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现实 (2/359)

       ――张炜《刺猬歌》叙事的另一种结构与解构

       张杰

一、农业文明的记忆化石<?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张炜的《刺猬歌》，是一部具有史诗性意味和框架的小说，说它具有史诗性意味是因为它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叙事维度的同时推进，以及它以时代为背景对这一复杂变化所做的真实纪录。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叙事方式并非使用一种类似零度写作的非介入方法，而是采取了一种短兵相接的现实介入式写作法，达到一种作家与作品本身、写作客体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场感。这与作家对于客体（现实生活）的在场把握并把这种在场感以在场的方式与高度的时段性表达有关。但这里作家并没有直接表达自我观念，而是采取一种隐蔽介入的小说方式，注视着整个故事与现实的客观性推进。在这一点上，既显示了作家对于写作客体非僭越性的尊重，同时又构成了叙事的第三个维度――写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精神性维度。因为作家对主体（自我）情绪的控制隐忍，第三叙事维度和另两个叙事维度的关系处理得相当恰当，它们呈现一种明暗互补关系。这让整体叙事结构丰富而稳定，这种在传统叙事意义基础上的多元叙事方法，使叙事话语整体上变得立体与诡谲起来。它使整个叙事文本和写作主体在不同气质但层次一致的层面上得以充分展开。

说《刺猬歌》是农业文明的记忆化石，基于这样的话语背景之上：在短短时光的流逝中，在各种话语权力系统的滚滚狂潮中，农业文明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消退成了一种类似记忆的元素或符号，而我们并没有觉察或无力觉察这种丧失的事实。而感觉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另一副映像：世界仿佛一下变成了眼前的这个样子，中间没有任何过程和步骤，它似乎在以一种跨越的方式发展，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另一种社会潮流中认可了这种变化，认为世界在以它应然的方式改变。

《刺猬歌》会在这时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它纪录了世界变化的几乎整个过程。它过滤掉应该漏掉的部分，而留下被集体无意识所忽略却不应该忽略的部分，还原了整个刚刚成为历史的现实的本来面目。这部作品让大家明白，作家与大众的区别在于，作家抓住应该抓住的一切，大众则漏掉不应该忘记的一切。也即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习惯留下一个社会集体性盲区。这时至少有两点使我们感觉意外：一是现实竟然如此在我们的思维里熟视无睹地变化着，而我们竟然几乎毫无觉察。尽管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每天都与它们息息相关，我们却忽视或漠视了这种变化；二是个体在这种变化面前的份量，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一定会感觉到自我生命份量的轻，而此前我们大致不这么认为，而感觉我们多少都会在这种变化里面拥有自己的那一份重量。但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无足轻重告诉我们，脆弱而失重的事实大致并不是朝这样的意志方向发展，它有着另一种隐含的力量向度，这种力量才具有指导性质，而我们一直对这种力量多有忽视――不只忽视了它的存在，而且忽视其存在的复杂性。《刺猬歌》却能够把我们忽视的一切告诉我们，也就是它把我们曾经丢掉的东西又重新交到了我们手上。对于非物质性事件来说，这等于是时光与记忆的失而复得，《刺猬歌》更多在这个层面呈现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农业文明的记忆化石应该是一种较为准确而恰切的表述，甚至在以后的时代精神研究中，它也应该是一部极具现实参考价值的著作。

这里，富有意蕴的是小说的称谓――《刺猬歌》，用这一谓词来指称整部著作，在增加叙事层次同时，它提供了一种叙事与观察的角度――这让我们有一种仿佛立刻回到刺猬唱歌众生融洽相处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感觉。它像一个坐标一样起一种镜像作用，标识着我们物质和精神的走向与历史轨迹。它大致标识出我们目前所处的人文或物理位置与精神层次状态，以及我们离开出发点所走过的路程，还原一种历史纵深感。这让整个叙事本身具有一个支点式的原点，而使叙事变得像一种类似电影或时光回放的意味。因为我们都曾经亲历其中，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不小心把它们遗失了。这种遗失是令人心痛的，因为这意味着对自我的遗失。我们并非只是忘记或忽略了某种时代精神，而是忘记或忽略了我们自己，但《刺猬歌》把基本人性还给了我们。这种遗失对于任何记忆都是有难度的，书中传神地把那些细节都一一交待清楚，不只使叙事本身具有一种根基，更使读到这种叙事的我们具有一种基础感。我们的阅读被置于一个根基扎实的地方。不然我们的阅读将会被悬空或倒置――这样的阅读会因此失去或削弱其阅读的意义，甚至会形成一种有害阅读――不只不能更加清醒地了解自我，而且更加深了对他人与时代精神的误解。《刺猬歌》在叙事基础上，首先避免了一点。这与作家对阅读者的提前预置和写作准备的充分有关，甚至在写作没有开始之前，文本已经最大限度地预防了这一点――无效或有害阅读，让时光有效地回流、倒溯。这是一个优秀叙事文本的基本要求和成熟标识之一。

《刺猬歌》关于农业文明的叙事在张炜众多优秀叙事文本中并不少见，可以约略看出这是一个自觉把写作与宏大事实对应起来的作家，亦可看出张炜是那种在古老土地上，试图持续使用一种史诗性写作原则不断调整自己的作家，在他眼里或许只有这样的叙事才与他视域里的世界更趋于一致。但和他在《古船》与《九月寓言》里的关于农业文明叙事有所不同，他对于写作客体的叙事节奏和力度明显不同，而且更富张力。这里呈现的是一种类似关于农业文明叙事的惯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这种节奏、力度与张力的增加来源于时代精神的节奏和作家个人内在气质与精神层次，以及这种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节奏在作家思想中时刻发生着的类似化学变化的心理变化。与《古船》里精神牧歌方式的叙述，和《九月寓言》诗意式的叙述，以及《能不忆蜀葵》里对于农业文明审美式的叙述都有所不同，这里关于农业文明的叙事更加接近这种文明的本质。因为两种文明冲突的日益尖锐，张炜在这里对它的叙事做最大限度的还原，而这种还原来源于这种文明行将消失的外部客观现实和内在心理原因及事物紧迫性的应对措施。如果留心一下的话，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张炜关于农业文明的叙事的节奏是逐渐加快增强的。开始是一种类似牧歌的节奏，后来变成了广板、圆舞曲与行板速度，这里甚至变成一种类似急行军或冲锋的节奏。它类似于小说里机器吞噬平原宁静的节奏。作家大概认为已经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种多余的技术性处理或者引导，他觉得自己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先把它作为一种活化石的文本保存下来再说，其他意义都尚在其次。

张炜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特质的作家，而且是作为社会重量承载者敏感角色的作家，这种舍弃自我痛感和审美写作习惯的做法，一定有其深义预设其中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关键时候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起作用，它让作家自觉取舍其本质部分。也只有此时，作家的叙事品质才会经受最大限度的考验，这对于精神气质性作家来说尤其明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炜属于那种本质上理性现实主义表述方式一类的作家，浪漫主义精神表象下掩藏的是理性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使他一度成为一个难于理解的作家。他的理性主义不易被觉察，大概与他的作家角色有关，也与他的思考与表达习惯有关，他似乎并不刻意使用一种理性的表述方式，而更倾向于自己喜欢并适合事物本身的形式，哪怕因此招致或遭受误解甚至毁誉。人们以为善于以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作家应该是感性主义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一种浅表化理解。这种表达习惯的选择表现了作家在另一个精神品质向度与叙事品质向度的延伸，这是作家的一种叙事气魄与勇气所致，有时当然是以误解为代价的。

这里，《刺猬歌》农业文明的情景设置，不只是为呈现一幅温情或温暖的真实农业文明的人性画面。叙事可以唤醒早已丧失的人类群体记忆，他的目的是让我们面对一种现实――记忆中的现实：我们曾经拥有的人性状态，人类曾经能够听懂刺猬的歌唱，我们曾经与它们有着相通的语言与交流，灵魂曾处于歌唱的背景之下。但他的叙事目的甚至以忽略上述意义为前提的，这里张炜不只告诉我们一个遥远的美好事实，而且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现实性：我们不只失去了作为美好现实的客体环境，而且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作为美好现实的主体性。我们在失去那些动物环境的同时，也失去了与其时代相匹配的人性自我。对于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群体来说，作家告诉我们这是最可怕的，而我们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对此估计明显不足。这对我们来说，会觉得作家仿佛故意在这里采用了一些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其实并不只是作家的表述方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且我们的确处于一种魔幻主义现实之中，我们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似乎是忽然而至的现实――变化，就可以明白用魔幻主义这一称谓来指代现实的意蕴是再恰切不过的，其魔幻的成份在于我们已经成了魔幻主义现实的一部分，而且并没有引起自觉。现实当然会变成最不令我们瞠目结舌的现实，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非魔幻现实主义的理性现实情境之中，而且对其已经由陌生而至麻木进而变为认同了。张炜把我们感觉上并不认同的现实撕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自我感觉的欺骗性。这时，我们看到自己露出一种面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表情。这种表情是叙事和主客体角色转换所致，在作家的叙事文本面前，我们变成了标本似的客体，这让我们多少增加了一些对自我和现实的认识――我们忽然发现，现实，的确够令我们吃惊的。<o:p></o:p>

可以说这是文本的袪魅或招魂作用，我们借此更接近现实――一个基于更加客观的现实，而非文本的现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文本的现实。这就是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能量。《刺猬歌》在这个意义上，是超越文本本身，而直指事物本质的。这也是称其为一个建立在魔幻主义现实基础之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因之一。借此，它完成了一种类似客观世界的自我或自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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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文明的创伤标本<o:p></o:p>

对于工业文明的表达对当下语境下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这源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混乱及其叙述的限度。这种难度还在于对世界工业文明的把握及对当下工业文明轨迹的认识高度。作家的思维往往会为表面所遮蔽和扰乱而使文本流于浮泛进而失去其现实意义等。但作为一个具有文本经验支撑的作家，张炜是在这个层面上遇到难度较小的一个作家。因为无论从技术层面和思想艺术层面，还是作为作家的整体性指标，对于两种文明的把握和训练早已在他以前的文本中积淀了足够的储备。可以说张炜是一个早已完成自己史诗性叙事原则的原始资本积累期的作家。这里张炜侧重描写了工业文明给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物质同时带来的巨大精神性伤害，以及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悖论与对立。《刺猬歌》不只是一部工业文明发展史性质的画卷，更是一部工业文明发展心灵史的史诗性文本。

张炜是一个非文本主义者，对于文本技术性本身的探索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而更喜欢把这些技术性因素贯穿于作品的现实叙事本质之中。张炜是那种一点都不缺少先锋写作意识或魔幻现实主义素质的作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先锋写作的所谓巅峰状态时期，《九月寓言》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几乎可以使所有先锋写作无言。而这种使当时中国先锋写作黯然失色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力，并不只建立在智识写作和文本主义写作的基础上，还建立于理解生活现实本质这一基础之上。从张炜的众多文本中可以发现，他并不刻意使自己成为某类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有时甚至有意压抑自己作品魔幻现实主义表达成份。也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他众多表达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他十分警惕的一种，他有意不让自己的叙事技术压倒或淹没叙事本身。这种叙事上的自觉规避在《刺猬歌》里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现，可以看出张炜已经大幅度地压制了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份，而求与现实的神似。但并没有因为这种压缩而使整部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有所冲淡，而是显得更加光怪陆离，这与作家对现实本身的理解观察和整部作品的构造能力的对应有关。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张炜属于那种功能强大的复合型写作者。有很多写作者是以某一写作特点为目的，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但正是这种绝对技术性追求使整个文本显得十分平庸而僵硬。尽管这种做法在文本表达上取得一些词语意义上的效果，但这是一种远离写作客体及其本质的形式主义，而且会因文害义，可以说这是一种坏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方法，它直接表现为文本词语本身的诡谲与过量和对应现实事物本质的苍白与无力。

张炜对于自己魔幻现实主义写作与构造能力的压制，体现了作家本人理性主义写作的特点。作家面对词语的诱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操作欲望，这也是一种十分难以抵御的诱惑。这一方面源于作家本身对于词语本身的依赖，另一方面源于文本本身的行驶速度。在魔幻现实主义的使用文本里，词语以一种超常的速度与节奏行驶。在《刺猬歌》的魔幻现实主义技术部分，我们甚至可以听到张炜对其频频实施刹车的吃吃摩擦声。这除了对整个文本的驾驭能力之外，更多是作家对于词语诱惑的理性取舍和对文本行驶速度的控制。使他能够自觉理性地运用这一收敛式叙事方式的，一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要求，二是作家内心的最高理性法则――最大限度地使文本、现实与作家意欲构造的世界做到契合合一――而这几乎是写作主体与整个客观世界的对抗――客观物质世界与精神意识世界及其介质的对抗――客观世界似乎有一种抗拒被复述或描述的本能，不然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作家的能力就体现在这种客观世界对词语世界对抗的驾驭能力。作家是缓和这一紧张矛盾的主体之一，其他有诸如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艺术家等。这里，可以看出张炜是一个极力使其文本靠近绝对值的作家，他依靠一种内在的秩序和客观理性写作，这主要由作家的精神品质和意志构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割掉自己最喜爱的表达章节――惟一的原因是它们无法与那个绝对标准趋同――特别是那些有可能使文本变得张扬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炜是一个消极的魔幻现实主义者，他往往采取一种把它们淹没于自己庞大精神架构的文本体系之中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为这个多元技术者所用的技术之一。但他把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手法与其他表达方式处理得相当恰当，使整个文本浑然一体。因此《刺猬歌》体现了作家这种惊人的文本整体构造与驾驭能力。这有点像作家笔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式的紫烟大垒对整个海边平原的笼罩与摧毁一样，对整体叙事文本有一种可怕的“摧毁力”和“控制力”，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紫烟大垒”，整个叙事结构被他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作家对现实解构与文本构造能力的有力而成功的表现。<o:p></o:p>

有很多评论分析文本，倾向于把张炜定位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作家，这可能与它们注意到作家对古典美和传统的持久关注与表达方面有关。张炜的确是一个比较注重社会持续性和传统的作家。比如他主张社会结构的内部重建。这在一个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自由主义潮流及其同时所产生的另一种新意识形态的庸俗世界观中――认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原型代表应该持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姿态或至少应该服从一种与之相对的思想，其实这是另一种面孔的精神机械主义或文化专制主义。它们大都从一种理论与个人气质出发，而非从社会结构的根本为出发点。它们被自己的工具遮住了双眼。我认为这是由一种社会整体性知识结构与道德、宗教等基本匮乏的深层原因所致。在这一点上，张炜甚至不惜忍受各种各样的误解，比如有人把保守主义甚至守旧主义的标签贴在他身上，但他依然在遵循自己原则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现实的人文发展。那些标签同样并不具有说服力，放下简单机械的化约主义嫌疑不说，因为它们并没有遵循对一个作家的还原性阐释原则而使评论踏空。它们至多是只说对了问题的一面，但这无疑于肢解的方法论，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性思维方式。可惜，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是几乎普遍被淹没其中。张炜的确是一个社会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建设者。但不只如此，张炜身上一点都不缺乏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高度与现代主义精神气质，而且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他的文本中间甚至有着诸多后现代的迹象。但这都没什么奇怪，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更多的是一个复合体，而非一种标签化的符号客体。张炜只是没有像众多的精神虚弱者时常把某种时尚化的思想或技术当成某种奉若神明的万能，而且这一点从来在张炜这里不曾奏效。他是一个默默消化型的作家，他把诸如此类的那些经验变成自己整体的一部分。以魔幻现实主义技术（当然它也是一种内在精神气质）为例，在张炜文本中的应用其内力要远远高于其他使用者，而且让人觉得这种力量直接来自作家生命内部核心及其润泽作家生命的现实基础。而他对于各种思想或技术的综合融汇更整体地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现代性，一方面是对于古典与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是对于各种现代思想技术的高度把握。这才构成一个全面意义上的张炜作为作家的客观形象，两者兼顾的方法对于还原作家全貌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些标签化的做法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一种极端化的表达或解读。这也是张炜作为中国当代作家重要性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即他的重要性既不体现在他作为古典意义上的作家身份，也不表现在对于现代思想技术的把握与表达之上，而是他能够把这两种在一些人看来几乎水火不容的文化思想或技术成份在他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和融合。这使他牢牢站在社会时代精神应然的中间点上，既不想左倾也不想右倾。对一个虚弱的时代尤其作家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一个作家的创造性也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这种创造性才真正可以称其为创造，这样的作家才能成为社会的源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张炜是当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之一。从此意义上，人们对于《刺猬歌》和张炜的理解，也许才刚刚开了一个头儿。

上面说过，除了张炜自身所具有的魔幻现实主义生命特质与精神意识之外，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生命表达的另一个维度来自客观现实的魔幻性。这种色彩的获得来源于他对这种魔幻现实的理解、理性表达与真实还原。这种以各种奇怪现象都不以为怪的集体无意识的荒诞感，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并以自己的角色塑造加重着这种荒诞性与魔幻感，但我们因不自觉而被取消了表达力。这样，作为作家的张炜因自我意识的清醒而取得了一种表达与角色上的认同、统一和主动性，各种魔幻现实主义在作家身上取得了一种汇聚，使他的文本最终带上一种客观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种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表达在其他叙事技术的基础烘托下，获得一种文本与现实意义的双向跨越。这是《刺猬歌》具有一种超文本意义而直逼历史与现实的力量和方法之一。基于魔幻主义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使作为文本的《刺猬歌》获得一种意义与身份的双重飞跃，这也是张炜诸多文本能够飞翔起来的有力动力之一。这一点十分符合飞行原理：既具备飞行的硬件基础设施――魔幻主义现实，又具有飞行的软体基本条件――作家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诸多技术特点，更掌握着支撑这个软体的起飞基座――作家的其他传统与现代素养，这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刺猬歌》作为魔幻现实主义飞行器的旅程深度和份量。从这个意义上，《刺猬歌》应该是张炜向这个世界发射的一个重要而具有多重意义的飞行物。穿过茫茫夜空，可以看到它稳健的飞行，这里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技术是它联系太空与大地的一项重要技术性指标。《刺猬歌》里的魔幻性是张炜采制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及其过渡标本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他最大限度地控制了这种质性的表达，但依然可以看到它们具有鲜活度的有力双翼。

魔幻现实主义效果获得的前提是作家所使用的两种主要情境设置：一是农业文明背景的设置，二是动物与人类关系情境的设置。农业文明是一种时间维度，动物界参照是一种空间维度，加上时代性自身空间，这样文本获得了一种三维叙事空间。但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张炜在这里还设置了一种精神性的隐性维度。它由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精神气质特点与所表达客观约定俗成的客体意识形态构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性特征，即在阅读过程中，看上去写作主体的作家表述和叙事，有时是来自作家生命内部，有时则来自那片土地的所有曾经或现实的在场者。这是一种需要仔细辨认的叙事与阐述，也是《刺猬歌》这个文本本身有多重意蕴和多层次特点的原因所在。对于人类的感知来说，四度空间的设置与接受是一种最大值，《刺猬歌》的这种方法使文体既具有庞大的信息量，又在立体交叉的处理方式中显得十分恰切。这使它既具有强烈的感官阅读快感，又不会在这种感官刺激中淹没其思想内涵及其深度，这应该是《刺猬歌》复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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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相比较时，人类行为所特有的人性意义才能令人一目了然。”（贝特朗·索格尔维：《主体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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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文明和动物界两种情境的设置之下，张炜的叙事显得简洁有力，而且直指事物本质，加上精神隐性维度的设置，三个维度如同三个一尘不染的镜子。像三架不停运转的纪录装置一样，几乎一点不剩地拍摄下工业文明在那片土地上进程中的蛛丝马迹，而且它们似乎采取一种支点拍摄与运动多机位拍摄相互交替的方法，使呈现对象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即不只摄取了工业文明的表象，而且纪录下工业文明的精神实质及其隐含意义。它最大限度地还原制作了一个作为工业文明发展的镜像。从这个意义，我说《刺猬歌》里面的工业文明纪录，在这个飞速变化并被遗忘的时代，具有标本意义。而它前进中的每一个创伤，都在这三个维度留下不同的或大或小的痕迹，作家把这些创伤成功地变成了一些记忆体，通过类似解码与压缩技术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刺猬歌》文本的标本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这里还隐含着另一重意义，即在当下时代精神背景中，《刺猬歌》提供了一个有意味并且实质性工业文明的文本。它的意义在于它几乎完整地纪录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过渡的整个物质与精神性过程，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而可信的文本之一。而这一文本的形成，除了那些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例的技术性特点之外，与作家本人的披沙拣金能力与在混乱的时代精神环境下的判断力和精神高度有着直接关系。作家对于时代来说就像一架具有庞大吞吐量的机器一样，把成吨的社会性泥沙冲掉，让最少的时间金子留下，而与淘金术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元素的获得与作家本人的心灵与灵魂直接相关，而不仅仅出于作家的体力。它是来自作家的智识与良知的技术性混合的文本。还是那句话，作家与众不同的是把该留下的留下，而众人则是把不该留下的留下，把该记忆的放走。

而这些又集中体现在《刺猬歌》基于魔幻主义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技术的文本主义特色上。魔幻现实主义是这一标本的一个技术性窗口，它交待了文本的丰富性与荒诞感，为阅读者提供一些阅读与审美上的便利。但若只把《刺猬歌》当成一种仅仅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解读，这种方法本身则是最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这里需要重申一遍的是，它只是整个文本整体构造的技术与气质之一，而非所有的技术与气质。整个文本的特点在于各种文本技术的综合使用及其驾驭能力的娴熟，和对文本结构的牢固把握以及文本与现实的一一对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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