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天,我在沙区上桥小学上三年级,改革开放初期,学校秩序还不是很正常,三年级之前一直没有固定的班主任,这一年我们终于有固定的班主任了,她叫文国素,很瘦、脸干黄,当时虽然三十岁出头,但看起来有点显老,梳着短发,走起路来有点左右摆。她很简朴,一年四季穿的基本是黑—灰—白之间的颜色,那时衣服上打补丁很正常,印象中最深的是文老师的一条裤子,屁股墩上镶了两块大补丁,她回转身写黑板时,我就老爱走神,因为那时我已经会踩缝纫机了,家里被子、被面的缝补工作基本由我做,我缝制的补丁可以用“粗制滥造”来形容,但老师的那两个补丁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补丁,这是在不断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后来我上初中,我们女数学老师屁股后面也有俩补丁,但那两个补丁就不敢恭维了,她补得就象两个靶子,一圈一圈直到十环!引得不少不知礼数的男同学在她转身写黑板时,拿钢笔做手枪瞄准状。
文老师是从其他偏远地方调到我们学校的,现在想起来,一定是校领导欺负新来的,夹她“毛拘”,所以把我们这个最“撇”的班交给她带。
文老师是个急性子,看到我们虽然三年级了,基础竟然不如一年级的,她常常急得不得了,有一次,她在黑板上写个“划”字,问我们有几个读音,全班50人,谁都答不上来,她的脸气得通红,连说:“猪啊,猪啊,猪——!”,结果一群猪还是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文老师是我见过最有责任心的老师之一,她为了把我们一、二年级的知识补起来,那个年代,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我们这些学生没一个人让她觉得有希望,其他班的老师对我们都采取放任或放弃的态度了,但她很坚持,一个人决定给我们补习语文和算术。
文老师平时的教学任务很重,还兼我们班主任,她女儿也只有5、6岁,但她还是执意要把我们这群猪的成绩搞上去。白天没有时间,她就把补习安排在晚上。那时学校条件差,教室没灯,四面窗户都没玻璃,进入秋冬就很冷,她自己花钱给四处漏风的教室贴上塑料薄膜,还装了两个100瓦的白织灯,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我们都要带上凳子去学校上课,那时,文老师要我们坐着听课,她认为坐着听可容易集中注意力。但为了防止凳子被偷,她每天要求我们带着家里的凳子上学放学。
一学期或者两学期(我记不清了)的补习的确有成效,我们班有的同学的成绩居然名列年级前矛了,我也稀里糊涂被学校选为大队长,频频参加各类活动。文老师刚带我们班时,她最爱挂在嘴上的就是“猪啊,猪啊”,后来,我们很少听到她说了,她瘦削的脸上也慢慢变得红润了。
但是,文老师也没教完我们小学阶段,她和她爱人长期两地分居,我们四年级结束时,她和她爱人调到了一起,她去了海棠溪小学。她是在暑假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五年级开学来了新老师,我们才知道,我当时幼小的心里也觉得非常惆怅,“海棠溪”美丽而遥远的名字,所以至今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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