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则新闻深深刺痛了眼球：江津一个四年纪学生，在乘车至学校的路途上，因两次制止扒窃而遭到小偷卡脖子、扇耳光的报复。与此同时，公交车上30多位成年人，在此时却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竟无一人声援这个个子只到大人腰间的孩子。
初闻这则消息，我有些愕然，进而是一种愤怒，最终却变成了深深的无奈和茫然。一味去指责谁谁没有见义勇为，谁谁没有拔刀相助，除了马后炮之外，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事后的反省或许不只是扔扔板砖，泼泼凉水。没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下一定会出手帮忙！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使得满车的成年人在那一刻竟然会如此麻木地选择了“沉默”？“小偷下车后，走到了公交车的前面，还故意将衣服拉起来示威，背后居然插了两把刀。”或许，当班司机的口述最直接而真实地表露着当时的心境。
“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在王小波若干年前的那一篇《沉默的大多数》里清晰地罗列着沉默的原因，当班司机显然属于那个“有隐情”的范本，而其他的成年人，面对有“凶器”的小偷，有多少不属于“没能力”的人群呢？
在百度里输入“见义勇为”和“无钱医治”两个复合选项，3万多条记录淡然地描述着正在这个社会无限传播着的冷漠和麻木，更让人心寒地计算着见义勇为的“成本收益比”。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亏本买卖”，甚至是一条会在“流血又流泪”的道路上一走到黑的绝望深渊。
虽然，在某些城市已经建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并设立了相关奖项。但相比某些见义勇为者受伤后的巨额医疗费用，有的时候，那些奖金显得有点杯水车薪。这样的“后顾之忧”，会让多少人脑袋里闪出的见义勇为的大泡泡瞬间破裂！
有人咒骂司机的懦弱，指责他没将公交车开到派出所。可对于一个在固定线路上跑运输的司机而言，开罪当地的小偷并不是明智之举。也许他也有自己漂亮的妻子，有活泼好动的儿子，有需要照顾的患病老人，所有的“隐情”都可能让他在瞬间权衡出是否有能力见义勇为。
没有能力制服窃贼，没有能力在受伤后救治自己，选择“沉默”无疑是最妥当的选择。四记耳光不过在孩子脸上留下了红红的指印，四刀戳在成人的身体里将流淌的是鲜红的血液。
这是很现实的选择，也是很无奈的选择，更是很麻木的选择。当这样的“沉默”像流感一样侵袭着所有成年人的世界时，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沉默的大多数”长久地继续着沉默？
注意到司机口中那两把刀了吗？如此嚣张的窃贼正在使邪恶的力量变得越发强大。这让我想起了《城北黑帮》里的一些情节。虽说小说纯属虚构，但是其始终来源于生活。警和匪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生物链中，从那些胡乱传播的手机短信里便可知晓一二。
相对于没有能力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警察显然在面对扒手时更具有话语权力。但是，这些让老百姓寄予倚赖的话语权力者，是否想好了说点啥，做点啥呢？搞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把小偷强盗们撵得鸡飞狗跳，然后去看守所住上几天，接着又继续祸害百姓？这些游戏不用我过多描述，《城北黑帮》的作者比我写的精彩万倍。
曾经喧嚣一时的民间反扒队伍，如今已淡出视野，那些“草根英雄”依旧很难让这个物欲的社会“天下无贼”。来自民间的力量似乎并没有对扒手起到杀鸡儆猴的功效，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城市并没有反扒志愿者。
有时候想想挺悲哀，一个城市的小偷多少，还得靠着反扒的“志愿者”来清理。那些“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叔叔又在忙什么呢？这很难说服人不把“沉默”的原因归结为执法不力而纵容的结果。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是中国的古话。虽然，江津的书记去看望了受伤害的孩子，但不知道这样的看望能否弥补伤痕，使那颗幼小的心灵在成熟的某一天还能闪现出见义勇为的念头。
有了领导的敦促，抓住那个张狂的小偷自然不在话下。可之后呢？抓了小偷甲，还有小偷乙，小偷丙，天下无贼难道真的只是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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