一点的谥号，但大臣们说儿子反对父亲怎么样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谥号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宣帝虽然是皇帝也不敢拂逆臣子们的意见。后来他把安葬祖父的一座园子辟为纪念地，园子的名字也叫做“戾园”，真不是一个好名字。
而戾太子刘据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恶谥全是拜所谓“戾太子之变”所赐。要说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戾太子的家世说起。
戾太子刘据的母亲，是汉武帝刘彻的皇后卫子夫，太子的舅舅就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卫青。因为母家姓卫，所以刘据又被称为卫太子。当年汉武帝为了卫子夫而废掉了曾发誓要“金屋藏娇”的皇后陈阿娇，靠的就是卫子夫为他生了刘据，而陈皇后却不能生育这一“正当理由”。而且卫家的人也非常争气，卫青和太子的姨表兄弟霍去病都是前无古人的一代名将，功高盖世，卫家也就宠冠天下，最得势的时候连卫青的三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卫伉、卫不疑和卫登都封了侯。
然而卫子夫年老色衰以后，薄情寡恩的汉武帝就不再喜欢她了。好在卫皇后贤良淑德，很识大体，行事也很谨慎小心，没有让汉武帝找到什么废黜皇后的理由。然而太子刘据的性格文弱，跟他老子强悍的性格格格不入，他还老是不识趣地规劝武帝要与民休息，不要总是东征西伐，搅得天下不得安宁，惹得武帝很不高兴。虽然他总是苦笑着对太子说：“劳苦的事情都让我替你做了，你将来安安稳稳地做个守成之君，这样不是很好吗？”但到底还是日渐疏远了太子。卫皇后心里不安，在和兄弟卫青的谈话中流露出了担忧的想法。
卫青临终前武帝来看他，从谈话中察觉了他心中的隐忧，就安慰他说：“汉朝的内政才刚有了点头绪，四周的部族又不断地侵犯。我要是不改变制度，后世就没有规范；我要是不出兵讨伐，天下就不得安宁。这些都是靡费人力和钱财的事。如果我的后代也象我一样行事，那一定会象秦朝一样亡国。太子性格稳重，将来肯定能使天下安定，不会让我担心。如果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君主，还有谁比太子更能胜任呢？听说皇后和太子都有点不安，你替我好好安慰安慰他们吧。”卫青这才安心地咽了气。
然而卫青一死，卫家的地位就比以前一落千丈了。早先卫子夫失宠的时候，武帝先喜欢的是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后来又喜欢上了从中山国来的乐师李延年的妹妹，民间传说她的名字叫做“妍”（李妍），史书上就只称她叫李夫人。有一次李延年给汉武帝唱歌，唱的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武帝听了神往不已，就说：“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美人吗？”李延年乘机把当歌女的妹妹介绍给汉武帝，汉武帝一看果然象歌里唱的那样美，就喜欢得不得了。
有一次汉武帝到李夫人宫里，突然觉得头皮发痒，顺手就取过李夫人头上的玉簪子挠痒。第二天武帝用玉簪挠头的韵事就传遍了京城，无论是宫里的嫔妃宫女，还是长安城里的贵姬命妇，人人流行起用玉簪子挠头，长安城的玉价因此翻了好几倍，其火爆程度丝毫不比今天的超女大赛差，人们还给这种玉簪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玉搔头”。
李夫人其实并不特别美，但她很有驭男之术（当然不是在床上的那种），她很懂得男人看女人的心理。她知道武帝对女人总是刚见面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等到新鲜劲儿一过就厌烦得巴不得像扔旧衣服一样甩得远远的，因此她总是把自个儿弄得神神秘秘的，对汉武帝也是若即若离，让汉武帝总是弄不太清楚她的想法，只好变着法儿讨她的好，就象当年周幽王也要变着法儿讨那个从来不给笑脸的褒姒的“千金一笑”一样。这种高明的手法叫早已厌烦了后宫美人为争宠而投怀送抱的汉武帝总是对她保持着新鲜感，对她着迷得不得了。他的两个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也跟着得了势。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喜欢摆弄弓马，打起仗来却一点本事也没有，汉武帝却偏偏让他当将军，好让他能象卫青那样建立一些功劳，叫那些说他宠任外戚的大臣没有话说。汉武帝派使者车令到西域大宛（yuān, 音“冤”）国求取汗血宝马（就是所谓的“天马”），用金子铸了一匹跟真马一样大小的金马送给大宛王毋寡。可毋寡只想要金马，却不想拿汗血宝马交换，又听身边的人说汉朝跟大宛隔得很远，就是不给天马，汉朝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对汉朝的使者车令出言不逊。车令咽不下这口气，当着他的面把金马砸了带走。毋寡就唆使郁成王埋伏在半道上，杀了车令跟他的随从，抢了金马。汉武帝当然更咽不下这口气，他听说大宛国的好马都藏在贰师城一带地方，就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让他带着几万兵马去攻打贰师城。
因为汉武帝原来派赵破奴攻打楼兰时只用了七百名骑兵就活捉了楼兰王，所以他就给了李广利三千骑兵，后来又加了三千，还加上几万步兵，满以为应该绰绰有余。谁知道李广利是个废物，三千骑兵放在卫青、霍去病手里可能确实是绰绰有余，但交给李广利就全给糟蹋了。他打了两年，不仅无功而返，还把几万步骑折腾得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千人，衣衫褴褛地跑回敦煌来，给汉武帝上了个奏章想退回玉门关。汉武帝气得火冒三丈，连忙派使者持节赶到玉门关把他拦住，下了一道死命令“军有敢入（者），斩之”，李广利只好老老实实待在敦煌。
汉武帝觉得，要是连个小小的大宛国都打不下来，还谈什么打败匈奴呀？这不是给西域的小国们看笑话吗？为了找回场面，就又拼凑了六万骑兵（是上一回的十倍）、七万步兵，另加三万匹马、十万头牛，还有几万头驴、骡、骆驼等各种牲畜，一齐交给李广利。汉武帝征发的步兵中，有不少是商人，因为汉朝重农抑商，商人远没有现在活得这么滋润，不仅无论多么有钱都不准穿绸缎衣服，还动辄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充当炮灰。汉朝政府把他们看成是和囚犯一样的下等人；还有一些入赘到妻子家的上门女婿，汉朝政府把他们看成不能自食其力的社会败类，这会儿都跟商人、囚犯、无业游民一起被编入步兵交给李广利。还有不少人自己带着干粮，赶着牲口跟着大军到西域去做买卖。
李广利人多势壮，这才有了胆子再向大宛进军，费了四十多天功夫，总算连打带骗，唬得大宛人杀了毋寡，献出汗血宝马求和。李广利挑了几十匹上等马，三千多匹中等以下的马匹得意洋洋地回来。这两次天马之战前后花了四年的功夫，李广利入关的时候，十几万大军只剩下两万，三千多匹马也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一千出头了。虽然惨胜如败，但汉武帝认为宣扬了大汉的天威，又得到了可以用来改良内地马匹的大宛马种，将来跟匈奴作战可以派上大用场，因此花这么大的代价还是很合算的。他封了李广利做海西侯，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来赞美天马的雄健。
后来李广利又带兵出击匈奴。因为他的无能，就发生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连累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入狱受了宫刑。
可惜李夫人的命不好。她的身体很弱，所以生儿子昌邑王刘髆的时候得了产科病，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她就死了。她临死的时候汉武帝来看她，她因为面容憔悴，就死死拉住被子，遮住脸不让汉武帝瞧见她的模样，无论汉武帝怎么央求她也不答应，汉武帝一生气自个儿走了。侍奉的宫女怕皇上生气以后要拿她们出气，都直埋怨李夫人不该顶撞皇上惹得他不高兴。哪知道李夫人自己心里明白得很，她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自古以来以色事人的女人，色衰以后君王的宠爱就不如从前了，宠爱一减少就要到恩断义绝的时候了。皇上之所以这么宠爱我，就是因为我貌美。如果我现在的样子让皇上见到了，他心里一厌恶，说不定会迁怒到我的家人。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皇上永远记住我从前美好的模样，还象我在世时一样对待我的兄弟和儿子。”她真是把汉武帝的心看透了。
李夫人死了以后汉武帝真是对她朝思慕想，有时在梦里都见到她的可爱模样儿。他叫身边的那些方士给他想办法把李夫人的魂魄招来跟他相会。这时就有一个齐国来的方士叫少翁的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少翁，从外表上看年纪不大，可他却自称已经活了两百多岁，所以才叫“少年老翁”（少翁）。他向汉武帝要了李夫人的衣服，又准备了一间清静的屋子，屋子正中挂着清纱做的帷幕，里面点上蜡烛，他又偷偷叫人照着李夫人的模样在羊皮上画了她的肖像，准备好了以后就叫汉武帝一个人坐在屋子的帷幕前面看他作法。汉武帝隔着清纱看见幕后出现了李夫人的半张脸，隔着半昏半明的烛光，加上心理作用，他越看越觉得真是李夫人。他刚靠近帷幕想看个清楚，李夫人的影子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少翁从帷幕后面走出来，还直怪汉武帝身上阳气太重，把李夫人的魂魄吓跑了。汉武帝心里挺失落，就写了一首凄惋的诗《落叶哀蝉曲》，来描述自己见到李夫人显灵的心情。他挺相信少翁的法力，封他做文成将军，叫他给自己求神仙。这个文成将军后来伪造天书给汉武帝识破了，汉武帝只一刀就砍了他那颗“已经好几百年”的脑袋。少翁哄骗汉武帝的那套鬼把戏，据说就是后来的皮影戏的前身。
这个故事虽然很美，但很多学者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说法，认为《汉书》的记载有误，因为少翁被杀的那一年李夫人还没有入宫，因此他当然不可能为李夫人作法还魂。学者们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认为武帝思念的这位美人不是李夫人，而是他的另一位妃子，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她给他生了儿子刘闳，后来封为齐王。史书上说李夫人死后不久，武帝又爱上了尹婕妤和赵婕妤。他负心薄幸的速度之快，真叫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汉武帝想了一阵子李夫人，可人走茶凉是他的天性，李夫人虽然机关算尽也改变不了这一点，等汉武帝找到了新的美人儿，就把死去的李夫人丢到一边去了。
这个时候武帝宠爱的美人是赵婕妤，在她之前则是尹婕妤受宠。赵婕妤入宫的经过颇有蹊跷。据说武帝巡幸东方，走到河间国（在今天的河北献县东南一带地方）的时候，有随行善于望气的方士对武帝说：“这里一定有奇异的女子”。武帝一听说有美人儿，赶紧派人按着方士说的方向去找，结果找到这位姓赵的美人。奇怪的是这位美人居然是个残疾，她的双手紧紧握着拳头，无论谁怎么使劲也掰不开；可武帝轻轻一掰，拳头就打开了，在她的手心里握着一枚小小的玉钩。因为初见的时候双手握着拳，于是武帝就称这位美人为“拳夫人”，后来又因为她手里的玉钩改称“钩弋夫人”，将她所居住的宫室命名为钩弋宫。
钩弋夫人很争气，入宫不到一年就怀上了龙种，而且足足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一个儿子。武帝很喜欢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弗陵，就是后来的汉昭帝。武帝越看越喜欢弗陵，常常说“这个儿子象我”，还说“当初帝尧也是他母亲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来的，如今赵婕妤的儿子也是这样。”于是他又将钩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将弗陵比作帝尧，又将钩弋夫人比作帝尧的母亲，就是摆明了将来要传位给这个儿子。这样一来，卫太子刘据和他的母亲卫子夫自然就成了将来的新“尧帝”即位的绊脚石。一些心思乖巧的小人揣摩到了其中的深意，就开始进行政治投机，策划除去这两块碍人的“绊脚石”，以便为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地位捞取邀功干进的资本，于是太子和卫皇后就大祸临头了。
二、山雨欲来
如果仅仅依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很可能得出“征和年间的动乱不过是一场夺嫡政变”的结论，然而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夺嫡”的说法仅仅不过是道出了硬币正反两面中的其中一面而已，而导致这场惨祸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由于与戾太子之间长期积蓄的矛盾而逐渐产生的易储之心。
当时朝廷上反对卫皇后和戾太子而希望他们倒台的势力，主要是下述几拨人，他们反对卫皇后母子的动机不尽相同：
第一拨人当然就是被当今天子誉为“尧母”的钩弋夫人和她背后的势力。自从钩弋夫人处心积虑炮制出“当代尧母”的神话，其夺嫡的野心就已昭然若揭，在朝廷内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此铲除占据储位和后位的戾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就是她实现自己及其家族的政治野心的当然目标。
然而觊觎太子之位的并不止是钩弋和她的团队，另外两路人马也在蠢蠢欲动，或者是在耐心等待太子出错，或者是在制造机会引诱太子犯错，以便伺机取而代之。宫帏内外，到处是暗藏着刀光剑影的陷阱。这两路人马中，以李姬所生的皇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这一对亲兄弟所组成的藩王势力，因为兄弟俩都就藩在外，对于京城里的宫廷斗争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再加上他们的母亲地位不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亲戚势力作为奥援，因此他们在这场角逐中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只能静观其变；相比之下，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组成、以扶持昌邑王刘髆上台为目标的豪华班底虽然属于后起的势力，但在其活动能量上，就显得比前面两批人大得多了。
有人认为挑起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就是刘屈氂和李广利，《汉武帝评传》的作者庄春波先生就认为“显然，这场惨剧的性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目的是由刘髆取代卫太子刘据，夺取皇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汉武帝评传》397页）；何新先生在其所著《汉武帝新传》中更是直接将策划巫蛊之祸的祸首指为刘屈氂。然而通过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所谓刘屈氂和李广利策划的“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的说法，完全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首先，就算巫蛊之祸真的是刘屈氂和李广利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他们在策划这一阴谋时，也仅仅只是针对戾太子本人，而不是针对他身后的整个卫氏外戚集团，因为刘李二人显然不具备相互勾结在一起的机会。
征和元年冬天以前，刘屈氂尚是涿郡太守任上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官员，他是在征和二年的春天才以此职务被直接提拔到朝廷，接替因公孙敬声巫蛊案而被处死的公孙贺担任丞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公孙贺下狱死是在征和二年的四月壬申，刘屈氂就任左丞相一职则是在当年的五月丁巳，距七月壬午戾太子之变爆发仅仅两个多月。此说与《武帝纪》“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的说法有异。按征和二年的四月为丙子朔，并无壬申之日，而正月二十五日恰为壬申日，故“四月壬申”显系“正月壬申”之笔误。《汉书·王子侯表》又说刘屈氂被封为澎侯是在征和二年的三月丁巳（三月十一日）；《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征和二年）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记时与《汉书》相合；刘屈氂的爵位则记为“彭城侯”，与《汉书》所载“澎侯”异。另外，《汉书·五行志·上》也说刘屈氂即相位是在征和二年的三月。则据此判断，刘屈氂任丞相应是在三月丁巳日，而不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所说的五月丁巳；“五”应是“三”之笔误），在此之前他如何有机会去与李广利勾结计谋陷害公孙贺父子？公孙贺的妻子正是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他本人则是卫氏集团的重要成员，早年就一直跟随在卫青左右，算是卫氏家族的亲信。刘屈氂以一个区区二千石的中层官员，竟然会处心积虑地想去扳倒当朝丞相，这实在有些不自量力，因而自然也就显得很不合常理；更何况涿郡与长安相距遥远，刘屈氂要和李广利计议周详，只能通过信使往来传递消息；而使者频繁地在京师和涿郡之间往来，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被人发觉，因此很难想象刘、李二人会甘冒这种风险。而陷害公孙贺父子，正是铲除整个卫氏集团的阴谋的第一步，在刘屈氂调任中央以前，这一阴谋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因此很难说他具有策划这一阴谋的机会。李广利倒是具有这样的机会，但以他那平庸的才能，似乎也不具备策划的能力。
其次，刘屈氂和李广利得以勾结在一起的时间，只可能在刘屈氂就任丞相以后。两人得以相互勾结的原因，则是因为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刘屈氂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拥立昌邑王刘髆的李夫人系外戚集团的重要成员。何新先生在《汉武帝新传》里说刘屈氂之所以能被由郡守任命为丞相，是赖李广利举荐之功，那么按照何先生的看法，刘李二人在此之前应当早就相识。但因史料阙如，不知此说法有何依据？真实的情况可能反而是刘屈氂入相在前，李广利结交在后。实际上，两个人倾心相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汉书·刘屈氂传》说刘屈氂调到朝廷来是“不知其始所以进”，那么他在朝廷应当属于没有什么根基的新贵，以至于朝廷的官员们大多不认识他。武帝把他从地方上调来担任丞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他这个孤家寡人来取代公孙贺和卫家数十年来在朝廷苦心经营而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应该更能让武帝放心。
正因为刘屈氂势孤力单，所以在朝廷上寻找奥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自保之举；自李夫人死后，武帝在后宫中宠爱新的美人，李广利早已不再象过去那么受宠，单凭他个人之力，很难在为刘髆争储的争斗中有所作为，更何况他的才智平庸无奇，两个兄弟中，李延年只是宫廷的乐师，李季在史书中更是未见其职，想来也是宫中俳优一类，都是位卑言轻之人，根本做不了帮手。因此李广利的情形倒是跟刘屈氂同病相怜，两个人以儿女裙带关系结交在一起，互相引为倚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刘屈氂位居丞相，李广利也在朝廷诸将领中位居前列，两个人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就空前强大，而且一文一武，可以说是一对理想的组合。以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和所追求的政治利益来解释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合情合理；而且这也从侧面证明，“李广利在刘屈氂入相之后才来结交他”的结论显然要比两人早就相识的可能性大得多；否则以李广利将军之尊，却去巴结一个满朝公卿谁也不识其人的地方官员，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这两个之前素昧平生的人勾结在一起策划整个巫蛊事件的阴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次，在戾太子之变中，刘屈氂率军“平叛”是得到了武帝赐予的诏书和玺印的，也就是说他是得到了武帝的支持和授权的，因此他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带有合法的政府行为的性质，而不是非法的政变。而且仅从武帝赐给刘屈氂玺书这件事来看，整个军事行动的主导者实际上正是汉武帝本人，刘屈氂只不过是作为皇帝本人旨意的执行者而已，并不掌握指挥战事的主动权。
最后，从刘屈氂在整个戾太子事变过程中的态度的变化，也很难得出他策划了整个阴谋事件的结论。当太子发兵搜捕江充、攻打丞相府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挺身逃，亡其印绶”，慌乱狼狈之状溢于言表。如果说他早就在策划着扳倒太子的阴谋，那么在听到太子发兵的消息后，他绝不会慌乱到连作为行使丞相权力的大印都丢弃不顾的地步。既然太子作乱是他早就想要的结果，他应该感到兴奋异常，又怎么会糊涂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放过天赐的良机，放弃调兵“平乱”的权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太子起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是太子起兵的事态超过了他事先估计的可控制范围之外，那么他事后补救的行为至少应该跟苏文一样。苏文被太子的人追杀，他立即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告变，可刘屈氂在做什么呢？正在忙着调动军队严阵以待，静观时局变化，同时严密封锁消息，直到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才派长史向汉武帝报告。刘屈氂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既摸不清事态的真相，也吃不准武帝将如何处置太子的真实态度，因此不愿事态扩大，采取了息事宁人的低调处理，跟那些搞政变的人搅乱时局、推波助澜以便乱中取利的通常做法可谓背道而驰。这也足以证明他事先对太子起兵一事确实并不知情。如果说他早就视太子为政敌，那么一定会派人严密监视太子的动向，又怎么会事先一点察觉都没有，以至于狼狈到如此程度？
认为刘屈氂是巫蛊之祸幕后黑手的说法所依据的重要证据，除了征和三年东窗事发的刘屈氂与李广利图谋立昌邑王为嗣的案件以外，就是刘屈氂在平定戾太子之变中的表现。事实上，促使刘屈氂对待事变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的原因，正是汉武帝对事变性质的定性，因此也可谓是事出有因。从他获得武帝颁赐玺书的那一刻起，他才明白了武帝已经与太子真正决裂、并且下定决心要惩处这个“逆子”的最终态度，这才从谨慎迟疑一下子变为勇毅果敢，对太子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应该说，刘屈氂虽然只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参与策划针对太子的阴谋，但他想乘机乱中取利则是肯定的，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行为为何前后反差这么大。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想借着汉武帝赐给他的“平叛”的权力将太子置于死地，以便为他和李广利扶持昌邑王登上储位铺平道路。那些想置卫太子于死地的人固然是想借着刘屈氂的手达到他们的目的，刘屈氂又何尝不是想借着汉武帝的手铲除卫太子呢？这些人相互利用，沆瀣一气，卫太子的命运只能是死路一条。
外戚集团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是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常态，戾太子之变自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引发戾太子之变的所有外在因素中，还有一股势力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要说的反对戾太子上台的第四拨人：朝廷里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而他们与戾太子的矛盾，主要不是针对太子本人的品性和才能，而是双方在政治方针上的分歧，这其实也是汉武帝本人与太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而引起武帝和大臣反感的，又不是太子本人，而是他身后的博望苑宾客幕僚集团。
戾太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时年二十九岁，接近而立之年，这在盛行早婚的古代来说算是得子嗣较晚的年龄。武帝喜不自胜，为刘据举行了求子的禖礼，并命东方朔、枚皋（著名文学家枚乘的庶子）等著名文人亲撰禖祝之辞。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据七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武帝就让他学习《春秋》“三传”（就是《左传》、《公羊》和《谷梁》）之一的《公羊传》，后来又跟从瑕丘的江公（鲁国大儒申公的弟子）学习《谷梁传》，可见武帝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让他跟从当世的名儒受学，接受最好的教育。等到刘据二十岁行过冠礼以后，汉武帝就为他在长安城南的覆盎门（杜门）外开设博望苑，让他招揽文学宾客充斥其间，以为怡养性情、增广识见之用。然而让武帝大失所望的是，由于自己对太子的过分溺爱迁就，“从（纵）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武五子传》），在这批“异端”的影响之下，太子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和行为处事的作风与武帝渐行渐远，父子之间的隔阂和代沟也越来越大。
自宋代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武帝父子之所以决裂，实系出于太子养士，接近“异端邪说”之故。如宋人许月卿说：“武帝之年二十九才得子，谓晚喜，而命赋立博望苑，从其所好，多进异端，焉得不败！”（《百官箴》卷二）；戴溪《西汉论·武帝二》也说：“卫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淮南王安好文学，喜立名誉，招致宾客，皆以此取败。”更是把卫太子和淮南王刘安败亡的原因归结为养士；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说：“汉武开博望苑，而太子弄兵”（《读通鉴论》卷七）。他们都认为太子之所以落得兵败身死的凄惨下场，与博望苑的“异端”具有很大的关系，这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
那么《汉书》里指斥为围绕在太子身边的这些“异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其实所谓“异端”，就是与当时朝廷的主流政治理念相背悖的异端分子，也就是游离于主流士大夫群体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未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的对朝廷不满者，还包括许多儒生。他们聚集在刘据周围批评时政，言辞中对当朝政治的得失多有非短讥刺者，对刘据对于朝廷大政方针的判断影响很大。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其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历来都是不允许出现反对的杂音的，因此汉武帝之对太子不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已经在朝廷上取得了正统地位，却为何还有这么多儒生对朝廷不满，在背后说汉武帝的坏话呢？其实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越来越多的秦汉史家指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改“绌”为“黜”），却并没有“独”尊儒术（庄春波先生在《汉武帝评传》中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类似的说法并不见于《史记》和《汉书》，是为《资治通鉴》所独撰），而仅仅是“黜百家，尊儒术”，将儒家拔高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已。对于其他诸子，汉武帝倒也并不排斥；至于经世治国之术，也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因此在汉武帝的朝廷里混杂着形形色色、各种出身的人；群英济济之中就算真有不少是以儒学出身的人，也多是如公孙弘、主父偃之流驳杂不纯的“杂儒”而已，并非纯正的孔门弟子。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从师受业的博士弟子也不过区区50人而已，根本不能跟史称“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朝博士弟子1000人的规模相比；比之汉成帝末年的3000人、东汉时3万名太学生麇集在洛阳闾巷，形成所谓“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盛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武帝朝时，被后世尊为“儒宗”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仅仅做到国相的官职，终生未能显达，也可以作为汉武帝朝儒学并未如后人所认为的那般兴盛和受人尊崇的证明。至于卫太子身边的儒生中间，是否如庄春波先生所说还混有当时不受官方承认的所谓经“古文学派”的学者，以至于这些“异端”所发表的言论中还涉及到儒学正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贯穿两汉、后来被称之为“经今古文之争”的著名学案），笔者限于学识有限，倒是很难考证明白。不过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卫太子和他身边的宾客儒生所非议的朝廷主流，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些人为代表呢？《资治通鉴》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以无复外家为据，兢欲构太子”（《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很显然，卫太子和他身边的人所激烈反对的，正是以桑弘羊、杜周等为代表的朝廷骨干力量，也就是所谓“兴利害民”、“深刻用法”的文法吏。这些当权派正是靠着武帝的宠信和支持而起家的朝廷权贵，是政治上的暴发户和既得利益集团。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因此当太子代替巡幸的天子处理庶务，试图纠正用法大臣们的烈政对小民的荼毒遗害时，就是在政治上表明对他们的行政理念的否定，也是发出对这批人在武帝之后的政治生命予以终结的信号，威胁到这批老臣的政治前途，焉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和怨恨？因此他们对刘据上台的前景抱着既痛恨又恐惧的心态，时常在武帝面前诋毁太子，正是其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然而太子“得百姓心”的结果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朝廷里宽厚的大臣以太子仁孝的缘故多愿归附太子以为号令，而深酷用法者则亦结党构陷太子，这正是朝廷官僚集团陷于分裂的征兆，不可能不引起武帝的警觉。自古以来君权和储权也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酿成父子相残，兄弟攻讦的惨剧。储君作为国本，号称“储贰”，就是国家的预备君主、第二号君主。皇帝本人一方面希望着力栽培储君以使自己百年之后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当储君的势力和威望增大到对君主构成威胁的时候，君主又会猜忌储君是否会利用舆情的支持，动用自己的力量弑君篡位；而储君则担心受到猜忌，亦惴惴不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则在这样的压力下适时地显现出来。为了巩固皇权，维护自身的安全，唐玄宗可以一日之内连杀三子；康熙皇帝也在废黜太子胤礽的时候露骨地表白自己日夜提防太子下毒……。人性的卑劣，都于此时表露无疑。
朝臣们为了太子而分裂成势成水火的两派；太子周围集聚起一个对朝廷发出不同声音的小集团；武帝晚年的暴政遭到了天下百姓的激烈反抗，太子的仁义却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这对于武帝本人和朝廷的威信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害。这些都使权势欲极强的汉武帝隐隐感到了来自太子的咄咄逼人的威胁，这种现实的政治危机感压制了武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也动摇了他继续支持太子的信心。他晚年多次对侍从表示弗陵“类我”，就是在对朝野上下明确地释放他要更易太子的信号。
太子得到民心的结果反而促成了他的败亡，这显然是由于他涉世未深，不知韬晦隐忍，行事太过锋芒的缘故。相比之下，卫皇后为人处事就成熟圆滑多了。如果太子听从卫皇后的劝告“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暂事隐忍，恐怕事情就不会走到最后绝望的那一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太子的孙子宣帝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一直在隐忍霍光的专权；唐朝的宣宗在即位以前沉默寡言，大智而若愚，结果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勇毅果敢的行政风格令朝臣刮目相看；太子自己的父亲汉武帝早年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蜇伏了好几年。
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结尾处写到，将军苏建（苏武的父亲）曾告诉他说：“我曾经责备大将军（卫青），说他虽然至为尊贵，天下的贤士大夫们却少有称颂他的。希望大将军能效法古代的名将，选择贤良之人充作宾客，以努力树立（孟尝君、信陵君那样结交天下贤士的）好名声。大将军却谢绝说：‘自从往日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广招门客，天子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亲近安抚士大夫，招纳其中的贤才、黜退不肖者，这是人主的权柄。为人臣子只须尊奉国家法令，安守职位本分而已，何必招揽门客呢？’”司马迁又说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效仿舅舅，两个人的为将之道都是如此。
从苏建转述卫青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对于臣子招揽门客的真实心态，对于朝臣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他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虽然博望苑是他专为太子所设，想来他也不会对儿子如此苛刻，但心中猜忌总是难免。从这一点上来看，卫青对武帝的心思琢磨得很透，这大概与他少年时多经磨难，养成处事谨小慎微的习惯有关。可惜太子并没有从舅舅卫青和表兄弟霍去病身上学到这些处事的圆滑之处，他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根本体会不到人生的艰难，更学不会这些求生自保的智慧了。
或许有人认为，虽然武帝和太子父子之间性格迥异，行政风格大相径庭，但即使受些奸臣宠妃的挑唆，太子柔仁宽厚、处事温和这些“子不类父”的“缺点”也不应该成为遭到武帝废黜的理由。其实不然。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帝欲更易太子的直接原因，但《汉书·元帝纪》记载的宣帝与太子刘奭（后来的元帝）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为此事作一形象的注脚：
“（刘奭）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看来，汉武帝想更易太子的原因，也是担心所托非人，江山变色。宣帝尚且念及亡妻的结发之情，不忍心废弃太子，而以武帝寡恩薄情、雄忌忍杀的性格，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卫家在征和二年的血腥动乱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在动乱中丧命的除了卫皇后和戾太子刘据以外，尚有卫皇后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戾太子的三个儿子及儿媳、一个女儿。此外，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及其夫公孙贺全家、弟弟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卫皇后另一个女儿卫长公主和平阳侯曹襄（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所生的儿子代侯曹宗（《史记·曹相国世家》：“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汉书·萧何曹参传》作“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与《史记》异；然《汉书·五行志·上》也说“……后月，巫蛊事兴，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或许曹宗受完城旦之刑是征和二年以前的事，他当时所犯之罪应该不算太严重、还不至于要掉脑袋。则据上述引文判断，曹宗死于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事情）也死于这场动乱。卫皇后另一个姐姐卫少儿的丈夫陈掌（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希望接续因强占他人妻子而遭弃市除国的兄长陈何的爵位，却始终没有如愿，于是“卫氏悉灭”（《汉书·外戚传》）。
班固在《汉书·武五子传》的赞语中说：“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竞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成，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
所谓“蚩尤之旗”不过是彗尾壮大如旗的彗星而己。上古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与中原诸侯争霸，与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兵败被杀，黄帝遂有天下。因此古人认为“蚩尤之旗”出现是主兵刑征伐的凶兆。这一次彗星出现，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秋八月（《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巨大的彗尾扫过整个天空。当年的五月丁亥日，太皇太后窦氏刚刚去世，武帝摆脱了祖母的羁绊，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革新更化，实施自己“大有为”的政治抱负。班固认为，“蚩尤之旗”的出现，是上天示警天下将要有事的信号。果然，就在彗星出现的当月，闽越王“郢”派兵攻伐南越，武帝即遣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将兵分出豫章、会稽两郡共击闽越，大军还未到达战场，闽越人即已杀郢请降。
汉武帝派遣卫青出高阙，逐楼烦王、白羊王，收复河南（河套）地，置朔方郡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春天，而戾太子刘据则生于元朔元年。而根据上述赞语的意思，则刘据出生与筑朔方城竟是同一年的事情（“其春，戾太子生”）。关于这个问题，清末的学者李慈铭专门作了一段说明。他说：武帝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开始恢复使用夏正（以夏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夏正”。武则天时曾以周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周正”。依此类推），以春孟（即建寅之月。古代历法以冬至所在的冬十一月为子月，其后的冬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依次类推。若以子月作为岁首，则称为“建子”，以丑月为岁首，称为“建丑”，亦依次类推。有的史书上记载说夏以正月为岁首，是为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秦自西汉太初元年之前以亥月，即冬十月为岁首，是为建亥）作为岁首，在此之前则为建亥，以冬十月为岁首。武帝建置朔方郡是在（建亥）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后的事情，戾太子大概就出生在当年的岁首（建亥元朔二年的岁首，即建寅元朔元年的冬十月）。自从太初元年采用夏正以后，以前的时令年月都用新历加以订正，因此戾太子以建寅计算为元朔元年出生。班固依据官方的实录记述史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以为戾太子出生的月份（亥月，冬十月）是在春天的寅月（正月）。其实（建亥）元朔二年的三、四月份，正是（建寅）元朔元年的十二月和元朔二年的正月。李慈铭的结论大致是正确的。
卫氏家族最兴盛时，支属中共有五人得以封侯，然而自卫青首封之后二十四年，五侯皆失其爵。卫氏一门因征伐匈奴而兴，又因太子弄兵而败亡，太子的一生竟与刀兵相始终。班固认为这种巧合是“天意”，并不仅仅是江充巧言行奸、构陷太子的“人力”所能为。这固然是出自谶纬发达的东汉时期的史家班固的无稽之谈，却也未必不可作为太子一生悲剧和卫氏满门兴衰的形象的注解。
三、巫蛊之祸
戾太子刘据之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巫蛊之祸”。有人把“戾太子之变”和“巫蛊之祸”并称，说“戾太子之变”又称“巫蛊之祸”，这其实不太对。“巫蛊之祸”是武帝末年的一次政治大动乱，“戾太子之变”只是“巫蛊之祸”的一部分，这次动乱还包括其他一些涉及到巫术蛊咒的案件，特别是公孙贺、公孙敬声父子行蛊的案件，而“戾太子之变”则是整个巫蛊之祸的高潮。武帝早年曾因陈皇后行蛊求子、争宠而将她废黜，没想到到了晚年，巫蛊的祸乱又一次重演。
巫蛊是怎么回事呢？巫就是巫术，这个好理解，就是画符念咒语；蛊也叫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的巫术，就是用一个桐木雕的小木偶，在木偶背上书写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给这个木偶施加某些法术，通常是在木偶的胸前钉上钉子或针，或者用线捆住木偶的双手，然后将这些木偶埋在被诅咒者住所或其附近的地下，每天对这些木偶施念咒语，这样被诅咒的那个人（就是名字被写在木偶背上的那个人）的心智就受施蛊人的控制；如果施蛊人诅咒他死，那他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种用木偶来诅咒人的法术据说是来自于胡人的萨满巫术。
汉朝的皇室是楚人出身，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秦的制度，在文化上则是全盘接受的楚文化。楚人自古就有尚巫好鬼的传统，这就使得汉朝的统治者更容易相信蛊术的效果。汉武帝自己就总是求仙拜神，对这一套当然更加深信不疑。因此朝廷上一直很注意防备有人用这类厌胜之术来诅咒皇上，查出来就是灭门的大罪（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无不如此）。汉武帝早年忙着打匈奴和求神仙，没功夫过问巫蛊的事情，可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件似真似假的案子牵出来一场大动乱。
原来武帝整天东征西讨，弄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他又拼命地花钱，不但把文景时期积蓄下来的钱财都花光了，他自己千方百计括来的钱也花光了好几次，闹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起来造反，连长安城里也有不少人咒骂皇帝。慢慢地这些怨恨的话有一些传到了武帝耳朵里，他就小心提防着，疑神疑鬼地老觉得有心怀叵测的人来行刺他。他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一天恍惚间突然看到一个身带宝剑的男人的影子在龙华门外一闪而过。汉武帝以为有人来行刺，急忙下令在建章宫内搜了个底朝天，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找到，守宫门的侍卫也说根本没见到什么带剑的男子。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守宫门的人杀了，又搜查上林苑，又下令关闭长安的城门，在城里挨家挨户地搜了十一天，闹得长安城鸡飞狗跳。《汉书•武帝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的二十七个字透出诡异的森森鬼气。
这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没抓住刺客，却搜出不少巫婆、方士利用蛊术来骗取钱财，教人用木偶诅咒仇人。还查出甚至有些神通广大的巫婆把这种蛊术传到了宫里，教那些不得宠的美人、宫女们用来诅咒皇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在闹瘟疫，死的人不少；甚至连北边的匈奴也有好几位单于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死了；汉武帝自己晚年也是多病，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只活了二十一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容易把死于不明流行病的人归结为被仇家下蛊诅咒而死，于是认为蛊术很灵验又会反过来造成蛊术的流行。这样的效果很难叫精明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对蛊术产生确信和恐惧的想法。
汉武帝对长安城内盛行的巫蛊之术气得不得了，他怀疑自己看到的带剑男子是有人行蛊用法术来谋害他，兴许那个带剑男子就是木头人变的。他把这些牵涉到巫蛊的后宫美女和巫婆都给杀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来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用巫蛊咒骂皇上。武帝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廷尉处理。
有的书（例如蔡东藩的小说《前汉演义》）上说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廷尉就是杜周，但是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公孙贺案发是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冬天，定罪处死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而杜周早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就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做的是御史大夫，不是廷尉。
不过杜周这个人的确是个辣手小人。他最初在南阳太守义纵底下当属吏的时候就以残酷出名，后来义纵把他推荐给廷尉张汤，张汤任命他为廷尉史，他也是专以杀人为能事，讨到了汉武帝的欢心，从廷尉史一路升为御史中丞，后来又做到廷尉。他以张汤为效法的榜样，所治之狱皆用严刑酷法。他又善于揣摩上意，凡是皇帝想排挤的大臣，他都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加以陷害；凡是皇帝想释放的人，他就先设法拖着案子不办理，等皇帝消气以后询问起来，再设法为犯案人脱罪减刑。
杜周为人表面上宽厚柔和，其实却“内深刺骨”，也就是内心里用法深刻刺骨。他当廷尉的时候，诏狱（皇帝交办的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专案，相当于今天为侦缉大案要案而专设的“专案组”）大量增加，下狱的二千石官员，新旧相因竟达到一百多人。全国各郡及大的州府的狱事都归廷尉管辖，每年举报到廷尉弹劾官员的弹章（状子）竟高达千余份。弹章里所举报的大案牵连者广达数百，小案子牵连的也有数十人；所涉及的地方远的在几千里以外，近的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每当会审对证的时候，廷尉的属吏就责令证人照章揭发和作证（也就是威胁、指使证人按照弹章的内容作伪证），有不服的就严刑鞭笞，拷打一阵然后定罪。于是每当廷尉的人来逮捕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们事先听到风声，都竞相逃走躲藏起来。
那些在狱中关押超过十余年，经过多次赦免仍不能结案而相互告发的嫌犯，杜周大都将他们构陷为犯了大逆不道的重罪。廷尉及京中诸官署的官员被逮到诏狱拷问的达到六、七万人，其余官吏犯案的也增加到十余万人。因为杜周治狱严酷，得罪的人太多，犯了众怒，所以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离了廷尉，改任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就曾经说过，自己的两大理想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做个执金吾还是挺威风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杜周因为逐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子弟有功，汉武帝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杜周的两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夹河为郡守”，一个做着黄河南岸的河南郡太守，一个做着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太守，都跟他们的父亲杜周一样为人酷刻。倒是他的小儿子杜延年为人宽厚，跟乃父乃兄完全不同。杜延年后来成为汉宣帝朝的名臣，他的子孙繁衍昌盛，逐渐成为世居在长安南郊杜陵的豪门望族——城南杜氏（聚居在长安的杜氏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居杜曲，称为“北杜”；一支居“杜固”，称为“南杜”。城南杜氏就是“南杜”。南杜和北杜又合称“京兆杜氏”，被认为是天下杜氏之长）。西晋的名将、著名学者杜预就是这一支杜姓的后人。
唐朝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注重士族门第，唐太宗下令编修了《氏族志》，城南杜氏是关中显赫的大族。唐太宗的宰相杜正伦属于洹水杜氏，与城南杜氏的亲缘关系很远，他的家族在《氏族志》上的排名也比城南杜氏低不少。杜正伦引以为耻，就跟城南杜氏攀关系，想叙进城南杜氏的宗谱，杜氏却嫌他门第太低，不屑一顾。杜正伦一怒之下建议唐太宗凿开杜氏家族聚居的“杜固”（杜氏聚居的杜陵高地，因为世代繁衍兴盛，仕宦的人很多，因此被认为是有利于子孙发达的风水宝地，号曰“杜固”），兴修水利，破坏了杜氏的风水地脉，城南杜氏这才渐渐败落。大诗人杜甫是襄阳杜氏，却也总喜欢自称是杜预的后人，攀附京兆杜氏。本来杜周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与郅都等九人合列《酷吏列传》，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却因为儿子杜延年子孙兴盛的缘故而得以单独列传，这也算是班固对杜氏家族的特别照顾了。与杜周在《汉书》中享有同样待遇的，还有知名度更高的张汤，他同样是沾了儿子张安世的光。
杜周治狱专以上意为舞文弄墨的依据，就有门客问他：“使君为天下审狱决平，不遵循案头上放着的三尺律令条文（汉代的成文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曰“三尺法”），专门依照主上的意思来判案，断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杜周回答说：“三尺竹简上的律令怎么来的？前代君主认可的，著录下来就是‘律’；后代君主认可的，分条罗列下来就成为‘令’。法律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哪来什么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法律呢？”执掌刑律的人这样解释法律，可见其将法律条文玩弄于股掌之上，会给天下人带来什么飞来横祸。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的记载，征和元年担任廷尉一职的，是一个叫做“常”（姓氏失考）的人。有意思的是，征和年间廷尉一职的任免非常频繁，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征和元年坐在廷尉位子上的是“常”，第二年就换成了“信”，征和三年又变成了另一个叫做“意”的人。可以想象，征和年间大案频发，主审诏狱的廷尉要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在晚年性情乖戾苛刻的汉武帝跟前当差，整天在神经高度紧绷的状态下要想不出任何纰漏，简直是太难了，所以因为武帝的不满意而卷铺盖走人，甚至于在武帝的盛怒之中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告发公孙贺的人是阳陵大侠朱安世。因为武帝在长安城中抓不到刺客，就转而打击民间社会的尚武任侠风气，以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目标就是那些佩带刀剑，任侠使气、以武犯禁的所谓“任侠势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黑社会）。应该指出的是，打击对象的选择是有意为之，而并非汉武帝一时兴起的随意之举。在处理这件事上，汉武帝是有前车之鉴的。
《史记》里有《游侠列传》，《汉书》里也有《游侠传》，里面所记载的侠客出身各不相同，性情、处事风格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有一类人，可以归结为“豪侠”一类，郭解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秦汉时代，社会上称那些保留着战国士人遗风、喜欢倚仗武力恃强行暴的社会下层势力为“豪桀”。这个称谓区别于当时的良民阶层——里中之“父老”，绝不是一个褒义词。其中的这个“豪”字，就含有横行不法、恃强行暴的意思，因此被称为“豪侠”的这一类人，多半不是循规蹈矩的良善之辈。他们大多交游广阔，社会关系复杂，又往往出手阔绰，是地方上的一霸，具有不容小觊的社会能量，历来就为官府所忌恨。
比如郭解，出身于一个侠客“世家”，其父在汉文帝时也是因为“行侠”而被杀。郭解早年的行为的确称得上是横得不法，私铸钱币、盗掘坟墓，他样样都干，亲手杀掉的人也不在少数。汉武帝要把天下所有家产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富豪强行迁到茂陵去居住，郭解也名列其中，他居然请得动大将军卫青为他说情；他的朋友们为他送行的时候，送给他的钱多达一千余万；有一个轵县人杨季主（郭解也是轵县人，与杨季主是同乡），儿子在县里当县掾，当初汉武帝下诏迁徙豪强的时候，就是这个杨县掾将郭解的情况上报，迫使郭解不得不迁往茂陵。郭解从此与杨季主父子结下仇怨，他哥哥的儿子便把杨县掾杀了。郭解到了关中以后，许多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的人争着跟他交朋友，还没等他发话，他的门客、徒弟中已经有人帮他把杨季主也给做掉了。杨家的人又惊又怕，只好硬着头皮上书告状。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告状的人就被杀死在宫门口。汉武帝下诏通缉郭解，可还是有许多人冒着危险窝藏郭解，甚至于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
郭解被捕以后，他的门客依然很嚣张。有一个轵县来的儒生陪着来办案的使者闲坐，郭解的门客对他夸赞郭解平素行侠仗义的“义举”，用意很明显，是希望他能帮着说情开脱。可这个儒生有些不识时务，居然大大咧咧地说：“郭解专爱行使奸邪，冒犯公法，哪里能称得上贤明呢？”这话传到郭解门客的耳朵里，他们就把这个儒生杀了，为了泄愤，还割了他的舌头。办案的官吏以此责问郭解，逼他交出凶手。郭解自己并不知情，凶手也早已逃遁无踪，案子查来查去，竟成了死无对证。主审官无奈，只得以“郭解无罪”的结果上奏。公孙弘当时做着御史大夫，他对此发表议论说：“郭解以布衣（平民）之身为任侠，玩弄权谋诈术，因为瞪眼那样的小事就把人杀了。他虽然不知情，但罪行比亲自动手杀人还严重。应判为大逆不道之罪。”汉武帝就把郭解灭了族。
郭解死得冤不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是代人受过而死，可谓既冤又惨。然而仔细深究，就不难发现他的死有其必然的原因。公孙弘的一席话已经道破了玄机：汉武帝真正想除掉的，并不是郭解这个人，而是他背后那股将其视为精神领袖的庞大势力。只有将他们奉为精神偶像的郭解从肉体上彻底铲除，才能给予这些因为简单的“义气”两个字而聚啸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因为凝聚力的丧失而从内部烂掉，不复再对官府构成威胁。
郭解的故旧、门徒遍布天下；有人给他送钱；有人给他卖命；甚至不用他开口，就有人为他动手除去仇家；有人说他的坏话，马上因此而丧命。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传》中是带着同情的笔调去写郭解的，他颂扬的是郭解“急公好义”的侠义精神，但他笔下的郭解却让人怎么看都会不由自主地冒冷汗：如果我跟这个人有仇，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早上？司马迁笔下的郭解拥有如此巨大的活动能量，与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那些独行侠完全不一样，俨然是一副黑社会大佬的派头。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的政府眼里，都是一枚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的不定时炸弹，若不尽早除掉，就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郭解的死完全有其充足的理由。说到底，他只是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无数的牺牲品之一。当在统治者看来，他具有了某种威胁到封建政权稳定性的威望和势力的时候，他就非死不可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非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斥骂“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当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征和元年这个多事之秋，“豪侠”势力又一次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第一批被清洗者。
阳陵的“大侠”朱安世在这一轮新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武帝当作靶子，下令通缉捉拿。恰巧公孙敬声因为涉嫌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逮捕下狱，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汉武帝答应了。
公孙贺总算不负众望逮住了朱安世。他为了骗取了朱安世的信任，就私下里制作了一份假诏书，骗朱安世说只要自首，就可以不用杀头。在朱安世前来自首的时候，他趁朱安世毫无防备，将其捆获。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儿子，就狂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朱安世的意思是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就是这个朱安世搅起了一场滔天巨祸，使得皇后、太子、丞相、公主、无数无辜的老百姓，甚至还有武帝本人，都受到了极沉重的打击。
负责审理巫蛊案件的廷尉“常”是个乖巧人，他也知道“尧母门”的含义，就抓住这个机会打击卫家的势力。原来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阳石公主又是卫皇后的女儿，因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卫家一网打尽。他就把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定了死罪，全家灭门。公孙贺在征和二年的正月死在狱里。
灭了公孙家还不算完，到了四月，卫皇后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大将军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就是前面提到的周岁封侯的那位），都被以行蛊的罪名定了死罪，汉武帝一一批准。这个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后宫的嫔妃、宫女和朝廷上的官员都牵涉在内。汉武帝一口气杀了好几百人。这就是所谓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几乎摧毁了卫氏外戚集团的所有力量，卫皇后和太子外围的亲近势力丧失殆尽，这就使得他们直接暴露在加害他们的人面前。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里还记载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元年的前一年）发生在赵国的一件怪事：“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于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就是说在七月的一天，有一条蛇从赵国某城（班固没有点明城邑的名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城郭（外城的城墙）爬进城里，跟城里的蛇在汉文帝的享庙前争斗，把城中本地的蛇咬死了。同样一段话出现在《汉书•五行志•下之上》里面，不过班固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从班固为这件事所加的按语中，表明他将这件怪事看作是上天昭示的江充将要陷害太子，酿成巨祸的不祥之兆。
发生在太始四年秋天的这一怪异事件，似乎预示着在一派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即将到来的“征和”时代的不平静。在涌动的暗流下面，潜藏着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而剧烈的政治风暴。
四、太子的仇人
汉武帝被巫蛊的案子搅得昏头胀脑的，老是觉得精神恍惚。一天睡午觉的时候，他在梦里突然见到几千个小木头人，个个手里拿着棍子，拼命地往他身上打，打得他痛得不得了，却怎么也逃不开。他大叫一声就吓醒了，从此就害上了病。这个时候，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就劝他住到甘泉宫去。
武帝听了江充的话搬到甘泉宫去养病，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就是江充和宫里的宦官黄门苏文，因为这样一来，他们铲除太子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
江充和苏文跟太子有什么仇，非要致他于死地呢？我们先说说苏文。
苏文是宫中的宦官，他做的是黄门，也就是宫中的内侍；他又和江充勾搭在一起，做他的心腹和耳目。宦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人身是完全依附于皇帝的，因此每次新皇帝即位总是宦官们最紧张的时候。新皇帝总是爱用从小侍候自己的宦官来取代以前走红的宦官，而失去了皇帝保护的旧奴才们，晚景就相当凄凉了。因此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就只有靠为新主子立下不世的拥戴之功这一条门路可走。这个苏文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起了“尧母”的门路，以便为自己在武帝驾崩以后找个好靠山。
他用的法子非常简单，但却常常非常有效，那就是“诬告”。
有一回太子到未央宫拜见母亲，好大半天才出来，苏文就跑到武帝面前说：“太子一天到晚在后宫调戏宫女。”武帝虽然不喜欢这个儿子，但对儿子的人品还是相信的。他默不作声，赐了许多宫女给太子。太子后来知道了是苏文在捣鬼，心里十分恨他。苏文又跟他的喽罗——小黄门常融他们一起，在武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太子的坏话，给卫皇后知道了，卫皇后也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她叫太子去父皇跟前分辩清楚，可太子到底是个善良人，宁愿息事宁人，他说：“只要自己没有过错，何必怕他们在皇上面前捣鬼呢？皇上聪明能干，未必就能被小人蒙蔽。”
又有一次，汉武帝病了，他打发常融去召太子来问安。常融却先跑去找苏文，两人商量好了口径才去召唤太子前来。常融先跑回来告恶状说：“太子听说皇上病了，脸上马上喜气洋洋的。”武帝叹了一口气。等太子进来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观察太子的表情，见太子面带笑容，却掩饰不住脸上偷偷哭过的泪痕。武帝心里十分欣慰，再三追问太子，才知道是常融搞的鬼，要离间他们父子。武帝当时就把常融宰了。苏文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惊吓不小，老是怕太子查出他是常融的幕后主使，更怕太子登基后跟他算旧帐，于是他就催促江充快点想法子整死太子。
那时候由于各地民变不断，被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成群地揭竿而起，杀官造反。当时仅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就杀了一百多个，富商地主更是杀了不计其数。汉武帝派出很多使者，穿着专门制作的绣花衣服，由中央直派到各地去监督下面的官员镇压民变。因为这些人都是由中央直接指派的，又穿着绣花衣服，所以就叫做“直指绣衣使者”（正式的名称，叫做“直指绣衣侍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说法，“直指”的意思是“直道指事而行，无所阿私”，并非“直接委派”之意）。这些人多半是些酷吏，到了地方上往往大肆屠杀乱民，反而激得民变愈演愈烈。
汉武帝又想了一个办法，他制定了一条“沉命法”，“沉命”就是没命的意思，规定凡二千石（指俸禄，汉代常以官员俸禄的多寡表示其地位的高低，犹如后世的品秩）以下的地方官员如果不能发现“土匪”或是发现了而不能及时剿灭的，就要杀头。这一条法令发布出去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地方官员为了保命再也不敢将“匪情”上报，只好对辖境内的乱民睁只眼闭只眼了。
这些绣衣使者里面有一个叫暴（pù，音“瀑”）胜之的，他很精明，老是挑二千石以下官员的错，说他们不用心剿匪，用沉命法杀他们的头，搞得凡是他经过的地区的地方官人人都怕他，不得不卖力地“剿匪”，镇压平民自然也就特别残酷。暴胜之来到渤海郡，听说有个叫隽不疑的人很有名，就派人去请，自己和随从坐在营里等他。他见到隽不疑相貌堂堂，心里十分倾倒，情不自禁地对他毕恭毕敬，虚心向他请教。隽不疑对他说：“你做官不能太严酷了，这样得罪的人多了，自己就长不了；但也不能手段太柔弱，这样树立不了威信。要是能够恩威并用，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从此杀人不眨眼的暴胜之也开始用两手策略来对付乱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们都说“姓暴的不那么残暴了”。暴胜之对隽不疑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推荐给了汉武帝，拜为青州刺史。
直指绣衣使者中间既有暴胜之这样严格按法律办事的“循吏”，也有不少恶棍，赵国人江充就是他们当中顶恶毒的一个。
江充是邯郸人，原来不叫江充而叫江齐，因为有个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了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因此受到赵王的宠爱，做了他的门客。但有一次赵太子刘丹不知怎么地怀疑他这个大舅子把自己的阴私捅给了父王，于是便和江齐翻了脸，派官吏追捕他。江齐事先得到风声躲在外头，官吏们抓不到人，便把他的父兄下了狱，审讯之后全部斩杀于市。于是他衔恨逃亡远方，入函谷关上京告御状，并改名为江充。到了京城，他上书朝廷，告发赵太子刘丹与同父姐姐和赵王的后宫妃子乱伦，又勾结各郡国的豪强和不法分子劫掠为奸，地方官员不敢管束。
武帝接到举报大怒，派遣使者以诏命带兵包围了赵国的王宫，逮住刘丹，并把他移地关押在魏郡的诏狱中，由朝廷的廷尉和魏郡的官员联合审讯，依律当死。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长，他给武帝上了个奏章，为儿子分辩说：“江充是个逃亡的小臣，为人苟且而行奸造谣，他激怒圣上，想借着天子的威严来公报私仇，即使将来受到烹煮和剁成肉酱那样的酷刑他也不打算悔改。臣情愿选取赵国的壮士，亲自带领他们跟从大军征讨匈奴，以赎我儿子的罪过。”武帝正一心想削弱诸侯，杀杀他们的威风，逮着这么个好机会，怎么会答应呢？硬是把刘丹的赵太子的身份给废了。后来汉武帝总算把刘丹从牢里放出来了。赵王请求复立刘丹为赵太子，武帝没有答应。
天下人都知道赵太子是冤枉的，江充是个恶毒的小人。可汉武帝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象江充这样的平民百姓居然敢状告赵王的太子，就象敢从老虎嘴边捋虎须，还是个挺勇敢的人呢！他就把江充召到犬台宫来（犬台正好召见走狗，武帝见江充的地方真是妙极了）。
江充请求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来见皇上，武帝答应了。江充就穿着带皱的轻纱做的禅衣，戴着轻纱做的帽子进宫来。那帽子上面有鸟羽毛做成的帽缨，走路的时候帽缨就随着江充迈的步子而摇摆，十分好看。武帝见江充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觉得很惊奇，说：“燕赵之地果然多奇人异士呀！”
武帝召见的时候，江充应对很得体。武帝问他想讨什么差使，他情愿出使匈奴，去刺探匈奴的情况。武帝问他：“你到了匈奴打算怎么办呢？”江充说：“那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行动的计划，事先不能策划决定。”武帝认为他是个讲实话的老实人，越发欣赏他，任命他做出使匈奴的谒者（“谒”是拜访的意思，“谒者”就是使者）。他从匈奴回来以后又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的盗匪，监查王公贵戚的不法行为。
当时有很多勋贵外戚和得宠的大臣使用超越自己等级的礼仪车马，也就是“僭越”。江充把他们全都举报弹劾，上奏章请求汉武帝把他们的车马全部没收，并让他们都到禁卫军中待命，准备打发他们去打匈奴。武帝一看奏章就批准了，于是江充就将公文移交给光禄勋（掌宫廷侍从之官）、中黄门（给事内廷的宦官），逮拿应到禁卫军中报到的近臣和侍中，又下令宫中的卫士严守宫门，不准他们随便出入宫廷。
那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一听说江充怂恿皇上要把他们送到前线去跟匈奴打仗，一个个惶恐不安地向皇帝叩头认错，情愿交罚金赎罪。汉武帝正好缺钱打匈奴，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按着爵位和官职的高低交纳一定的罚金给禁卫军，得了数千万钱。武帝括到了钱，又觉得江充敢于冒犯权贵，真是个刚直不阿、忠心耿耿的正派人，对他更加信任。这样一来江充狐假虎威，就更骄横了。
有一次江充外出办事，在路上碰见武帝的姑姑窦太主（就是馆陶长公主刘嫖，也是汉武帝的丈母娘，废后陈阿娇的母亲）的马车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驶，江充马上斥问他们。长公主说：“我有太后的诏命批准。”江充就说：“那么只有公主可以走，车骑都不行。”硬是把长公主的车骑全部没收充公。
江充和太子结怨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一次江充跟着汉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见太子派来向武帝请安的使者驾着马车在驰道上奔驰。江充就把他送交官府处理。太子听说了，赶忙派人向江充求人情说：“我不是爱惜自己的车马，只是确实不想让皇上知道这件事，怕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觉得我平时没有好好管教手下。车马情愿没收，只请江君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一次吧。”江充却不管这一套，将这件事当面奏报给武帝。武帝更加觉得他大公无私了，夸奖他说：“为人臣子就该这个样子！”对他更加信任重用。江充告倒了太子，威名震动了整个京师，他被提拔为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管理皇室财宝及铸钱的官），宗族和朋友中有不少人仗着他的势力为非作歹。
江充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得罪太子呢？原来他也和苏文一样，想对“尧母”效忠除去太子，将来好换取荣华富贵。再说他已经得罪了那么多人，武帝一死他们怎么会放过他呢？所以他拼了命也要把太子扳倒。如果将来有了新皇帝给他撑腰，大臣们谁还敢得罪他呀？
江充反正已经得罪太子了，索性就得罪到底。所以苏文来找他的时候，他那滑头的脑子一转，就找到了一条整死太子的法子。
这一年是武帝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之变”就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太子的长孙刘病已刚刚出生，太子三十八岁，做了爷爷。
刘病已是太子的儿子刘进娶了涿郡的一个女子王翁须生的（据有的《汉书》注家考证，这个“须”字应当是“媭”的省笔，就象后人常把汉高祖吕后的妹妹、舞阳侯樊哙的妻子“吕媭”省笔写成“吕须”一样）。刘进的母亲是太子的一个品秩为“良娣”的侧室，因为娘家姓史，所以被称为“史良娣”，而刘进则因母亲而被称为“史皇孙”（他是汉武帝的嫡孙），就象太子因母舅家而被称为卫太子一样。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也就相应地被称为“皇曾孙”（按着从母舅家的规矩，他其实应该叫“王曾孙”才对）。
五、戾太子之变
江充陷害太子的第一步，是把汉武帝从未央宫调走，让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
巫蛊案件发生后，武帝叫江充去调查。于是他带着西域来的胡人巫师，在长安城里掘地三尺地寻找巫蛊用的小木偶人，逮捕行蛊及夜间祭祀鬼神的人。他让胡巫装作能看见鬼，故意把酒洒到某个地方，或者事先在地下埋木偶，然后就说某人在这里搞巫蛊诅咒皇上，然后就抓人拷问。那些真正行蛊的人被他抓到了，没话说；可要是有人觉得自己被冤枉了，甚至反过来说这些诅咒的木偶是江充和他的喽罗们放在那儿的，那就对不起，烧红的铁钳就往你手上、腿上、身上招呼，非烙得你招供为止。就这么着，闹得长安城里人人自危。老百姓为了不受酷刑，就以巫蛊相互诬告，而官吏们动辄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们定罪杀头，弄得长安、三辅（京畿地区的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合称“三辅”）和各郡国前后牵连进去被杀的有几万人。杜周已经是一个酷吏了，但比起江充来真算得上是仁慈得太多了。
搜完了民间，江充就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了。他手下有个爪牙叫檀何，是个方士，自吹能望云看气。当年老子从周朝的都城洛阳骑着青牛往西方去的时候，驻守函谷关的是一个叫“喜”的关令尹。他远远望见一团紫色的祥云从东方飘过来，知道是有圣人降临，就在关门口截住了老子，死缠烂磨，最后总算说服原来不肯著书立言的老子留下了五千字，后来这五千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道”，下篇叫“德”，合起来就是著名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这个檀何是不是有喜那样从“紫气东来”中辩识贵人的本领我们不知道，但他却从宫中看出了森森鬼气，真是吓人。他煞有介事地说：“我在外面望气，老远就瞧见宫里有鬼气。宫里面一定埋着不少木头人。要是鬼气不消除的话，皇上的病是没法好的。”汉武帝一听宫里埋着木头人，为数还不少，吓了一跳。他连忙下了一道诏书，叫方士檀何、将军韩说（按道侯。武帝宠臣韩嫣之弟）、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跟着江充到宫里去挖木偶。
江充等人先从武帝的御座下面开始挖起，将整个未央宫挖地三尺。别的地方挖出来的木偶数量有限，只有卫皇后的寝宫和太子居住的博望苑里搜到的木偶特别多。更要命的是太子那里不但挖出了许多木偶（按照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是掘得桐木偶人六枚，皆以钢针刺之），还挖出了一条布帛，上面写着咒骂皇上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江充一伙人故意栽赃给太子和卫皇后的，可江充是武帝派来的，这会儿武帝疑神疑鬼的只信任江充，谁敢多事为太子分辩呢？于是江充出来对官员们宣布说：“在太子的宫里掘到的木偶特别多，还有写着诅咒言语的帛书。其中言辞的大逆不道之处，我一定会如实奏报给皇上。”
太子平白无故受了陷害，心里头哪能不害怕呢？他连忙找他的师傅——少傅石德（跟万石君石奋的孙子石德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商量。石德作为太子的师傅，要追究起来责任不小，他害怕武帝治他的罪，就怂恿太子起兵捉拿江充。他说：“先前贺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伉他们都是以这样的罪名处死的，他们有冤没处申诉。现在江充他们又拿木头人来陷害太子，简直没法子分辩。还不如把江充逮了来，追查他们的罪行，再作道理。”太子说：“这怎么行呢？江充是奉了诏书来的，我怎么能够逮捕他呢？”石德就说：“现在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派人去问病也被挡在宫门外头不让进去，又不给通报，皇上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奸臣当道，闹到这种地步。太子就不想想秦朝太子扶苏的事么？”太子深以为然，但还想着到父皇面前申诉，他说：“我做儿子的怎么可以独断专行到杀害皇上的大臣的地步呢？我还是拼着性命上甘泉宫去找皇上分辩吧”。
太子正准备动身，正好江充派人来叫太子去见他，催促得很紧。太子怕见了江充没有好结果，心中慌乱，索性把心一横，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这一天是征和二年的七月初九日（壬午）。他打发武士装扮成武帝的使者，前去捉拿江充一干人。按道侯韩说起了疑心，他怀疑使者的身份，不肯受诏，跟假使者们打了起来，最后寡不敌众，被武士们格杀。江充和檀何都给捉住。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则在混战中趁乱逃回了甘泉宫。
武士们押着江充和檀何去见太子。太子指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来的奴才！害了赵王父子不算，如今又要来离间我们父子吗？”当时就把江充砍了，檀何连同其他那些跟着江充作乱的西域胡巫，都被绑在上林苑的树干上活活烧死。
太子又派舍人无且拿着节杖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宫中的长御（女官名）倚华向卫皇后告变，卫皇后坚定地支持儿子。于是调用皇帝内厩中所有的车马装运武库的武器和长乐宫的卫士，又向百官发布告说：“皇上病重，困在甘泉宫，不知道是否有变故（意思是不知是否还活着）。奸臣准备作乱，已经带兵平定了”，又发兵进入丞相府。长安城中谣言四起，形势一片混乱。丞相刘屈氂（lí，音“梨”。电视剧《汉武大帝》将这个字读作“毛”的音，其实不对。这个“氂”字其实是另一个字“釐”的通假字，“釐”就是“厘”的古字。我们现在所说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在古代是写作“失之毫釐，谬之千里”的。作为“氂”字在这里读“梨”音的证据，出现在《汉书·五行志·上》里面。这一篇里有一段文字：“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此火为变使之然也。……一曰，铁飞属金不从革”，其中三次提到刘屈氂的名字，全都写作“（刘）屈釐”）听说太子谋反，慌慌张张地从家里逃到城外，连丞相的大印也丢了。
苏文和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谋反。武帝开始不相信，说：“那一定是因为太子害怕了，又因为痛恨江充他们才出了事。我打发人叫他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就派贴身的内侍作为使者进城去召唤太子前来问话。使者临出发的时候，苏文趁武帝不注意向他递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个使者心领神会，再说他也没那个胆子在这么混乱的时候进长安城。他怕太子象对待苏文那样宰了他，就在外面晃了一圈回来对武帝说：“太子真造反了！他不肯来，我好言劝他他还要杀我，我只好逃回来了！”
武帝一听说儿子果真造他老子的反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不顾疾病，亲自赶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指挥平叛。这时正好丞相刘屈氂派丞相府的长史来询问对策，武帝就问：“丞相在做什么？”丞相长史说：“丞相为了保密，正在封锁消息，不敢发兵平叛。”武帝大怒道：“事情已经急危纷乱到了这个程度，还有什么秘密？丞相没有周公的风度，周公难道不诛杀管叔、蔡叔吗？”于是赐给丞相玺书，告诫士兵说：“尽全力捕杀造反的人，我自然会赏罚分明。以牛车结阵，不要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要多用弓矢杀伤叛军。坚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脱。”
武帝下诏征召三辅临近各县的士兵，各地两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丞相节制。太子这边也没闲着，他派使者矫诏（就是假传圣旨）释放长安城里所有的囚犯，人人发给武器，由少傅石德和太子的门客张光率领着抵抗丞相的军队。他又打发囚犯如侯为使者，持着节杖去招抚驻扎在长水及宣曲的汉朝组建的胡人骑兵，让他们皆以戎装集结待命。如侯差一点成功，没想到汉武帝的侍郎莽通赶来，告诉胡人说：“他的节杖是假的，不要听他的命令！”原来汉朝的节杖本来是纯赤色的，太子让如侯持的就是这种赤杖，现在朝廷却加上黄色的旄缨以示区别。于是如侯被斩，莽通带着胡骑来到长安，又拨了一些划船手交给大鸿胪商丘成（复姓商丘，名成）。
太子又持节来找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要求他发北军的精兵助战。任安想置身事外，既不想帮太子反抗武帝，又觉得太子真是受了冤屈，也不想帮着丞相打太子。他挺客气地把太子迎入军营，受了太子颁发给他的节杖，等太子一出大营便下令关闭营门，两不相帮，只作壁上观。
太子见调不动任安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强行征召长安城内诸市的平民数万人，驱赶到长乐宫的西门阙下，正遇到丞相的军队。双方混战了五天，死伤了好几万人，鲜血流满了沟渠。
本来长安城中有很多受了江充祸害的人，听说太子杀了江充，都挺同情他，他们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打丞相。等到汉武帝回到建章宫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是太子作乱，心里害怕，就一哄而散。丞相的兵越聚越多，太子的人越打越少，没有办法，只好在七月十七日（庚寅）这一天带着两个儿子从南边的覆盎门（覆盎门是长安城南出各门中东边的第一个门，也叫杜门。后来皇曾孙刘病己少年时代常到这一带遛达）逃跑。
这天夜里正好是司直田仁守着城门，他挺同情太子，就睁只眼闭只眼把太子放走了。丞相刘屈氂赶来，查出田仁放走了太子，当时就要杀他的头。这时御史大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循吏暴胜之赶紧拦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员，要杀他也得先奏明皇上，怎么能擅自处死呢？”田仁有苦衷，他怕武帝杀了儿子将来后悔；暴胜之怕丞相冤杀了好人将来受到追究，也是一片好意。刘屈氂只好把田仁拘押起来，先向武帝报告。武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火了，他立即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跑了谋反的人，丞相将他处斩，正是执行法律。御史大夫凭什么自作主张制止呢？”就把暴胜之也关起来了。暴胜之知道再活下去也没什么好下场，就自杀了。
汉武帝说过平定“叛乱”之后他要赏罚分明。他首先要罚的就是私放太子的田仁和那个北军的使者任安，把他们都杀了头。任安表明了立场，没帮着太子，汉武帝怎么要说他有罪呢？原来他认为任安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受了太子的节杖却作壁上观，是想两面讨好，怀着二心，应该杀头。任安就这么谁也不帮也倒了大霉。他以前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唯独司马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不避嫌疑地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调到内廷担任了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常在皇帝的左右。任安原来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趁着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多多举荐人才。司马迁心里有苦衷却说不出，一直没有回信。现在他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已经完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就不避嫌地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或叫《报任少卿书》，少卿是任安的字）。他在这封信里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叙述了因李陵事件而罹祸的经过，表示要效仿先贤在困厄中奋发努力。他在这封信里对汉武帝发了不少牢骚。信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名句。
可惜任安没能看到这封回信，在信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被杀掉了。司马迁留下这封《报任安书》后不久，也从史书的记载中失去了踪影，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因为这封“谤书”而被汉武帝处死了。他的《太史公书》被收进了宫廷，外面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过据说他为了防止汉武帝派人销毁这部史学巨著，秘密地誊写了一份，叫亲属运回左冯翊夏阳县（今天的陕西韩城县西南）的老家秘密收藏起来。一直到宣帝即位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向朝廷报告说外祖父留下了这么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朝廷下诏求封赏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才得了一个美称叫“史通子”。
汉武帝杀了任安和田仁，也要赏一批人。他下诏说：“侍郎莽通抓获了反将如侯，长安城的男子景建跟着他（莽通）抓获了少傅石德，可以说是首功。大鸿胪商丘成力战捕获反将张光。”他封莽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dù，音“杜”)侯。这个莽通在《汉书•武帝纪》上本来写作“马通”，因为后汉的明德皇后马氏（汉明帝刘庄的皇后，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厌恶马通和他哥哥马何罗这两个马姓先人中的谋反败类，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把马通和他的哥哥马何罗改了姓，将“马”改为“莽”（马皇后做的很对，这样的先人的确还是不要的好）。马通的哥哥马何罗也是江充的人。太子的那些门客曾经出入宫门，全都坐罪诛杀；跟随太子发兵的，按谋反的法律族诛。被太子裹胁的普通士卒全部发到敦煌郡去守边。因为太子逃亡在外，长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严密防犯着。过了二十多天，就在湖县找到了太子。
六、三个孝子
戾太子之变就这么给汉武帝平定下去了。七月十七日（庚寅）太子逃出长安城的当天，他就怒气冲冲地派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捧着废除皇后的策书到卫皇后居住的未央宫椒房（汉代皇后居住的宫殿。因为用和着椒末的香泥涂在宫殿的墙壁上，故名“椒房”）来收缴皇后的大印。
当初卫家最得势的时候，长安城里流行的歌谣是“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意思是“生了儿子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生了女儿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难道不见卫子夫一家霸占着天下吗？”这是天底下生了女儿的父母心里头盼着自己的姑娘将来有一天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象卫子夫一样给全家带来无尚的荣华富贵。
可是卫子夫霸着天下又怎么样呢？她的兄弟和外甥给汉武帝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她自己又那么循规蹈矩，没有出一点差错，卫家还不是给害得家破人亡。她想着丈夫的薄幸无情，想着卫家的凄惨下场，又想着儿子带着两个孙子逃亡在外，生死不明，心里又伤心又痛苦，就大哭了一场，自尽了。黄门苏文、姚定汉先是把她的遗体安置在公车令的一间空闲的官舍里面，后来又用一口小棺材把她草草埋在城南的桐柏亭，宣帝即位以后才得以改葬。宣帝又给曾祖母上了谥号为“思”，卫皇后从此就被称为“卫思后”。宣帝又给她置办守陵园的百姓三百家，让长丞周卫奉守着。这些都是后话。
汉武帝逼死了卫皇后，赶跑了亲生儿子，还余怒未息。大臣们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人敢出来为太子和卫皇后说句公道话。这时候上党郡壶关县有个三老（地方上掌百姓教化的民官）叫令狐茂，大着胆子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说：
“臣听说父亲就象是天，母亲就象是地，而子女就象是游嬉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能茂盛成长；父慈母爱，家中才能出孝子。阴阳不能调和，万物就要夭折受到伤害；父子不能和睦，家庭就要败亡。所以父亲不象父亲，子女就不象子女；君主不象君主，臣子就不象臣子。（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粟米，又怎么能吃得到呢？当年虞舜的孝顺是天下最有名的，还是不被父亲瞽叟接纳；孝己被人诽谤，伯奇逃到山里，这些都是骨肉至亲，父子相互猜疑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都是积累的中伤造成的呀！由此可见，子女没有不孝顺的，而父亲则有没能察觉到的时候。现在皇太子是汉室的嫡亲子嗣，要继承万世的基业，体验祖宗社稷的重任；要论亲密，他则是皇帝的宗子。那江充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官宦人家的下贱奴才，陛下使他显赫，提拔任用他，他仗着至尊的命令来欺凌逼迫皇太子，造假行骗，一群宵小奸邪之辈跟着他酿成冤假错案，因此亲人之间的联系隔绝阻塞而不能沟通。太子进不能见到皇上，退又被乱臣逼困，独自受了冤屈而不能告白自辩，不堪忍受内心的忿忿不平，起兵杀了江充，恐惧逃亡。他这是儿子盗取父亲的兵马来救难自免，臣私下以为他并没有包藏什么坏心。《诗经》上说‘盘旋小青蝇，落在篱笆前；君子貌和蔼，不信谗毁言；谗言无根据，祸延邦国间。’过去江充进谗言陷害赵太子，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他的罪行本来就明明白白。陛下不察觉就重重地责备太子，盛怒之下发大兵搜捕他，还命令三公亲自领兵。有智慧的人不敢言语，能言善辩之士不敢说话，臣私下里感到心痛。臣听说伍子胥为了尽忠诚而不顾及名声，比干为了尽仁义而不爱惜生命，忠臣竭尽忠诚而不顾斧钺加诛在自己头上，陈述君主的昏昧，是为了匡正君主，安定社稷。《诗经》说‘把那些说坏话的人呐，投到豺狼虎豹的嘴里去！’。希望陛下放宽心意，稍稍留心察查亲人的好心，不要责怪太子的不是，立即罢兵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在外。臣不能禁止自己的拳拳恳切之心，说了上面这些话，现在我愿意抛弃这条老命，伏在建章宫的门阙下等候皇上问罪。”
令狐茂在信中所说的三个人，都是子孝父不慈的例子，在这里也当闲话说说。
虞舜就是上古时候五帝之一的帝舜，他姓姚（因为曾住在沩水边，又姓“妫”），名重华，“重华”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的史书上说的他有两个瞳仁。一般人眼珠里都只有一个瞳孔，舜有两个，不知道这样的眼睛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反正与常人不同，大概这也是所谓的帝王的过人之处吧！后来因为帝尧把舜封在虞国，所以他自称为“有虞氏”，别人就称他为“虞舜”了。他是天下姓陈的人的祖宗，因为他的子孙妫满在西周初年被周王封到陈国，就是陈胡公满。陈国灭亡了以后，陈国的王室成员就以“陈”为氏。
舜从小就以孝顺出名，他的父亲是一个瞎眼的老头，所以史书上称他为瞽叟，“瞽”是瞎眼的意思，“叟”就是老头。大概是因为瞎了眼睛性情变得有些乖张，瞽叟特别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而喜欢舜的母亲死后他娶的继室生的小儿子“象”（疼爱小儿子似乎也是做父母的人之常情）。他常常对舜挥以老拳，舜则是逆来顺受。他很会看父亲的脸色，如果看见父亲并不如何生气，就心甘情愿地挨打；要是看父亲脸色实在太难看，他掂量着估计要给父亲活活打死，就逃出去躲几天，等父亲消了气再回来。所以舜的故事恐怕要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棒下出孝子”的例子。
瞽叟两口子和象屡次三番地算计舜，想把他杀死以后分他的财产，象还想夺帝尧嫁给舜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娥皇和女英。有一次他们叫舜上仓房的房顶去修缮被风吹走的茅草，等舜上了房顶却抽走梯子，还在下面放火烧仓。舜顺手把带着的大斗笠当做降落伞用从房顶上跳了下来，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他们叫舜下去淘一口枯井，当舜挖得很深的时候他们就往井里扔大石头、倒成筐的黄土，不把他用石头砸死也得用土活埋。没想到舜早就防到了这一点，他预先在井的侧壁上挖了一条通向外边的暗道，象他们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就从旁边溜出来了。
三个凶手以为舜必死无疑，兴高采烈地商量着分赃。父母想要帝尧赏给舜的丰厚财产，象说：“财产大家分享，我还要他的两个老婆。”象得意洋洋地回来，以为两个漂亮的嫂嫂这下子到手了，进门时却看见舜笑嘻嘻地坐在床上，一边看着他一边弹琴。他惊讶不已，只好说：“我很关心你，所以来看看你。”舜难得见到这个异母弟弟态度这么友善，就装做没事一样的跟他要好下去。
舜因为他的至孝出了名，人们都愿意跟他住在一起。他曾在历山耕田，历山的人们都互让田地；他在雷泽捕鱼，雷泽的百姓都互让地界和捕获的鱼虾；他在河滨制作陶器，做出来的产品又精美又实用；他还在员夏做买卖，把制作出来的陶器拿去卖，人们总是一抢而空。凡是他居住过的地方，人们都赶着搬来做他的邻居，所以总是第一年形成了村落，第二年变成乡镇，第三年就变成熙熙攘攘的通都大邑了。为了这个，帝尧也知道了他的大名，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考察他处理家庭关系的做法，又派九个儿子跟着他一起办事，考察他处理公事的能力。因此这一年他正式加入政府，这一年他也刚好三十岁。他处事公正，办事干练，过了三年，天下大治，百姓没有不服从的。于是尧又让他代替自己行使天子的权力，称为“摄政”。
舜又做了十七年的摄政，满五十岁了，尧就正式禅位给他，让他做天子，称为“执政”。舜做了八年的执政，尧死了，他就宣布退位，为尧帝守孝三年。三年过后，百姓仍然感念舜的仁政，他们不去尧的儿子丹朱那里朝拜，而是一齐到舜退居的南河之南来。舜于是众望所归，正式登基做了天子，直到三十九年后死在南巡的路上，埋葬在湖南境内的九嶷山，享年整整一百岁。
孝己是商朝（殷朝）高宗武丁的太子。如果史料的记载能与殷墟考古的成果相互印证的话，那么孝已的生母就应该是武丁所有妻妾中知名度最高的那位妇好。孝己为人至孝，所以人们都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孝己”。其实“孝己”也只是后世子孙给他祭祀时加的尊号，不是他的名字。
这个孝己，以前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看法，学者们认为就是《尚书•高宗肜日》（肜róng ，音“荣”，祭祀的意思，“高宗肜日”的意思是“祭祀高宗的日子”）里面劝谏殷高宗武丁的那位贤臣祖己，但后来根据对殷墟甲骨文卜辞的研究，发现《高宗肜日》并不是象原先司马迁认为的那样是武丁祭祀成汤时的事，相反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祭祀他的时候的发生的事。《高宗肜日》里的高宗武丁不是祭祀者而是被祭祀的对象，司马迁对《尚书》里的这件事理解有错误。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尚书》一向很难读，历来被学者们争论不休。这样看来，出现在《高宗肜日》里的那个祖己，只可能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的臣子，绝不可能是武丁的儿子孝己。
殷高宗武丁是商朝最伟大的君主，他在位五十九年，比汉武帝还多五年。他少年的时候，曾奉父王小乙的命令潜入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即位以后从傅岩服苦役的版筑奴隶中提拔了贤臣傅说，于是天下大治，“殷道复兴”。
武丁先后有过三位王后，妇好就是他的第一位王后，她在殷墟甲骨文的祭祀卜辞中被称为“母辛”、“后母辛”或“妣辛”，“妣”也是“过世的先母”的意思，人们说人死了父母叫“丧考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妇好墓在殷墟遗址出土，这是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座墓主能和史料以及甲骨卜辞对应起来的商朝王室墓葬。通过对妇好墓出土文物及甲骨卜辞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妇好的情况。妇好不仅是中宫王后，而且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队统帅，堪称中国历史上巾帼女将的第一人，在她的墓里曾出土了一把象征军队统率权的青铜大钺。妇好能征善战，深受武丁的宠爱，武丁事无巨细，不论征伐、疾病、生育，都要为她虔诚地卜骨问兆。但她仍然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妇好去世以后，武丁对她不能忘情，因此对新立的王后十分冷淡，令她郁郁而终。第三位王后被册立以后，生怕武丁再冷落她，就找机会想要武丁厌恶妇好，也想让自己生的儿子祖甲取代孝己成为太子。正好有一次武丁病了，孝己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侍候着，每一天晚上都要起床五次，去武丁床前查看被子的厚薄冷暖，枕头的高低合不合适。他还用甲骨占卜，求母亲妇好的在天之灵保佑父王早日痊愈；父亲生病的日子，他常常忧伤得以泪洗面。
武丁看见儿子脸上的泪痕，就问王后是怎么回事。王后乘机造谣说：“太子每天祭祀他母亲，诅咒您早点死，他好继承王位。看见您病有起色，他心里失望，所以忍不住悲伤。”武丁大怒，认为自己的病是妇好阴魂不散作的怪，因此心里开始厌恶妇好，不再为她祭祀，也不准孝己再祭祀母亲，对他言辞十分严厉，后来就越来越疏远了他。孝己被父亲怀疑疏远，又不能对母亲尽孝，心里十分痛苦，就自杀了。
孝己死后，太子就该轮到新王后所生的儿子祖甲来做。但这个祖甲是个正派人，他不想做这个从哥哥手里抢来的太子，就在父王宣布立他为太子的当天夜里偷偷溜出宫跑了。武丁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跑了，心理大受打击，终于一病不起，不久就死掉了。后来是武丁的另一个儿子祖庚继承了王位。
尹吉甫是西周时周宣王的贤臣，姓兮名甲，字吉甫（也作“吉父”，“父”和“甫”是同音的通假字），因此人家叫他“兮伯吉甫”，因为他被封在尹地（山西隰县东北），所以就以“尹”为氏，叫做尹吉甫。他曾奉周宣王的命令征伐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而取得大捷。这个猃狁，在黄帝时被称为荤弼或獯弼，在西周被称为猃狁或犬戎，在战国秦汉时则被称为匈奴。尹吉甫晚年的时候死了老婆，娶了一个续弦生了个儿子叫伯邽。伯邽很妒忌他的以孝顺出名的异母哥哥伯奇，就和母亲在他老子跟前说哥哥的坏话，尹吉甫一时糊涂受了蛊惑，就把大儿子赶出了家门。
关于伯奇此后的遭遇，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有的说他投水寻死，却有幸被水神赐给仙药而得不死，想到父亲的无情、后母和弟弟的中伤，不禁悲从中来，扬声作歌。这哀伤的歌子被江上的渔夫学了去，后来被吉甫听到，心里很后悔，怀疑是儿子所作，就弹起伯奇唱过的这首曲子。有的说他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有一天吉甫跟着周宣王打猎，伯奇就唱起了伤心的歌儿，想用歌声来感动父亲。周宣王听了歌子说：“这是孝子所作的歌谣呀！”于是吉甫就把儿子从山野中找回来，把后妻射死了。
还有的说他被父亲吉甫杀了。例如北宋时编的《太平御览》就引了三国时曹植写的《恶鸟论》说：“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杀了孝顺的儿子伯奇，后妻生的儿子伯封求之不得，写了一首叫《黍离》的诗。民间传说吉甫后来醒悟，心里思念伯奇。一次出游的时候，看见一只形貌怪异的鸟儿在桑树上‘嗷嗷’地鸣叫。吉甫心里一动，对鸟儿说：‘你是伯奇吗？如果是我的儿子，你就停在我的车盖上；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你就飞走别停在我面前’。话还没说完，鸟儿循着声音飞到他的车舆盖上。于是吉甫命后妻用车子载着弩，他用弩射后妻，把她射死了”。但在更多的文献中，似乎只讲到伯奇为父所逐，没讲到他被杀。
令狐茂举这么多例子，无非就是想说汉武帝这个当老子的也有错的时候，不能够因为儿子反抗父亲的过错就中了小人的奸计而造成终生的悔恨。在他所举的三个例子中，以武丁和孝己父子的例子跟眼前汉武帝父子的情况最为相似，想必汉武帝看了之后内心也会有许多想法。
汉武帝看了令狐茂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心里也有些感触。可他心里还怪着太子，不愿意这么快收手。他有心想让太子再受一段时间的逼迫，让他多吃些苦头，好知道反抗他老子不是那么便宜的事情。汉武帝这么一犹豫，就害了太子的命。
七、长安狱中天子气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史皇孙刘进不在其内）逃到湖县，藏在一个叫泉鸠里的地方。
这个湖县不是今日江南的湖州，它是京兆尹治下的一个县，在函谷关西边不远的地方（湖县的故城在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南），依然属于关中的地理范围。它原来叫做胡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是因县内有两座祭祀周厉王姬胡的祠社而得名，“胡”正是周厉王的名字（《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条下云：“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武帝建元年间，又因境内有据说是黄帝铸鼎时遗留下来的鼎湖而更名为“湖”（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县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黄帝铸鼎飞升之事见《史记》之《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它在北周时一度更名为湖城县，隋代以后改称阌（wèn，音“问”）乡县，1954年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时并入邻近的灵宝县（西汉时称弘农县，是弘农郡的郡治。元鼎三年冬，汉武帝东徙函谷关于新安，遂在旧关址上建弘农县。隋代改称桃林县，唐玄宗天宝元年以后改称灵宝县），现在则是1993年升格为市的灵宝市的一部分。
太子投靠的是一户卖草鞋的人家，家里很穷，人却很仗义，把太子他们爷儿三个藏得好好的。只是太子从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哪受得了这份苦呢？主人家拼了命地没日没夜做草鞋，卖了钱供给他们吃住，可还是入不敷出。正好太子想起他有一个旧相识在湖县，就派人去找他帮忙，没想到被到处埋伏着眼线的官府发觉了，一路跟踪着找到了太子，把他包围起来。因为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追捕太子，死的活的都要，谁拿住太子就封谁为侯，所以这帮恶吏人人奋勇，都想用太子来得到富贵。太子自己想想再也没法跑出去了，就关着房门和窗户上吊自杀了。这一天是征和二年的八月初八日（辛亥），距戾太子事变爆发正好一个月。
山阳县的男子张富昌是围捕太子的卒吏之一，他用脚踢开窗户闯进屋去，新安令史李寿上前抱着太子把绳子解下来，哥儿俩算是立了头功。收留太子父子的主人家十分忠心，他和太子的两个儿子拼死上前想拦住这帮如狼似虎的恶棍，不是他们的对手，也都给乱刀格杀了。
李寿他们把太子拒捕身死的消息报到上边，汉武帝听说儿子死了，心里不免伤心，但又不能食言而肥，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自认倒霉。他知道臣民们都在等着看皇上是不是会兑现诺言给杀了太子的人封侯，就下了一道诏书说：遵照诺言对心里还怀有疑异的人施行封赏，正是为了申明朝廷的威信。他把李寿封作邘（yú，音“余”，地名，在河内郡）侯，张富昌封作题侯，可是人们背地里都骂他们这个“侯”是断子绝孙的“猴儿”（“题侯”、“邘侯”，荀悦《汉纪》分别作“踶侯”、“抱侯”。“踶”是踢、蹋的意思，张富昌以足蹋户入室，李寿趋抱太子以救，故封为“踶侯”和“抱侯”）。汉武帝自己也觉得挺纳闷，人家把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逼死了，自己却赏了人家一个侯爵来谢谢他，这成什么话呀？
汉武帝郁闷着，越想越不对头，就秘密地派人着手调查巫蛊的案子，一查就查出来不少疑点，原来被诬告为巫蛊的案件，很多都因为证据不充分而不可信。汉武帝这才知道儿子真是受了冤枉，他心里恨得痒痒的，琢磨着怎么把那些跟他儿子的死有关的人一个个都整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看守汉高祖长陵寝庙的郎官叫田千秋的（也叫车千秋。除了高庙寝郎外，《史记·田叔传》说田千秋还曾做过长陵令）给他上了个奏章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刀兵，应当受到鞭笞；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什么罪过呢？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是他教臣这么对皇上说的。”
田千秋递奏章的消息一传开，大臣们都说他梦到的那个白头老翁就是大汉朝的祖宗汉高祖刘邦，是汉高祖显灵来教训糊涂的不肖子孙汉武帝来了。汉武帝正愁师出无名，这会儿也就逮着这个机会，给自己办的糊涂事找个台阶下。他看了田千秋的奏章，就把他召进宫来。一见这个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的汉子他就喜欢，再加上田千秋为太子喊冤，更让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对田千秋说：“我们父子之间，外人很难说得上话，你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透彻，这一定是高祖庙里的神灵叫你来教化我的。你就做我的辅佐大臣吧！”他就拜田千秋做大鸿胪（九卿之一，掌管朝廷礼宾事务的官员）。
汉武帝手里有了“高祖显灵”的幌子，要杀那些他想杀的人，自然就可以推到“遵从天意和祖宗之命”上面去，这样就没人敢说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他首先要惩办的就是江充。江充虽然死了，但他的一大家子人还在，汉武帝就把他的三族灭了（按汉末学者张晏的说法，父母为一族、兄弟及未出嫁的姐妹为一族；妻妾和儿子为一族，加起来就叫做“三族”；而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如淳则认为“三族”是指父、母、妻三族。参照《史记》、《汉书》中关于夷灭三族的记载，张晏的说法明显更接近于“三族”的本意。如《汉书·鼂（晁）错传》：“错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又如《汉书·李陵传》：“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晁错传》所说的“同产”是特指同母所生的亲兄弟，以区别于同父异母的兄弟。至于含义更宽泛的 “九族”，按照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者的看法，仅包括父宗向上、下各推四代，包括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在内的九代直系血亲。然而这种以古文经为依据的“九族”定义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很难作为量刑的依据，因此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采纳的是今文经学者许慎等人定义的“九族”概念，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这样定义的“九族”依次是：父族四：己族——被诛者的父亲、叔伯、兄弟、未出嫁的姐妹、妻妾及儿子；姑族——出嫁的姑母及其所生之子；姊族——出嫁的姐妹及其所生之子；女族——出嫁的女儿及其所生之子；母族三：外祖父族——外祖父一家；外祖母族——外祖母的娘家；姨母族——姨母（母亲的已出嫁的姐妹）及其所生之子；妻族二：岳父族——岳父一家；岳母族——岳母的娘家。如果这九族都被夷灭，就叫做“诛九族”。明成祖杀方孝孺，将他的学生、好友作为一族和九族一起诛灭，号称“诛十族”）。苏文也是首恶，汉武帝把他绑在长安城的横门外边（横门是长安城北出各门中，最西边的第一个门）、渭河的横桥上活活烧死。
在泉鸠里逼死太子的人，也都没有好下场。题侯张富昌在后元二年的四月甲戌日为人所买凶“贼杀”；邘侯李寿则于征和三年在卫尉任上，坐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李广利）至高桥，又指使属下小吏谋杀方士，罪至不道，下狱处死（张富昌、李寿事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看来李寿是参与了丞相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图谋扶立昌邑王刘髆的密谋，事后又杀人灭口。他杀人可能就是受刘屈氂指使）。他们倒真是象别人骂他们的那样断子绝孙了。还有一个在史书中没有留下姓名的小吏曾经在逐捕太子的行动中跟着张富昌和李寿立了功，这会儿也被汉武帝打发到北边去做北地太守，防备匈奴。这等籍籍无名之辈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呢？果然不久就让汉武帝找到了治罪的由头，大概是“防犯匈奴入寇不力”一类的罪名，把他灭了族（《汉书·武五子传》）。
戾太子刘据一共生了三男一女。太子事败的时候，不但他和跟着他的两个儿子死在湖县（他们后来被就地埋葬在湖县），就连太子的夫人史良娣、史皇孙刘进和妻子王夫人，还有太子嫁给平舆侯的嗣子做媳妇的唯一的女儿也都给处死了。卫皇后和史良娣被埋在长安城南，史皇孙和妹妹、妻子王夫人三个人被葬在广明苑。
后来汉宣帝即位以后，头一件事就是要给祖父平反，他给自己定的第一个年号叫做“本始”，就是追本溯源的意思，表示自己没有忘记祖父和父亲的冤屈。他下诏说：“已故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号谥，也没有供每年祭祀的祠堂家庙。请百官商议给故太子上谥，置办祭守的园邑。”
这时丞相蔡义等人上奏说：“《礼》（指《周礼》）上说‘作为别人继承人的人，就是别人的子孙’，因此对亲生父母也不能（以父母之礼）祭祀，这是尊从祖宗的大义。陛下作为孝昭皇帝的后人，承奉着祖宗的祔祀，因此规制礼仪更不能超越界限。更何况孝昭皇帝已经为故皇太子在湖县修了陵墓，史良娣的陵在博望苑以北，陛下的皇亲（实际上指的是亲生父亲）史皇孙的神位安奉在广明苑外城墙的北面。
谥法上说‘谥，就是行为的表迹’，愚臣认为皇亲的谥号定为‘悼’比较恰当，皇母称‘悼后’，按照诸侯王的陵园规制，配备三百家看守陵园。故皇太子谥号定为‘戾’，配备二百家看守陵园。史良娣称‘戾夫人’，配备三十家看守陵墓。陵园都设置长丞，周围按照法律上的规制配置看守进行守卫。以湖县阌乡邪里聚为戾太子的陵园‘戾园’，长安白亭以东为‘戾后园’，广明苑成乡为‘悼园’，都按照相应的规格等级进行改葬。”
一句话，大臣们认为宣帝已经过继给了汉昭帝做继承人（宣帝是汉昭帝和戾太子的孙子辈），自然就不能再对生身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以父母之礼进行祭祀了，他们便用“亲”和“母”来作为对宣帝生身父母的称呼，而不是象应该的那样称史皇孙和王夫人为“皇考”和“母后”。他们给史皇孙和戾太子议定的谥号也是象“悼”、“戾”这样的恶谥。汉宣帝这时刚即位，在朝廷中没有什么力量，朝政都由霍光把持着，他也就不能跟朝臣们硬来，只好任由祖父和父亲顶着这个恶谥载入史册了。
过了八年，到元康元年的时候，汉宣帝已经铲除了霍家，大权在握，在朝廷上说一不二，就来旧事重提。大臣们也乖巧，知道要讨皇帝的好，于是同一本《周礼》又能从他们嘴里玩出新花样来。八年前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地劝阻皇帝绝不能越制祭祀史皇孙夫妇的大臣们，这回全都怂恿皇帝把本生父母尊为“皇考”和“皇太后”。丞相魏相等人这一次从《周礼》中找到的是这样一条根据：“《礼》上说‘父母是士人，儿子做了天子的，应当以天子之礼来祭祀父母。’悼园（指史皇孙）应该上尊号为‘皇考’，设立家庙，以陵园为寝庙，以便时时供奉香火牺牲。增加看守陵园的百姓到一千六百家，设置为奉明县。应尊称戾夫人为‘戾后’，置办陵园，并和戾园一起增加守陵的百姓各满三百家。”丞相上奏尊史皇孙为汉宣帝的“皇考”，就是承认了他是宣帝亲生父亲的身份。这些大臣们见风使舵的本领，的确非同小可。
宣帝又打发人去找母亲王翁须娘家的人，在地节三年(“地节”是汉宣帝的第二个年号)找到了外祖母。这位老夫人自称名叫“妄人”，涿郡蠡吾县平乡人氏，先嫁给同乡的王更得为妻，王更得死后又嫁给广望县的王迺始为妻，生下女儿王翁须和儿子王无故、王武。后来宣帝就追谥已经在本始四年病逝的外公王迺始为思成侯，封外祖母为博平君（去世以后追谥思成夫人），把博平、蠡吾两个县一万一千户送给外祖母作为汤沐邑，两个舅舅分别封为平昌侯和乐昌侯，各食邑六千户。《汉书•外戚传》依着王老太太妄人的夫家姓氏称她为“王媪”，“媪”是老妇人的意思。王媪带着王夫人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汉宣帝的两个舅舅王无故和王武，一家三口坐在一辆黄牛拉的车子上跟着使者到长安来。长安城里的百姓见皇家的使者用挺隆重的礼仪把这个坐着黄牛车的老太太接到京城里来，都跑去看热闹。他们不知道她是谁，就叫她“黄牛妪”，意思是坐着黄牛车的老太太。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戾太子的故事到此为止，今后按下不表。在《汉书•武五子传》里有戾太子的传，“巫蛊之祸”和“戾太子之变”散见于《汉书》中相关各人的传。网上有一位叫“戾太子”的网友写了一篇叫做《戾园春梦——我的三十一年太子生涯》的长文，专门讲述戾太子的故事。文章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就，读起来感觉象是戾太子本人口述的一篇自传，相当感人，在网上流传的人气似乎也比较高。两千年前，戾太子含冤而死，今天有人为他立传鸣冤，他若泉下有知，也自当含笑了。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将彼文摘来一看，我们还是回头说一说皇曾孙刘病己的事。
太子一家几乎死绝，就只剩下一个几个月大的皇曾孙，也受了牵连，被关在长安的大牢里。按照汉朝的法律，天下封邑在郡国以上身份的囚犯及其家属不能关在普通监狱里，而要关押在隶属大鸿胪管辖的郡邸狱里（因为是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所治之狱，所以叫做“郡邸狱”。“郡邸长”这一官员从官名上看就是专门负责看押、监审郡国及诸侯藩邸中犯事者的官员），因此这个尚在襁褓之中的皇曾孙，就按着谋反罪连坐的法律，被关进了长安的郡邸狱。奉诏负责审理郡邸狱里涉嫌巫蛊案件的犯人的，是隶属廷尉下面的一级属官廷尉监，而这时正做着廷尉监的是一个叫做丙吉（也写作“邴吉”）的人。
丙吉本来做的是廷尉右监，后来犯事丢官，回到州里在州郡长官身边做一个“从事”。巫蛊之祸兴起后，因为要审讯的犯人实在太多，丙吉就因为曾经做过廷尉右监，熟悉狱事的缘故而被征召到京参与巫蛊案件的审讯。检点犯人的时候，丙吉看见那么多犯人中间夹杂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觉得奇怪，问清楚了是太子的孙子以后，觉得他既无辜又可怜。他就叫两个判了较轻徒刑的有奶的女犯，一个是淮阳人郭徵卿（这个人在《汉书•宣帝纪》里写作赵征卿，在汉宣帝的丞相魏相和丙吉二人的合传《汉书•魏相丙吉传》里又写作郭徵卿。“征”和“徵”是异体的同一个字，从前人们常把唐太宗的名臣魏徵写作“魏征”，因此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到底姓郭还是姓赵，笔者限于学识和材料的有限，实在难以考证明白；或者郭和赵分别是她夫家和娘家的姓也说不定。这里姑且按着《丙吉传》的说法叫她郭徵卿），一个是渭城人胡组，轮流用乳汁喂养这个孩子，又让她们把孩子抱到监狱里比较高敞干燥一点的地方（也就是空气好一点，不那么污浊的地方）保养起来。
巫蛊的案件，拖了几年还没有判决。后元二年，汉武帝得了重病，往来于盩厔县（zhōu zhì，音“周至”，在今陕西省周至县以东）的长杨、五柞两座行宫与长安之间。这时就有随驾的善于望气的方士对武帝说：“长安城的牢狱里有天子的气象。”方士的这句话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或许这位方士是位有心人，打听到了皇曾孙关在牢里，有心提醒汉武帝把这个皇家的血脉接出来。谁知道他无心帮了倒忙。武帝听到方士的话后，本能的反应不是亲情而是政治上的，他以为方士的意思是长安的大牢里关着将来要推翻大汉江山的反贼，于是打发使者分别传旨给京城各官府的官员，将京城所有监狱里下了诏狱的在押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律杀无赦。
当天晚上，掌管传达宫中诏令的内谒者令郭穰来到郡邸狱传达武帝的诏令。丙吉接到诏书后大吃一惊，他紧紧关着监狱的大门不让郭穰进去，说：“皇曾孙在这里！处死其他无辜的人都不可以，更何况是自己的亲曾孙呢！”他就这么一直守着大门直到天亮。郭穰进不去，只好回来向汉武帝报告，乘机弹劾丙吉不遵守诏令。武帝听了郭穰转述的丙吉的话，想想自己已经把儿子、孙子都逼死了，现在又要把唯一留下来的这个亲生的曾孙赶尽杀绝，也觉得自己做得实在有点太过份，就说：“这是上天授意丙吉来提醒我呀！”就下了一道诏书，把全国监狱里的犯人全都免了死罪。
感谢菜兄，能给我们带来如此详尽的历史真相来。
还可以嘛
好!看了有一梦方醒的感觉
好帖呀！！！！怎么顶的人那么少 ？？？大家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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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支持原创，顶
八、败事丞相和无能将军<?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汉武帝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得很不舒心，自征和元年巫蛊事发以来，几乎年年有事，搅得他不得安宁，身心俱疲。<o:p></o:p>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来纪年的皇帝，他也喜欢改元，因此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追改即位的次年为建元元年开始，他五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使用了11个年号。他给自己起的倒数第二个年号是“征和”（有的学者认为“征和”实际上是“延和”的误读。因为“征”和“延”的篆书、隶书的字形很相象，因此造成后世的学者以讹传讹，相因成袭）。可是征和年间却一点也不平和：征和元年发生了建章宫的带剑男子事件，然后就是公孙贺父子涉嫌巫蛊诅咒武帝的案件东窗事发，引发了巫蛊之祸；征和二年七月是“戾太子之变”，八月里太子刚在湖县自杀身亡，12天以后就发生了地震，紧接着九月份匈奴大举入寇；而“戾太子之变”被平定没几个月，就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年初发生了丞相刘屈氂勾结贰师将军李广利图谋迎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的事件。<o:p></o:p>
刘屈氂是汉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也就是汉武帝的侄子。汉武帝和刘胜都是汉景帝的儿子。<o:p></o:p>
西汉的皇帝中以汉景帝刘启的子孙最称兴盛，也最尊贵。景帝的父亲文帝只有四个儿子，儿子武帝在位54年之久也只有六个儿子，而景帝自己却有十四个儿子。虽然这些儿子中的大部分在王莽代汉之际衰败了，却还有三个儿子足以使景帝在两汉诸帝中让人刮目相看。他这三个争气的儿子就是汉武帝刘彻、长沙定王刘发和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大有为之君，够得上“大帝”级别的皇帝，这不必说了；另外两位的大名罕见经传，如果不是1962年在河北满城发现了刘胜和他妻子窦绾的墓，让现代人有机会见识史书中传说的“金缕玉衣”而让刘胜名声大噪的话，恐怕也只有专门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原来他们兄弟俩一个是光复汉室的光武帝刘秀的祖宗，一个是三国时建立蜀汉，与魏、吴三足鼎立的昭烈帝刘备的祖宗。我们花点笔墨，先来说点这两位王爷跟东汉、蜀汉的渊源。<o:p></o:p>
长沙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关于他的出生，还牵扯到景帝的一段风流韵事。原来他的母亲姓唐，《汉书》里面就称为“唐儿”（后来取得宫中的地位以后称“唐姬”），是汉景帝的一位妃子程姬（因为她在宫中的名号失考，所以史书中只笼统地称为“姬”）的侍女。有一次景帝召幸程姬，不巧程姬来了月事（就是月经），身子不便，却又不敢告诉景帝，怕他知道了觉得污秽而扫兴生气，影响自己以后在宫中的宠爱，就在晚上侍寝的时候先把景帝灌醉了，然后趁着扶景帝上床的时候叫侍女唐儿代替自己侍候景帝。景帝一来由于晚上烛光昏暗，二来又由于喝多了酒，醉眼昏花，错把进帐侍寝的唐儿当成了程姬，就临幸了她。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景帝才发现跟自己睡了一晚的女人不是程姬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o:p></o:p>
没想到就是这一夜风流，唐儿竟然怀上了龙种，生下了后来的长沙定王刘发。这个典故就叫做“唐姬误会”。因为刘发的母亲地位卑微，不受宠爱，所以景帝也不喜欢这个儿子，就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把他封在原来汉高祖封给吴芮、两年前刚刚因没有子嗣而被除国的长沙国旧地，仍然叫做长沙国。那时的长沙国与赵佗建立的南越为邻，是汉朝的边境蕃蓠，环境很差，经济也很落后，景帝把儿子封在这里，也有贬斥的意思。<o:p></o:p>
长沙定王刘发本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上只留下寥寥二十多字的一小段记载。不过据汉朝末年的学者应劭讲，他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轶事：有一年诸王到长安来朝见景帝，景帝让就藩在外的各位小王爷上前歌舞给皇帝上寿（就是祝酒），轮到刘发的时候，他就“张袖小举手”，意思是举着袖子，稍稍抬起手，一副缩手缩脚的样子。一般人跳舞都是快速地旋转身子，为此就要舒展双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因此象刘发这样缩手缩脚地跳舞，样子一定非常滑稽，于是就引得兄弟们哄堂大笑。景帝也笑着问他为什么这样跳舞。谁知刘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容不得回旋。”景帝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儿子也会语带双关地回答他的问话，也觉得有点亏待了他，就把武陵、零陵、桂阳三个郡都划给了长沙国，于是地小卑湿的长沙国就变成有回旋余地的大国了。<o:p></o:p>
长沙定王刘发后来生了舂陵节侯刘买，刘买又生了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令刘钦，刘钦就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父亲。从汉高祖算下来，刘秀是高祖的九世孙。这个谱系，明明白白地记载在《后汉书•光武帝纪》的篇首。<o:p></o:p>
另外，在新莽（就是王莽）和汉光武帝之间，还有一位绿林起义军扶立的天子更始帝刘玄，也是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人，不过他是刘买另一个儿子的后代，跟刘秀不是同一支。<o:p></o:p>
刘邦开创了前汉，一共传承了二百多年；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后汉也延续了一百八九十年，两汉加在一起，就超过了四百年。在这四百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汉朝都保持着国家的统一，这一点就比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实际上处于藩镇割据分裂状态的唐朝要强。这也就难怪汉朝是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刻意效仿的楷模。<o:p></o:p>
试想如果当年景帝没有因为醉酒而引起这次偶然的误会，汉朝的天下会不会因此少了后边的二百年寿命？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象“唐姬误会”这样的偶然事件的发生，历史才变得这么有趣和富有生气。古人有一句话叫做“风起于青萍之末”，意思是说有些很大的事件总是很偶然地起源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这很象数学上所谓的“蝴蝶效应”（数学家们关于蝴蝶效应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就是“日本海边的一只蝴蝶不经意地扇了一下翅膀，就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夏威夷掀起滔天巨浪”）。<o:p></o:p>
和“唐姬误会”一样属于奇迹的还有“寒溪夜涨”的故事。古人往往喜欢把这一类突发事件归结为某种冥冥之中注定的“天意”。如果不是寒溪恰好在韩信从汉中逃走的那个晚上陡然暴涨，拦住了他的去路，萧何未必就能追上他并说服他回到刘邦那儿去，那么淮阴侯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登坛拜将，“结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立下万世不朽的赫赫奇功了。所以后人才感慨说“若非寒溪一夜涨，哪得汉家四百年”。 <o:p></o:p>
《后汉书•孔融传》里说，曹操对下属们饮酒误事感到很头疼，于是下令禁酒。而那位少年时曾让过梨的孔融恰好嗜酒如命，自然就对曹操的禁酒令很有微词。他洋洋洒洒给曹操写了一篇《酒德颂》，盛赞饮酒之德，里面就有“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这样的话，把饮酒不但不会误事，反而能成就大业的一番大道理说得振振有辞。笔者写下孔融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不禁感到有点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因为我又为天下的贪杯者们在与老婆狡辩的时候找到了一条堪称“过硬”的理由。这下子天下的夫人们该群雌粥粥，痛骂我教坏他们的丈夫了吧？<o:p></o:p>
贫嘴一下，再来说说中山靖王刘胜。<?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刘胜的名气比刘发大得多，但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应该对他有印象，因为刘玄德（刘备）总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皇室贵胄，逢人就讲他是“中山靖王”之后。然而刘胜最终之所以闻名遐迩，更主要的原因是1962年在河北满城汉代中山国的故地发现了他和夫人窦绾的陵墓。<o:p></o:p>
刘胜和前面提到过的被江充陷害了儿子的赵敬肃王刘彭祖是景帝贾夫人所生的一奶同胞，但兄弟俩的性格和为人却大不相同。<o:p></o:p>
赵王彭祖为人阴险，喜好巫术鬼神之事，他不喜好治宫室享乐，却喜欢做一些小吏们干的诸如缉捕盗匪之类的工作。他曾向皇帝上书自告奋勇去捉捕辖境内的盗贼，常常深更半夜地带着大队人马在邯郸城里巡视，弄得往来的客人和京城来的使者都怕他，不敢在邯郸城中久留过夜。<o:p></o:p>
赵王这个人心机很深，喜好搬弄律令条文，擅长以诡辩中伤他人，表面上却装作一副谦恭和善的样子。当时朝廷派遣相国和二千石的官员到下面的各郡国来，想用中央的法律来治理诸侯国，这与赵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于是每当朝廷派相国和二千石官员来的时候，他就穿着朴素的黑布衣服，亲自迎接并为他们清扫馆舍，然后故意用一些惑乱之事来引诱对方犯错，一旦得知二千石官员有失言和犯了忌讳的地方就秘密地记录下来。如果二千石官员想秉公持法，就用这些把柄去威胁他们；如果他们还不听话，就上书告发，让朝廷治他们的罪。因此他当了六十多年的王爷，赵国的相国、二千石官员居然没有能任满两年的。这些官员动辄就因赵王的告发而获罪革职，罪重的被处死，轻一点的也得受刑，搞得二千石的官员都不敢管赵国的事情。赵王就因此擅权作威，自己派人到管辖的各县去充当商人交易的中间人，为他们估定价格，从中收取暴利。赵王自己的收入比国家的租税还多。<o:p></o:p>
俗话说“夜路走多终遇鬼”，赵王多行不义，没想到竟栽在自己豢养的爪牙江充手里。虽然江充告发赵太子刘丹可能确系诬告，但恐怕也未见得全是空穴来风。江充知晓赵王父子的很多内幕，那些负责为赵王侦刺二千石官员过失的情报工作，江充也很有可能曾参与其中。从他后来为武帝充当直指绣衣使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搞这一套侦缉的工作确有一手，这恐怕也是在赵王府多年的情报工作中逐步培养起来的。<o:p></o:p>
中山靖王刘胜的作风就跟哥哥刘彭祖大相径庭。他为人风流潇洒，好酒好色，喜好作长夜宴饮。他曾经跟哥哥赵王彭祖相互诋毁取乐。刘胜说：“哥哥做王爷，专门代替小吏治理政事。当王爷的人应当每天听听音乐，享受歌舞女色，这才是正经事呀！”赵王就说：“中山王只顾自己奢侈淫乐，也不辅佐天子安抚百姓，这个样子怎么能做朝廷的藩臣呢？”<o:p></o:p>
然而刘胜却并非那种只会吃喝玩乐的草包，他还颇有文才，留下了一篇《闻乐对》。这篇文章也不是刘胜在吃饱喝足之余的嬉戏之做，而是有感而发，跟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各诸侯国所处的微妙的政治环境颇有关系。这样看来，刘胜也并非一味享乐而完全不理会政治。<o:p></o:p>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刘胜和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济川王刘明一起到长安来朝见即位刚刚两年多的汉武帝。汉武帝大摆酒宴招待他们。当时朝中大臣鉴于景帝时的七国祸乱，认为诸侯国动辄连城数十，势力太大，因此多主张采取严厉手段侵削蚕食诸侯的封地，逐步将各郡国收归国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派往各郡国的官员便对诸王百般挑剔，搅尽了脑汁在其臣属身上找碴。一旦抓到一点小错，动辄就要上书弹劾。诸侯的臣僚因怕治罪而屈服，中央来的官员就指使他们诬告自己的主子，造成了很多冤案（江充的发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弄得诸侯人人自危。<o:p></o:p>
刘胜在觥筹交错的宫庭宴会上也许是喝多了酒，也许是想到了一边是皇帝无上的恩宠，一边却是中央吏员的无端侵陵，触景生情，竟然酒后失态，听着美妙的音乐涕泣不已。汉武帝很奇怪，就问这位异母哥哥为什么落泪。刘胜回答说：<o:p></o:p>
“臣听说悲伤的人不可以每每嘘唏，思虑的人不可以每每叹息。因此高渐离在易水之滨击筑，荆轲听了，低着头无心饮食；雍门子一低吟人生苦短，孟尝君就为之英雄气短。现在臣心里郁结已久，每每听到精妙的乐声，引发了心中的感慨，就禁不住涕泪横流。<o:p></o:p>
众人的唾沫汇集，可以漂起高山；成群的蚊子结聚，飞翔时声若雷鸣；朋党众口一言，三人能够成虎；十夫一起发力，可使直锥弯折。所以周文王被囚在羑里大牢，孔夫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这些都是众人的谣言流传成风，积累而成为祸害呀。臣封在偏远小国，远离皇上，朝中无人能够为臣清正名誉。众人的谣言能将金子熔化，积累的诋毁可致白骨销亡，载物过重易使车轴折断。集聚羽毛，飞鸟可以冲天；网罗太密，就会处处触网。臣想到这些，禁不住潸然泪下。<o:p></o:p>
臣听说白天艳阳高悬，幽深隐暗之处都能照到；明月高挂长空，蚊虻之类小虫也能看清。然而乌云压城，就是白昼也昏黑幽暗；尘埃密布，就是大如泰山也不能看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东西遮蔽了它们呀！现在臣消息壅塞不灵，造谣生事的人如蜂群一样起伏不断。臣离京城道路遥远，因为不能知道这些谣言而没法自辩，臣私下里心中感到悲哀。<o:p></o:p>
臣听说社祠里的鼷鼠（最小的一种鼠类），不能用引水灌洞来铲除；屋室内的鼠类，不能用烟火熏烧来杀灭（社祠是宗族祭祀的重地，因为是土筑的墙，所以不能用水灌；屋室是木结构建筑，所以不能用火熏。刘胜的意思是说那些为奸造谣的小人因为有很硬的后台，所以投鼠忌器，不能下手铲除）。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所寄托的是这样的地方呀！<o:p></o:p>
臣的品行虽然鄙薄，还承蒙皇上将我当成心腹看待；地位虽然卑微，仍有幸成为朝廷东边的藩屏，在宗谱上还能被皇上称为兄长。现在群臣跟宗室之间的关系没有葭莩那样亲，鸿毛那样重（葭莩jiā fū，音“加夫”，芦苇内壁上的薄膜，“葭莩之亲”是指很疏远的亲戚；鸿毛本来就是很轻的东西，刘胜说朝臣与宗室之间的关系连葭莩之亲、鸿毛之重都比不上，是说其关系更加疏远。他的意思是指朝臣们“以疏间亲”，离间皇上和宗室的关系），他们集聚成党，朋友之间相互议论，是想教唆皇上抛弃宗室，使皇家的骨肉相互离散。这就是伯奇之所以逃亡流浪，比干之所以横遭分尸的原因呀！《诗经》里说：‘我心忧伤，心痛如捣；打盹长叹，因忧而老；心里忧啊，疼坏头脑！’臣想说的就是这些。” <o:p></o:p>
刘胜这篇《闻乐对》说得入情入理，言辞既生动又不失恳切，难怪汉武帝听了之后也感动不已，下令中央派驻各郡国的官员不得刁难诸侯及其僚属。后来汉武帝采用齐国人主父偃的办法，施行“推恩令”，将诸侯们化整为零，让他们力量分散，没有能力再和中央对抗。虽然仍是削藩，但手段就缓和而且高明多了。<o:p></o:p>
明末的诗人陈子龙曾就此评价说：“观《闻乐对》，知王非徒好酒色者，亦以汉法严、吏刻深，故以自晦耳。”梁玉绳引汪绳祖的话说：“《闻乐对》词意悲壮，小司马称为‘汉之英藩’，则非徒‘乐酒好内’也。盖以汉法严吏深刻，托以自晦，有信陵、陈丞相之智识，史略之何与？”他认为刘胜之所以糜烂于酒肉声色，其实是迫不得己的韬晦自保之举，把他比作当年因遭到兄长魏安釐王猜忌而以醇酒妇人自湎，终于在过了四年醉生梦死的生活之后暴卒的信陵君魏无忌。刘胜的为人和才能其实远远比不上信陵君，梁玉绳拿他比信陵君颇不恰当，然而就以酒色自保这一条而言，恐怕也不是说得全无道理。<o:p></o:p>
刘胜既然喜好声色，自然就蓄有许多姬妾，据说她们一共给他生了一百二十个儿子，名列史书的就有十三个，他在这方面确实“胜”人一筹。两汉诸王中，在子嗣这一方面似乎只有汉高祖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才超过了他。刘肥是刘邦的长子，却不是正妻吕雉所生，而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在外面养的一个情妇曹氏所生。因而尽管是长子，却是庶出，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刘邦给他的封赏最厚，给他的地盘也最大，又是天下最富庶的齐国故地，刘肥想不“肥”都难。他富得流油，因此也就养得起一百多个妻妾，据说他的儿子有二百多个。他的子嗣繁衍成今天刘姓人中的一个大支。然而关于刘胜多子嗣的说法显然是一个误会。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里的说法其实是“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即子孙支属共一百二十余人，这些人中不但包括刘胜的儿子，也包括他的儿子们给他生的孙子辈。到了班固写《汉书·景十三王传》时却不知何故删掉了“枝属”二字，变成“有子百二十余人”，就讹传成了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齐悼惠王刘肥“二百多个儿子”的真实情形大抵也是如此。<o:p></o:p>
按照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篇首的说法，刘胜的一个儿子刘贞，在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他就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祖宗。然而根据《汉书•王子侯表》的记载，刘贞封侯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而不是十年之后的元狩六年；他受封的陆城侯属于“县侯”的级别而不是“亭侯”。西汉大多以县立国，虽然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名。刘贞所封之侯虽未明指，实际上就是县侯。亭侯、乡侯和县侯的等级之分是到了东汉才正式出现的，陈寿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而且刘贞是失去爵位以后才举家迁到涿郡涿县，在这之前他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陆城县（县治在今河北省蠡县以南），而不是涿县的陆城亭。陈寿大笔一挥，短短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三处错误。<o:p></o:p>
刘贞一家因为很早就破落，所以谱系不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20回所写的那份从景帝十八传到刘备的谱系十有八九是中山刘氏的后人伪造的，殊不可信。如果刘备是汉献帝刘协的族叔的说法是事实的话，那么从景帝算下来，刘备就应是景帝的第十三代孙（而不是十八代孙），而献帝则是第十四代孙（从长沙定王刘发经光武帝刘秀传到献帝，一共是十三代，这个谱系是清清楚楚，没有疑问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在交待了刘贞是刘备的祖宗后，就一下子越过了十几代，直接写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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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生活很奢侈，这一点已为他和窦绾位于河北省满城县的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所证实。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陪葬品，象长信宫灯、错金博山香炉等等都是作工精致的精品用具，而其中最弥足珍贵的是他和窦绾穿戴的金缕玉衣，它们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实物出土文献上记载的金缕玉衣。本来中国人迷信佩玉可以使尸体不腐，达到保存千年的目的，因此才费尽十年功夫制造出一件玉衣给墓主人穿戴。然而历经两千年，刘胜夫妇的尸体早已朽化成灰，只有这两件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的金缕玉衣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令后人在参观时叹为观止。
也许是奢侈的刘胜一个人花光了本该由子孙们几辈子享用的财富，因此到了他的儿子辈的时候就开始倒了霉。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让诸侯把自己的封国分封给子弟。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的时候，他借口诸侯向朝廷进贡的酎（zhòu，音“宙”）金（按照汉朝的制度，朝廷每年八月举行宗庙大祭时，诸侯要献金助祭，称为“酎金”）成色不足，一次就削夺了106人的爵位和封邑。刘胜第一批被封的五个儿子中就有四个因此除国失侯，其中就包括刘备的老祖宗刘贞。所以刘备一家很早就破落成为平民了。
汉光武帝刘秀的先人从其曾祖刘外开始就与爵位无缘，但与刘贞之被削夺爵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刘外并非舂陵节侯刘买的嫡长子，因此舂陵侯的爵位自然就轮不到他头上来，而是传给了他的哥哥刘熊渠，刘熊渠又传给了儿子刘仁。刘仁苦于封地舂陵（位于今湖南省的宁远以北）所处的南方湿热难居，上书汉元帝请求内徙南阳郡，获得恩准，这才举族迁到南阳郡蔡阳县的白水乡（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落地生根。刘秀的祖父刘回是刘仁的堂兄弟，他的全家也跟着族人一同内迁。到了刘钦的时候，虽然只做一个小小的县令，俸禄微薄，但仍时常得到舂陵侯刘敞（刘仁之子）的资助，家境算得上小康的水平；刘钦去世那年，刘秀只有九岁，与两个哥哥、三个姐妹跟着母亲樊娴都相依为命。虽然家里失去了作为顶梁柱的父亲，家境大不如前，刘秀和他的两个哥哥却有幸得到在萧县担任县令的叔叔刘良的抚养，使刘秀不仅顺利地接受了初级的启蒙教育，还有机会进入长安的太学学习，成长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中山靖王刘胜虽然子嗣众多，但刘屈氂肯定只是其中平平常常的一个。他早年的履历已经无法可考，但想来也未必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按步就班地升到涿郡太守而已，所以《汉书•刘屈氂传》里只用了一句“不知其始所以进”就把他大半辈子的宦海生涯一笔带过。
刘屈氂升到丞相是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春天（三月十一日丁巳），此前刚刚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全家灭门的巫蛊事件。武帝为此发了一道诏书说：“已故丞相公孙贺凭着他是我的故旧，趁着身居高位行奸邪之事，大肆置办良田分给子弟及门客，既不顾百姓的死活，也无益于守边将士食用粮草。又以财货贿赂上层官吏，我已隐忍了很久。但他始终不肯悔改，还私受边郡官吏的贿赂，与其相互勾结，下令让内郡自省费用，作车转输于边（就是自己掏腰包付路费）；又下令让耕农自行转输粮食到边郡。这样的做法让农家疲困，牧户受扰，怀孕的母马因劳累赶路而不能生产（意思是指母马因过劳而流产，导致无法繁殖），导致武备衰减。属下的小吏又妄征赋税，引发百姓流亡失所。公孙贺又假作诏书，（以朝廷的信用来）欺骗诱捕朱安世。他的罪行已经由大理（掌大理寺，主管刑狱，九卿之一）明正国法。现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选拔天下的贤者拜为右丞相。亲善亲族，选任贤能，是周公、唐尧的正道。封左丞相刘屈氂为澎侯，以澎地二千二百户为食邑。”
武帝的这道诏书，摆明了让死人公孙贺替他扛这几年弊政的黑锅，可谓“厚黑”之极。可怜当年公孙贺拜相之前，已有李蔡、严青翟（即庄青翟，避东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庄”为“严”）、赵周接连三任丞相死于非命，只有李蔡之前的公孙弘、赵周之后的石庆才算是有始有终。石庆为人谨慎，还是屡次被武帝斥责，最后连病带怕死在家里。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所以公孙贺一听武帝说要拜他为相，即长号痛哭死活不肯就位，惹得武帝很不痛快，公孙贺才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勉强从命。等出了大殿，有同僚问他：“拜相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您怎么非要推辞呢？”公孙贺说：“皇上十分贤明，我当这个丞相实在是不能胜任，恐怕辜负了他的重托，将来受到重责。我的身家性命从此危险了！”
公孙贺曾经七任将军，两次封侯，算得上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他管得住自己，却管不住不成器的儿子，结果为了救儿子，反倒把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给搭上了。死了还不算，还要给武帝背黑锅，千秋万世顶着骂名。武帝对待臣子这一手刻薄寡恩的手段，真是大有其曾祖刘邦的遗风。公孙贺之死，真正便宜了刘屈氂。武帝在诏书里说“亲亲任贤”，将这个侄儿称为“贤”，但看他处置戾太子事变过程中的狼狈形状，这个“贤”字真是纯属子虚乌有。
耐人寻味的是，《汉书·五行志》记载了许多被认为是某事将要发生，而上天预先示警、预示征兆的奇闻异事，其中有一则就与刘屈氂有关。《汉书·五行志·上》里面说：征和二年的春天，涿郡的铁官在督办铸铁的时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熔出的铁水在进行浇铸时，竟然不下落到铸模型范里，反而向上化为烟尘飞升而去。这一年的三月，刘屈氂从涿郡太守任上被擢拔为丞相。又过了几个月就爆发了戾太子之变，武帝失去了嫡子刘据。同样的事情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再次发生：这一年的正月，沛郡的铁官在督办铸铁时同样发现，熔炉里的铁水不但不下落到型范里，反而在熔炉里发出轰轰的巨响，那声音既象天上打的闷雷，又象人们敲鼓的响声，负责浇铸的十三个冶工吓得四散逃走。等到响声停止，他们返回来一看，只见熔炉所在的地方，地面下陷了数尺，熔炉也散成了十块，炉中的熔铁象流星一样四处消散，都化作烟尘飞去，与征和二年的情形一模一样。这一年（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的夏天，成帝在六月乙亥这一天同时封五个舅舅（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五个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列侯。另一个舅舅王凤不但早已受封为阳平侯，还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价秉执朝政。王凤骄恣跋扈，与丞相王商（与王凤的弟弟王商同名）有隙，为与王商争权竟在成帝面前进谗，逼得王商先被成帝免职，随后自杀身亡。第二年，京兆尹王章上书为王商鸣冤，弹劾王凤专权，王凤竟诬以大逆之罪，将王章下狱处死，他的妻儿则流徙到合浦。后来许皇后被诬以行巫蛊的罪名遭到废黜以后，外有王家的势力把持朝政，内有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秽乱宫廷，成帝遂绝子嗣，汉室终于为王莽所篡。很显然，班固虽然没有明说，内心里却认定“销铁上飞”正是将有奸臣惑主，侵害宗室血脉的不祥之兆。
就在征和二年这一年，不仅汉朝国内因为巫蛊之祸闹得人心惶惶，混乱不堪，匈奴也趁着汉朝内乱从上谷、五原杀进来，屠戮边民，大肆劫掠。第二年又从五原、酒泉进犯，杀了汉朝的两名都尉。汉武帝于是在征和三年的三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七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三万余出西河、重合侯马通率骑四万出酒泉，分三路反击匈奴。临出兵的时候，丞相刘屈氂设宴为李广利饯行，送到渭桥的时候，两个人交头接耳，悄悄商定了扶立昌邑哀王刘髆为太子的事情。
原来汉武帝共有六个儿子，除了刚刚自杀的卫太子刘据和最小的刘弗陵以外，依次还有王夫人生的齐怀王刘闳、李姬生的燕刺王刘旦和广陵厉王刘胥，以及李夫人生的昌邑哀王刘髆；其中刘髆比刘胥年长，排行第四。可齐王刘闳早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就死了，还死在哥哥刘据的前头。因此卫太子刘据死了以后，燕王刘旦以为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死了，太子的位子就该轮到自己来坐，就给汉武帝上了个奏章请求到宫里来做宿卫，以便就近侍候皇上。汉武帝一看他的奏章就明白他包藏着什么心思了，当时就把他派来递奏章的使者下了大狱。后来又查出他窝藏亡命之徒，武帝就削了燕国的良乡、安次、文安三个县以示惩罚。武帝看出这个儿子野心勃勃，跟他的同母弟弟广陵王刘胥都是桀骜不驯之人，从此心里就开始厌恶他们兄弟俩。后来他们两兄弟都没有好下场，所得到的谥号也都是恶谥，一个是“刺”，一个是“厉”。
李广利和刘屈氂看到燕王在武帝面前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料到他不可能再有机会角逐太子之位，两个人就想同心协力把昌邑王扶上皇帝宝座。李广利为什么要和刘屈氂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做媳妇。李广利就趁着亲家送他出征的机会，对刘屈氂说：“希望君侯早日恳请皇上立昌邑王为太子。如果昌邑王做了皇上，君侯您将来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刘屈氂答应了。
匈奴这边，狐鹿姑单于听说汉朝大举进军，便带着全部辎重到了赵信城以北的郅居水（色楞格河）。匈奴的左贤王驱赶领下的民众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驻扎在兜衔山。单于自已领着精兵渡过姑且水（今外蒙古杭爱山东南）迎战。
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大军到了追邪径，没有见到敌人，就转回来了。匈奴派大将由李陵带领，率三万余骑在后面追赶汉军，在浚稽山大战了九天。汉军陷阵抵抗，杀伤了很多敌人，边战边走直到浚稽山东北的蒲奴水。匈奴人见讨不了什么便宜，这才解围离去。
重合侯马通率军到了天山（不是现在的天山，是今天的博格多山脉），匈奴派大将偃渠和左右呼知王率骑二万余邀击汉军，见汉军势强，匈奴人不战而遁。重合侯也是不胜不败，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回师的时候，重合侯担心车师王派军攻击，就派一个投降汉朝的匈奴人成娩（封为闿陵侯）带一支兵包围了车师国。闿陵侯成娩不辱使命，尽掳车师国王、民众而还。
商丘成、马通这两路兵马先后都回来了，就是这次出征的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还没有消息。就在武帝焦急等待李广利的战报的时候，就发生了内谒者令郭穰告发丞相阴谋废立的事。这个郭穰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手持条狱诏书到郡邸狱去杀犯人的宦官。他告发丞相刘屈氂的夫人因为丈夫数次被皇上谴责，心里怨恨，就请巫师作法，用恶言诅咒皇上。丞相还跟贰师将军一起密谋欲立昌邑王为帝。
本来郭穰只是一个内廷的宦官，跟百官之首的丞相基本上不打交道，他怎么会去管丞相府里的阴私？更何况他平时居住在九重宫禁之中，又怎么连丞相老婆请人在家里作法诅咒皇上这样的密事都查得一清二楚？看来其中颇有蹊跷。联想到刘屈氂在镇压戾太子事变中的“突出表现”，十有八九他是早被汉武帝盯上了，这个郭穰也就不能排除是武帝指使来刺探丞相的可能。既然如此，要从人多嘴杂的丞相府里搞出点什么黑材料当然也就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反正丞相府里有的是贪财好货、卖主求荣或者受了责罚，衔恨报复之徒，要收买其中的一两个败类简直易如反掌。当年英雄如韩信者，不也是因为将手下一个舍人关了起来，结果被这个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告了一状，说他要把长安城监牢里的犯人组织起来谋反而掉了脑袋的吗？这样的例子简直多得不可胜数。
于是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按部就班的了：有司奏请立案侦讯，查明属实，丞相刘屈氂罪至大逆不道。武帝自然龙颜大怒，下诏将刘屈氂用装食物的厨车装载，押着游街示众，然后腰斩于东市，其妻也在华阳街斩首。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一家老小也被投进监狱里关了起来。
李广利这个时候正在塞北与敌人相持不下。匈奴派右大都尉跟着卫律率五千骑邀击李广利于夫羊句山下的峡谷（“句”gōu，音“沟”，在今外蒙古达兰札达加德城以西）。李广利派西域属国的胡骑二千人出战，获得小胜，毙伤数百敌人。汉军乘胜北追，直至范夫人城（在夫羊句峡东北，达兰札达加德城之东北。因系汉朝一边将的妻子范氏所筑而得名），匈奴人不敢拒敌，纷纷逃散。
此时正值李广利的妻儿老小被收入狱，李广利得到消息，宛如遭遇晴空霹雳，心里忧惧不已。这时他身边的一个掾吏（属官）叫做胡亚夫的对他说：“将军的夫人家室现在都在狱吏手里，如果回去不能称心如意（意思是指李广利不能如愿得到武帝的宽恕，反而受牵连下狱），将军还能再见到郅居水北面的土地吗？”李广利就动了想立功给家人赎罪的念头，引军北上，到达郅居水。
这时敌人已经远走，李广利就派二万骑兵渡过郅居水，没几天就碰到了匈奴左贤王的左大将。汉骑与左大将率领的二万匈奴骑兵合战一日，阵斩左大将，杀敌甚众。这时军中的长史跟决眭都尉仆雷电（辉渠侯仆朋之子）密谋说：“将军怀着异心，想拿大家的安危去冒险立功，恐怕注定要遭到失败。”他们就决定裹持李广利回国，不料事泄为李广利所知。李广利杀了长史，还军到速邪乌的燕然山（今外蒙古杭爱山脉）下。
狐鹿姑单于知道汉军远道而来，士卒疲惫，就乘机率骑五万攻击李广利，两军交战，死伤惨重。到了夜里，单于派人在汉军营前挖了数尺深的堑沟，却从背后突袭汉军。汉军前进不得，背后遭袭，一时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李广利见大势已去，只得下马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交给他的七万大军自此灰飞烟灭。狐鹿姑单于也知道他是汉朝的亲贵大将，就把女儿嫁给他，待他如上宾，对他的宠信超过了卫律。
狐鹿姑单于收服了汉朝的大将，心里就更骄横了。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单于打发人给汉武帝送了一封书信说：“南边有大汉，北边有强胡。强胡是天之骄子，不愿意因为一些琐碎的小礼节自寻烦恼。我们想和汉朝大开关口进行贸易，娶汉人的女子为妻。你们每年送给我们上等好酒一万石，粟米五千斛，各色绸布一万匹，其它的一切照旧（指别的物品按照以前惯例的数目送到匈奴来），我们就不再到边境上来骚扰了。”
单于这哪里是想真心通好呢？完全是在耍横勒索。汉武帝因为这会儿国内乱哄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将军带兵讨伐匈奴，就打发使者送匈奴的使节回去。
狐鹿姑单于有心要刁难汉朝来回访的使者，就叫左右亲贵故意问汉使：“汉朝是礼义之邦，可怎么我听贰师将军说汉朝的前太子发兵谋反，这是怎么回事呀？”没想到汉朝的使者颇有春秋时晏子（就是晏婴，齐景公的一代贤相）使楚的遗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这是丞相私下里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想诛杀丞相，丞相就诬告他谋反，所以丞相就因为这个被皇上杀了。这只不过是儿子搬弄父亲的刀兵，罪行顶多不过应当鞭笞，纯属小过罢了，怎么能跟冒顿（mò dú，音“末读”）单于杀了自己的父亲自立、以自己的后母为妻这样的禽兽行径相提并论呢？”
汉使所说的冒顿单于是匈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雄主。他是头曼单于的太子。当时头曼单于的阏氏（yān zhī，音“烟支”）死了，他娶了一位新的妻子间氏立为阏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头曼宠爱间氏，想废了冒顿立她生的小儿子为太子，就打发冒顿到月氏国去当人质。冒顿刚一到月氏国，头曼就率军急攻月氏。月氏王见匈奴人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就想杀了冒顿，没想到给冒顿偷了他们的好马，没日没夜地逃回来了。头曼见儿子这么有能耐，也感到惊奇，以为有神的力量保佑他，就给了一支万余人的骑兵让他率领。
冒顿对父亲要杀害自己的想法心知肚明，心里也怨恨差一点做了父亲的刀下之鬼，就暗中想办法报仇。他作了一种叫做“鸣镝”的响箭，射出去的时候箭能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把部下所有骑士召集起来训练骑射，下令说：“鸣镝所射的方向，如果有人不跟着射的斩首。”到了围猎野兽的时候，他把鸣镝往哪个目标射去，属下也跟着射向那个猎物，有不射向鸣镝所指方向的就斩首示众，于是部下人人听令。
然后冒顿又以鸣镝射向自己的良马，匈奴人爱马如命，骑士中有人因惋惜而犹豫不射者，冒顿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斩首立威。接着他又用鸣镝射自己的妻子。骑士中有人以为冒顿的命令有误，惊恐不敢发箭，冒顿又把他们杀了。后来冒顿出行围猎的时候，用鸣镝射头曼单于的骏马，左右骑士莫不发箭。于是冒顿知道手下骑士对自己惟命是从，可以使唤了。他就在一次跟着父亲头曼单于狩猎的时候，用鸣镝射向头曼，手下自然也是万箭齐发，把头曼单于射得象个刺猬。冒顿弑了父亲，又杀了间氏母子及不服从号令的臣僚，便自立为单于。这一情节真实地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表现出来，只不过人物换成了伊稚斜和军臣单于而已。
然而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伊稚斜不是军臣单于的儿子，而是他的兄弟，被封为左谷蠡王。于单倒真是军臣的儿子，所以伊稚斜和他之间不是兄弟而是叔侄的关系。军臣单于病死以后，伊稚斜就趁势率军攻打于单，夺了于单的汗位，这情形跟后来明朝的成祖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有点相象。于单失去汗位以后并没有象电视剧里说的那样留在伊稚斜身边，他逃到了汉朝，被汉武帝封为涉安侯。大概是由于受了失去汗位和寄人篱下的双重打击，他降汉以后只过了几个月就死了，很可能是因为郁郁而终。
冒顿做了单于，东征西讨，几年功夫就把四分五裂的塞北高原统一起来，又相继降服了许多西域小国，匈奴势力达到极盛，于是就卷土重来，大举进犯被秦朝收复的河套故地。
当时汉高祖刘邦刚刚收拾了国内的异姓诸侯王，手下乏将，只好亲自领军到北边来，这是汉朝第一次和匈奴正式交战。汉高祖大意轻敌，在冒顿诈败之下穷追不舍，终于被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的白登山上。七日之内，因为天气奇寒，汉军又没有作过冬和持久作战的准备，身上皆着单衣，也缺少粮食，不少士卒冻掉了耳鼻和手指，非战斗减员大量发生。汉军根本无力交战，只能坐以待毙。一筹莫展之下，汉高祖只得依陈平之计，派使者偷偷去见冒顿的阏氏，先献上大批珍宝，又拿出画师所绘的汉族美人像给阏氏观看。
使者对阏氏说：“汉朝有的是这样的美女，现在汉皇被围得急了，想把她们献给单于，向单于求条生路。”阏氏生怕冒顿单于得了汉朝的美女后自己要失宠，就对单于说：“两主不能相困。单于就是得了汉朝的土地也不能居住，更何况汉朝的皇帝还有神灵保佑！希望单于明察。”单于被阏氏的枕头风一吹，想想自己也没有力量把汉军完全消灭；又想想出发前与韩王信（也叫韩信，六国时韩国的王室后裔，被刘邦封为韩王。为与淮阴侯韩信相区别，史书上习称为“韩王信”。因受刘邦猜忌，举兵投降匈奴）的部将王黄、赵利期约定了会合的日期，现在时间到了二人兵却未到，怀疑他们与汉朝勾结欲对自己不利，就下令解围一角，让汉军遁去。
后来汉高祖又派刘敬（就是娄敬，赐姓刘）为和亲的使者，护送汉朝的公主，带着大批的贵重礼物到匈奴去和亲，这才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后代史家纷纷批评此举开了历代中央王朝向北方游牧族贿买和平的恶劣先例。
然而匈奴得了汉朝的财货美女，却仍时时入寇，搅得汉朝不得安宁。文帝十四年，匈奴铁骑入寇关中，前锋的侦骑甚至到了离长安很近的皇帝的行宫甘泉宫，长安震动。匈奴对汉朝京畿地区的威胁，直到武帝时代才得以彻底解决。
匈奴地处极北，气候苦寒，生活艰苦，因此始终人丁不旺，即使是象冒顿单于那样的极盛时代，匈奴的控甲扣铉之士（可作战的青壮骑兵）也只有三十万骑；若是遇到天降重灾，甚至还会导致人口锐减，因此称得上是既强悍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繁衍子嗣就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中国古代居住于蒙古高原的各游牧民族大多不肯浪费稀缺的人口资源，多有“妻后母，报寡嫂”的习俗，只要不是血亲关系的乱伦，儿子可以续娶父亲的后母，弟弟可以续娶亡兄的遗孀。然而这在强调伦理尊卑的中原王朝眼里无异于禽兽之举，因此匈奴人在跟汉朝使者打交道时也不以此为光彩，引以为忌讳。现在汉朝使者当众揭露，让他们取笑别人不成，反而自取其辱。狐鹿姑单于恼羞成怒，就把汉使扣留下来，过了三年才放他回去。
李广利在匈奴待了一年多，卫律眼看着他这么得宠，心里妒忌得不行，就动脑筋想除掉李广利。卫律原来是汉朝的使者，后来叛逃到匈奴（我们将来讲到苏武的时候再说他）。这个时候正好狐鹿姑单于的母亲生了病，单于请了胡人巫师（大概就是发明巫蛊的萨满一类）来给母后作法祈祷。卫律就唆使胡巫对单于说：“已故的老单于发怒了，他说：‘我以前出兵的时候在祠社里祈祷，常说要把贰师将军抓来作祭祀的祭品。现在贰师将军到了匈奴，怎么不用他来祭祀呢？’”就把单于母后的病因都推到狐鹿姑单于死去的父亲且鞮（jū dī，音“居滴”）侯单于身上。狐鹿姑单于一听说先父在天之灵发了怒，将惩罚降临到母亲身上，二话没说就把贰师将军李广利逮住杀了，献到祠社里作祭品。
李广利被杀之前骂着说：“我死以后，魂魄一定要来报仇灭了匈奴！”恰好他死后匈奴接连几个月遭了很大的暴风雪，牲畜经常难产，民众也得了瘟疫，谷物庄稼迟迟不熟。狐鹿姑单于以为真是李广利的冤魂来找他报仇，让上天降下重灾，心里恐惧，就给李广利立了祠堂牌位来祀奉他。
不过自李广利死后，汉朝因为他投降时带去了数万人马，又找不出合适的将军带兵，国内也动荡不安，国力十分虚弱，因此也就没有力量再出兵；匈奴这一边也因为汉朝二十多年的穷追猛打，造成很多怀孕的牲畜堕胎，牲口数量锐减，生活十分艰难，从单于直到下边的官吏都想跟汉朝停战讲和。两边都疲惫不堪，这仗也就打不起来，除了在外交上玩一些口水战、互相扣留使者、对扔狠话的把戏之外。双方就这样一直保持着冷和平的势态，直到三年后汉武帝驾崩为止。
先顶一下，看了前面一部分，不错，改日一定认真学完
用来）欺骗诱捕朱安世。他的罪行已经由大理（掌大理寺，主管刑狱，九卿之一）明正国法。现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选拔天下的贤者拜为右丞相。亲善亲族，选任贤能，是周公、唐尧的正道。封左丞相刘屈氂为澎侯，以澎地二千二百户为食邑。”
武帝的这道诏书，摆明了让死人公孙贺替他扛这几年弊政的黑锅，可谓“厚黑”之极。可怜当年公孙贺拜相之前，已有李蔡、严青翟（即庄青翟，避东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庄”为“严”）、赵周接连三任丞相死于非命，只有李蔡之前的公孙弘、赵周之后的石庆才算是有始
武帝的这道诏书，摆明了让死人公孙贺替他扛这几年弊政的黑锅，可谓“厚黑”之极。可怜当年公孙贺拜相之前，已有李蔡、严青翟（即庄青翟，避东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庄”为“严”）、赵周接连三任丞相死于非命，只有李蔡之前的公孙弘、赵周之后的石庆才算是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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