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东海 （曾昭洵于2009年5月10日母亲节刊登）
儿时，母亲时常牵着我的手，带我和我的弟弟们到城中的“城徨庙”肥姑婆家去作客，肥姑婆是一个长的很有福态的老太婆，肥姑婆面上油光脸饱满，房子很大，但只有她一个人住，据说她没生育，只抱养一对子女成长后出门在外，房子是那种闽南特色屋顶瓦筒的古民屋，在那个年代很普通没什么特别，庭院靠墙一角种有一株高过屋顶的石榴树，每次我们去的时候逢树上挂有石榴的季节，肥姑婆就会用晒衣服的长竹竿挑几个下来给我们，我们眼睛盯的很准，石榴掉下来时总接得住，接不住的掉地上有的会破，有时候母亲也带弟弟去，我们每次去时肥姑婆总会在她卧室里那张古式的木头眠床后面翻缸盖，抓饼干给我们吃，肥姑婆是按我们兄弟年龄大小顺序每人一把个个有份，我每次最先拿第一把，是最多的，老三弟弟每次都抱怨他都比我少，每次听说要去看肥姑婆我们兄弟都会欢呼雀跃，我们更喜欢听的是肥姑婆翻缸盖发出来的声音，虽然肥姑婆家是在学校对面，我们兄弟放学都要经过，但是我们兄弟从来就没有自己跑去过，这是爷爷立下的规矩。我们感觉肥姑婆家的瓦缸里有抓不完的糖饼。
肥姑婆叫什么名字，我们兄弟从不去考究，据说那一年陈伯达先生当红，肥姑婆告诉母亲说：陈伯达在饥荒年代的困难时期那一年回到惠安老家，曾经到“城徨口”来看望她，早期肥姑婆从獭窟岛嫁到城徨口，陈伯达妈妈也从獭窟嫁到岭头村，俩姐妹相距十几里，陈伯达要叫肥姑婆阿姨（陈伯达妈妈与肥姑婆是亲姐妹），陈伯达问阿姨生活好吗？肥姑婆拍着消下去的肚皮答：阿姨吃大食堂肚子吃小了你说生活好吗？据说陈伯达回北京报告了，从此食堂取消了，陈伯达看来不是坏人，这是肥姑婆留在世上的一段佳话。
陈伯达家乡是离城里十几里地的岭头村，是一个四代书香门第，陈伯达的妈妈我母亲也要叫她姑姑，只是陈伯达早年去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没见过他。从那时我就记住陈伯达是我表叔了，在火红年代，每天有多少红卫兵，走路来的坐车来的到岭头村瞻仰表叔的故乡和故居，路口都有指路牌反复写着“陈伯达家乡由此进”。村子好热闹。那一天陈伯达轰然倒下，几十年来我都在反复琢磨，您都出去参加革命，家都不管了，坐上中共第四把交椅了怎么还会反党反革命？连林彪那第二把交椅的人也会吗？据说表叔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章毛泽东拿去签字就算是他的，但文革开始表叔陈伯达虽被毛泽东封个文革组长，但绝对不会写出那篇对不起国人的罪恶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在国报上，移花接木是这个朝代的特色，历史总有一天会澄清的。人们都知道陈伯达文章珠玑，“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一书就是出自表叔陈伯达写的，解放战争开始，这一文章一出来就把蒋家王朝彻底打入地狱！文章精华引导人心所向啊，一篇文章好过千军万马，母亲娘家出了巨人，我看母亲娘家的人也是跟错人了。陈伯达的骨灰如今仍然是放在惠安岭头村祖厅的案头上，用纸做墓碑。
母亲的娘家是獭窟岛上的原住民，是典型的惠安女，祖辈靠海为生，这个仅几平方公里的小岛去一趟不容易，要先从城里坐班车颠簸二十几公里到一个叫“埕边”的海边，那个地方晒很多盐，有一个卫生院，我就是在那卫生院出生的。班车时间是根据每天海水涨落时间而来定的，车子开到了海边时刚好海水退尽，大家卷着裤管赤脚踏着海沙走过海岛去了，走沙滩时，脚心感觉痒痒的，很舒服，大人警告我们说：这七、八里海路是生死之路，潮水算的不准涨潮时两面夹水，如不喑水性必死无疑，危机四伏，这就是母亲的家乡。
母亲有个阿姨我们叫她姨婆，是外婆的姐姐，岛上的人都叫她阿占婆，姨婆裹脚，头上戴黑绒布的头箍，自从儿时有记忆开始姨婆就是这模样的，当年父亲右派革职在家，总不能单靠母亲那一点薪金，父亲每天天没亮，当我们都还在睡觉时就要到门口将板车的双轮套在板车的车架上，带着干粮水壶，那个水壶就是父亲当年部队转业后带回的。部队让父亲带个水壶回来拉板车派上用场了。与他们的右派板车帮一块到黄塘山内载柴草到海边去卖，早出晚归一天就能跑一趟，每次能赚几块钱，添补家用，这种体力活动父亲也其乐融融，不必去受那些个别不良学生的气，父亲原是教书的，当年教书是要看学生脸色的，那一年代的人才彻底断层了。我们几个娃娃就全靠姨婆带，姨婆长期住在曾家大宅内，与族中那一年代的人都很好相处，大家不论辈份都叫她姨婆，姨婆很是高兴。
姨婆仅有一个女儿是母亲的表妹，母亲有很多姐妹，母亲教我们兄弟都叫她为“獭窟姨”，獭窟姨长期住在岛上，獭窟姨领养一个男孩叫燕民，比我大几岁，还抱养一个女孩叫爱珍，据说是童养媳，每次獭窟姨到城里来时都会带一些海产品来，母亲娘家的人有“大奇”、“细奇”在那个年代常常来往，他们两兄弟每次进门叫母亲姑姑，是母亲堂哥的儿子，当年他们都是成人，都会到海上抓鱼，进城也都带着很多煮熟的鱼虾、螃蟹，那个时代抓到的鱼不能私下卖，整筐抬来给我们吃，奇形怪状的什么都有，我们都敢吃，鲁迅笔下的吃螃蟹论算得了什么？父亲用竹篮子把海鲜挂在屋檐下吹风，不让我们一下子吃完，这样通风能存放几天不会坏掉，要不当年喝稀粥吃地瓜，还遇着人为的灾荒不饿死都奇怪还能长得个个这么壮？还水灵灵的，母亲娘家的人很好！
姨婆大概在一九六二年与我们共渡过困难时期后回獭窟她老家养老去了，说是怕老死在城里，所以老四弟62年才出生就不是姨婆带的，也不认识姨婆，后来獭窟姨曾经带我们三兄弟去岛上去看望姨婆，最后一次竟去玩了半个月有多，那几天姨婆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去时我们兄弟都比姨婆当年抱我们时大了，能到处跳到处跑，城里长大的小孩就是不一样。那几天也是我们兄弟跟姨婆相处最欢的日子，也是最后一次相聚，我十五岁那一年被我二姑丈安排去当学徒，一年后回来听说姨婆死了，那时我二弟也跟我去当学徒，我们三兄弟就没能去送她了，很悲伤，也不知道送葬热闹不热闹。母亲的阿姨我们想念您。
小时候听母亲讲外公是个航海家，在獭窟岛上省吃俭用置了三条运输船行走台湾，顾了不少乡亲当帮工，共产党打下来后土改干部唆使这些纯朴的船民斗争我外公，分了我外公的财产也包括那三条船，母亲的堂姐一家坐外公的船逃往台湾，她们解脱了，外公问心无愧为了大局，怕小岛生乱，说再等下一趟船才去台湾，从此海峡就军事戒严去不成了，厄运从此开始。
被分走的船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好运，船被解放军征用了，当时用来打厦门又来打金门，最后木船有灵在金门玉石俱焚，外公的船载着不喑水性的北方共军一同在金门沙滩上全军覆没了，上万人一个人也没能逃回来！我们也感到很悲伤.
流浪到厦门的外公上岸后在现在的厦禾路一个叫西应殿的地方找一个旷地搭起两间木板屋栖身，外公很早就死了，我虽不熟悉外公，但凭我三个舅舅的为人就能判断外公是多好的一个人，那时匪患当道，人妖颠倒，好人遭殃，母亲常抱怨岛上那些开始吃外公的，后来又斗争外公和分外公财产的乡亲无情无义，这也不能怪他们，整个中国都变色了，专教人民打家劫舍，那些好吃懒做的人都分到财产，分到的人高兴了几天又将卖掉吃喝了，江山是改了，本性却难移，好景不长，他们并没有翻身解放，倒像是睡觉的翻身。
母亲嫁到惠安曾家，没有跟外公去厦门流浪，我们曾家是世代书香之家，自从宗圣曾子传到我这一代已有73代，是七十三代书香，历代对国对家都有卓越的贡献。现在住的大厝就是前六代公当知州时建的，诗礼代代相传！儿时母亲把我们兄弟轮流带去厦门看外婆，每次去厦门外婆都叫大舅煮好吃给我们吃，叫三姨带我们去游玩，可是晚上住的就是那两间木板屋，晚上用长凳搭床，白天收起来，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外婆很慈祥，每天早起习惯泡一杯浓茶喝，闻茶很香，喝下去很苦，后来才知道这是很普通的“一枝春”红茶，现在已经很少人喝了。时而拜供菩萨，菩萨也喝。
母亲的堂姐逃到了台湾，她们在新竹市安居乐业，我们管她叫台湾姨，台湾姨的大女儿秀惠姐小母亲三岁叫母亲啊姨，从台湾远嫁美国，表姐夫是个科学家，家乡在莆田，表姐儿时还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早期也到岛上教了一段书，也不知什么原因去跟人家参加革命，到头来把自己前程给革了。一九七六年中美建交后，台湾姨立即通过美国表姐把信和照片转回来给母亲，中间时常夹着一些美元，时有美国寄来的邮包和彩色照片，大家欢天喜地，生活渐渐改善。
这个时候，我们四兄弟正在成长，是父母亲最困难的时候，表姐的赞助是雪中送炭。这是母亲娘家人。
母亲学校毕业后嫁给我父亲，第二年生下我，生下我的第二年生我二弟，但是那一年就成为右派被革职了，父亲拉板车时偶尔带我和二弟去，说是助力，不如说是带我们去锻炼。父亲前面拉我们兄弟俩在后面也拉，那是我们兄弟实在推不动了，不是有意拉父亲的后腿，那时我们可能都不足十岁。
母亲在惠安医院当护士每天上班，回来还要洗全家衣服、挑水、浇菜园子，十几年如一日。用的水是厝边灶姆家的那口井水，从十几米深的水井一桶桶打上来，挑回去的路足有五十步开外，在祖厝的部分废墟上母亲种有小白菜、空心菜、花菜、丝瓜等，丝瓜滕被引到院子棚架上，夏日的夜晚我们都在瓜棚下活动，母亲也会养鸡，每年都会用母鸡来孵几十只小鸡，儿时觉得很奇怪，就这么准二十几天后就破壳而出，这些小鸡生命力很强，被人踩一脚还不会死，这些鸡跟人一样可怜，鸡吃的也是米汤拌粗粮，最后不是被黄鼠狼刁走就是被人吃了，还要把鸡毛拿去做鸡毛帚。
母亲经常要上夜班，有时带上我们到值班室睡，母亲夜班可以分到一份点心，是天天一个口味的肉滑米粉汤，这些第二天冰凉的点心，我们起床后母亲都叫我们吃了，有时兄弟分着吃。现在想想母亲肯定是饿着肚子看我们兄弟吃的。那个时候我刚读小学，为什么五年级还入不了少先队员，原来与母亲娘家人成份是资本家有关。全国都搞阶级划分，常常有一家家人在划分，而我们为母亲感到自豪。
爷爷的声音大的象雷公，我读书的情况爷爷是要过问的，爷爷经常出一些我吃不消的算术题在他的书馆里让我去思考，现在想来不就是那些加减乘除和珠算口诀，那时侯难啊，达不到爷爷的要求是不能睡觉的，有一次爷爷瞌睡我也跟他睡，醒来后爷爷吓唬我要用牙签来撑我的眼皮，那他自己睡着了怎么不用牙签撑啊？母亲在外面听到就招手暗示我溜走，可是我怎么敢走动半步，这就是爷爷当校长的威严了。母亲干脆进来把我夺出去，爷爷也无可奈何，爷爷没有白忙，我数学全班第一啊！母亲是我的保护伞。
母亲平时也要照顾爷爷的起居，那一天爷爷开始生病的时候是喊肚子痛，也说不准确是怎么痛，香港名流黄保欣的父亲黄润仓是当时杰出有名的西医，是惠安医院的创办人，我爷爷以前都是找他看病的，也常牵我手带我去找他坐坐。我爷爷病时，不幸的是黄老医生也刚被干部整死了，幸好惠安著名中医刘医生也是爷爷好朋友，那天晚上正好来看爷爷，我看到刘中医很认真的为爷爷号脉诊断，开了中药让爷爷吃，母亲把爷爷送去医院住院，整个医院都是熟人，母亲找了当时最有名气的外科李医生为爷爷手术，可是手术后病情开始恶化了，父亲到处拍电报，二叔距离的最近从同安赶来老家爷爷已经不行了，阑尾炎也会死，天注定啊，母亲您尽力了。
母亲生下我们四兄弟，爷爷退休前是惠安三中校长，冠予我们四兄弟是“虎、狼、豹、彪”称号，当然这外号是曾校长取的，我们乐于接受，这几年来母亲的四个儿子主动支撑曾家半壁江山，我去香港后赚点钱回来把爷爷的坟墓重修了，并把当年爷爷买下的一块紧挨着曾家祠堂的宅地建成了三层楼房，在院子也打了一口井，安装了一台抽水机，这时母亲已经不要挑水，衣服也有洗衣机了，除二弟和弟媳在惠安照顾母亲外，其他三兄弟都出门在外了。母亲的日子开始轻松了。
母亲自从嫁给父亲，我看两人没有真正分离几天，几乎都是在一起的，父亲脾气很暴躁，经常骂的三座大厝都听到，我们四个兄弟包括母亲个个被他骂，也不知是骂什么主题，时而跑题。有时骂的凶，我就跑到二姨家去避难，把二姨家当作“防空洞”。这种骂法做儿子的有时都忍不住，可是母亲忍住了，我就知道父亲是指桑骂槐，有时候还觉得他骂的真好，母亲也知道父亲长期窝在家里心里有时不快。母亲，您伟大！
我二十一岁那年，母亲娘家的一个亲戚到惠安医院掌权，叫骆书记，母亲去讲尽好话才得以让我进入医院当临时工，也不知是什么指标没有，只能当家属工，一干干了两年，业绩极佳可是身份最低，真是花开三色人分七等，那时的中国太悲哀了，整个江山是大家打出来的，搅乱就是一个人，当年的执政者你们毫无人性的执政，现在想来有没有感到愧对国人？那个时候惠安有海外关系的人大家都在往南洋跑，我也在母亲娘家人美国表姐帮助下去了香港定居，投靠叔公了。我原本的工作交给我二弟，原先他也是没有工作，母亲是以她提前退休下来的代价折一个指标给了二弟，这种交换工作说是“补员”，老百姓也能学清朝制度儿子补父亲的官职？现在说起来都是天方夜谈了。这种事年轻人可能都不信了。母亲把他工作二十几年的岗位换给她的二儿子，要知道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是让人看不起的，连老婆都找不到，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到香港后没有书记管了，如果有书记也是法庭上的书记员，叔公曾纪华相当于书记。香港找工作也不要指标，什么都不同了，世界变了，天高地阔，暂时离开了生我的母亲。母亲知道我应该出去了，养育了我23年，翅膀长硬了，母亲同意让我飞出去。
大浪淘沙。我们四兄弟们在母亲哺育下全部都独当一面了，我们兄弟虽然没有历代祖先的显赫功绩，但大家成了社会上的一个分子了，不是我们兄弟没本事，是我们不应该去“本事”，该出手时才可以出手。我们四兄弟三个出门在外，也就说外面更需要我们，仅留二弟在惠安照顾母亲，现在母亲要同时看到四兄弟已不大容易了。要等到大年大节才有机会，平时兄弟们只能轮着回乡看看母亲，这时母亲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
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留下母亲孤独住在新建的单元房里，白天在楼下有几个老太婆经常陪着母亲打纸牌。三餐到另外一栋楼上找二弟吃饭，有时二弟家也空无一人。原本一家人住在一起被分散了。我们原先住的旧大厝都被拆掉了，那是我的祖先当了官一百多年前建造的五品级三进大厝，当年破旧的大厝是叔公曾纪华1964年从香港汇款来翻新的，是爷爷经手办的，很有历史价值。连当年我在爷爷买的地皮上盖起的三层侨屋也被拆了，说是旧城改造，实是刮地皮，兄弟每人分了一套，就这样把人居环境顶到楼上去了，楼下变成成片商业店面可供开发商变卖牟利！汽车声、人杂声、音响声，从此没有停过，人类居住的好环境就被这些入侵者彻底破坏了，与其说这是合法的，不如说是对人民的合法犯罪！叔公曾纪华曾经为惠安贡献很大，是政府为他立了碑的人，他的旧房子一大片也全没了，这么大一片前清留下的古宅在文物贩子的包围下拆光了。这些人借机焚琴煮鹤，母亲的生活环境被改变了。
我们在外的三兄弟都想把母亲接到外地来，可是母亲舍不得她的老朋友们，她仍坚持回去，在家乡有牌友、有宗亲，最重要的还有父亲的山，和父亲的神位，母亲坚持居住在那里，母亲的心象东海啊！
写作于二00八年一月 香港曾昭洵
肥姑婆叫什么名字，我们兄弟从不去考究，据说那一年陈伯达先生当红，肥姑婆告诉母亲说：陈伯达在饥荒年代的困难时期那一年回到惠安老家，曾经到“城徨口”来看望她，早期肥姑婆从獭窟岛嫁到城徨口，陈伯达妈妈也从獭窟嫁到岭头村，俩姐妹相距十几里，陈伯达要叫肥姑婆阿姨（陈伯达妈妈与肥姑婆是亲姐妹），陈伯达问阿姨生活好吗？肥姑婆拍着消下去的肚皮答：阿姨吃大食堂肚子吃小了你说生活好吗？据说陈伯达回北京报告了，从此食堂取消了，陈伯达看来不是坏人，这是肥姑婆留在世上的一段佳话。
陈伯达家乡是离城里十几里地的岭头村，是一个四代书香门第，陈伯达的妈妈我母亲也要叫她姑姑，只是陈伯达早年去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没见过他。从那时我就记住陈伯达是我表叔了，在火红年代，每天有多少红卫兵，走路来的坐车来的到岭头村瞻仰表叔的故乡和故居，路口都有指路牌反复写着“陈伯达家乡由此进”。村子好热闹。那一天陈伯达轰然倒下，几十年来我都在反复琢磨，您都出去参加革命，家都不管了，坐上中共第四把交椅了怎么还会反党反革命？连林彪那第二把交椅的人也会吗？据说表叔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章毛泽东拿去签字就算是他的，但文革开始表叔陈伯达虽被毛泽东封个文革组长，但绝对不会写出那篇对不起国人的罪恶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在国报上，移花接木是这个朝代的特色，历史总有一天会澄清的。人们都知道陈伯达文章珠玑，“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一书就是出自表叔陈伯达写的，解放战争开始，这一文章一出来就把蒋家王朝彻底打入地狱！文章精华引导人心所向啊，一篇文章好过千军万马，母亲娘家出了巨人，我看母亲娘家的人也是跟错人了。陈伯达的骨灰如今仍然是放在惠安岭头村祖厅的案头上，用纸做墓碑。
母亲的娘家是獭窟岛上的原住民，是典型的惠安女，祖辈靠海为生，这个仅几平方公里的小岛去一趟不容易，要先从城里坐班车颠簸二十几公里到一个叫“埕边”的海边，那个地方晒很多盐，有一个卫生院，我就是在那卫生院出生的。班车时间是根据每天海水涨落时间而来定的，车子开到了海边时刚好海水退尽，大家卷着裤管赤脚踏着海沙走过海岛去了，走沙滩时，脚心感觉痒痒的，很舒服，大人警告我们说：这七、八里海路是生死之路，潮水算的不准涨潮时两面夹水，如不喑水性必死无疑，危机四伏，这就是母亲的家乡。
母亲有个阿姨我们叫她姨婆，是外婆的姐姐，岛上的人都叫她阿占婆，姨婆裹脚，头上戴黑绒布的头箍，自从儿时有记忆开始姨婆就是这模样的，当年父亲右派革职在家，总不能单靠母亲那一点薪金，父亲每天天没亮，当我们都还在睡觉时就要到门口将板车的双轮套在板车的车架上，带着干粮水壶，那个水壶就是父亲当年部队转业后带回的。部队让父亲带个水壶回来拉板车派上用场了。与他们的右派板车帮一块到黄塘山内载柴草到海边去卖，早出晚归一天就能跑一趟，每次能赚几块钱，添补家用，这种体力活动父亲也其乐融融，不必去受那些个别不良学生的气，父亲原是教书的，当年教书是要看学生脸色的，那一年代的人才彻底断层了。我们几个娃娃就全靠姨婆带，姨婆长期住在曾家大宅内，与族中那一年代的人都很好相处，大家不论辈份都叫她姨婆，姨婆很是高兴。
姨婆仅有一个女儿是母亲的表妹，母亲有很多姐妹，母亲教我们兄弟都叫她为“獭窟姨”，獭窟姨长期住在岛上，獭窟姨领养一个男孩叫燕民，比我大几岁，还抱养一个女孩叫爱珍，据说是童养媳，每次獭窟姨到城里来时都会带一些海产品来，母亲娘家的人有“大奇”、“细奇”在那个年代常常来往，他们两兄弟每次进门叫母亲姑姑，是母亲堂哥的儿子，当年他们都是成人，都会到海上抓鱼，进城也都带着很多煮熟的鱼虾、螃蟹，那个时代抓到的鱼不能私下卖，整筐抬来给我们吃，奇形怪状的什么都有，我们都敢吃，鲁迅笔下的吃螃蟹论算得了什么？父亲用竹篮子把海鲜挂在屋檐下吹风，不让我们一下子吃完，这样通风能存放几天不会坏掉，要不当年喝稀粥吃地瓜，还遇着人为的灾荒不饿死都奇怪还能长得个个这么壮？还水灵灵的，母亲娘家的人很好！
姨婆大概在一九六二年与我们共渡过困难时期后回獭窟她老家养老去了，说是怕老死在城里，所以老四弟
小时候听母亲讲外公是个航海家，在獭窟岛上省吃俭用置了三条运输船行走台湾，顾了不少乡亲当帮工，共产党打下来后土改干部唆使这些纯朴的船民斗争我外公，分了我外公的财产也包括那三条船，母亲的堂姐一家坐外公的船逃往台湾，她们解脱了，外公问心无愧为了大局，怕小岛生乱，说再等下一趟船才去台湾，从此海峡就军事戒严去不成了，厄运从此开始。
被分走的船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好运，船被解放军征用了，当时用来打厦门又来打金门，最后木船有灵在金门玉石俱焚，外公的船载着不喑水性的北方共军一同在金门沙滩上全军覆没了，上万人一个人也没能逃回来！我们也感到很悲伤
流浪到厦门的外公上岸后在现在的厦禾路一个叫西应殿的地方找一个旷地搭起两间木板屋栖身，外公很早就死了，我虽不熟悉外公，但凭我三个舅舅的为人就能判断外公是多好的一个人，那时匪患当道，人妖颠倒，好人遭殃，母亲常抱怨岛上那些开始吃外公的，后来又斗争外公和分外公财产的乡亲无情无义，这也不能怪他们，整个中国都变色了，专教人民打家劫舍，那些好吃懒做的人都分到财产，分到的人高兴了几天又将卖掉吃喝了，江山是改了，本性却难移，好景不长，他们并没有翻身解放，倒像是睡觉的翻身。
母亲嫁到惠安曾家，没有跟外公去厦门流浪，我们曾家是世代书香之家，自从宗圣曾子传到我这一代已有
母亲的堂姐逃到了台湾，她们在新竹市安居乐业，我们管她叫台湾姨，台湾姨的大女儿秀惠姐小母亲三岁叫母亲啊姨，从台湾远嫁美国，表姐夫是个科学家，家乡在莆田，表姐儿时还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早期也到岛上教了一段书，也不知什么原因去跟人家参加革命，到头来把自己前程给革了。一九七六年中美建交后，台湾姨立即通过美国表姐把信和照片转回来给母亲，中间时常夹着一些美元，时有美国寄来的邮包和彩色照片，大家欢天喜地，生活渐渐改善。
这个时候，我们四兄弟正在成长，是父母亲最困难的时候，表姐的赞助是雪中送炭。这是母亲娘家人。
母亲学校毕业后嫁给我父亲，第二年生下我，生下我的第二年生我二弟，但是那一年就成为右派被革职了，父亲拉板车时偶尔带我和二弟去，说是助力，不如说是带我们去锻炼。父亲前面拉我们兄弟俩在后面也拉，那是我们兄弟实在推不动了，不是有意拉父亲的后腿，那时我们可能都不足十岁。
母亲在惠安医院当护士每天上班，回来还要洗全家衣服、挑水、浇菜园子，十几年如一日。用的水是厝边灶姆家的那口井水，从十几米深的水井一桶桶打上来，挑回去的路足有五十步开外，在祖厝的部分废墟上母亲种有小白菜、空心菜、花菜、丝瓜等，丝瓜滕被引到院子棚架上，夏日的夜晚我们都在瓜棚下活动，母亲也会养鸡，每年都会用母鸡来孵几十只小鸡，儿时觉得很奇怪，就这么准二十几天后就破壳而出，这些小鸡生命力很强，被人踩一脚还不会死，这些鸡跟人一样可怜，鸡吃的也是米汤拌粗粮，最后不是被黄鼠狼刁走就是被人吃了，还要把鸡毛拿去做鸡毛帚。
母亲经常要上夜班，有时带上我们到值班室睡，母亲夜班可以分到一份点心，是天天一个口味的肉滑米粉汤，这些第二天冰凉的点心，我们起床后母亲都叫我们吃了，有时兄弟分着吃。现在想想母亲肯定是饿着肚子看我们兄弟吃的。那个时候我刚读小学，为什么五年级还入不了少先队员，原来与母亲娘家人成份是资本家有关。全国都搞阶级划分，常常有一家家人在划分，而我们为母亲感到自豪。
爷爷的声音大的象雷公，我读书的情况爷爷是要过问的，爷爷经常出一些我吃不消的算术题在他的书馆里让我去思考，现在想来不就是那些加减乘除和珠算口诀，那时侯难啊，达不到爷爷的要求是不能睡觉的，有一次爷爷瞌睡我也跟他睡，醒来后爷爷吓唬我要用牙签来撑我的眼皮，那他自己睡着了怎么不用牙签撑啊？母亲在外面听到就招手暗示我溜走，可是我怎么敢走动半步，这就是爷爷当校长的威严了。母亲干脆进来把我夺出去，爷爷也无可奈何，爷爷没有白忙，我数学全班第一啊！母亲是我的保护伞。
母亲平时也要照顾爷爷的起居，那一天爷爷开始生病的时候是喊肚子痛，也说不准确是怎么痛，香港名流黄保欣的父亲黄润仓是当时杰出有名的西医，是惠安医院的创办人，我爷爷以前都是找他看病的，也常牵我手带我去找他坐坐。我爷爷病时，不幸的是黄老医生也刚被干部整死了，幸好惠安著名中医刘医生也是爷爷好朋友，那天晚上正好来看爷爷，我看到刘中医很认真的为爷爷号脉诊断，开了中药让爷爷吃，母亲把爷爷送去医院住院，整个医院都是熟人，母亲找了当时最有名气的外科李医生为爷爷手术，可是手术后病情开始恶化了，父亲到处拍电报，二叔距离的最近从同安赶来老家爷爷已经不行了，阑尾炎也会死，天注定啊，母亲您尽力了。
母亲生下我们四兄弟，爷爷退休前是惠安三中校长，冠予我们四兄弟是“虎、狼、豹、彪”称号，当然这外号是曾校长取的，我们乐于接受，这几年来母亲的四个儿子主动支撑曾家半壁江山，我去香港后赚点钱回来把爷爷的坟墓重修了，并把当年爷爷买下的一块紧挨着曾家祠堂的宅地建成了三层楼房，在院子也打了一口井，安装了一台抽水机，这时母亲已经不要挑水，衣服也有洗衣机了，除二弟和弟媳在惠安照顾母亲外，其他三兄弟都出门在外了。母亲的日子开始轻松了。
母亲自从嫁给父亲，我看两人没有真正分离几天，几乎都是在一起的，父亲脾气很暴躁，经常骂的三座大厝都听到，我们四个兄弟包括母亲个个被他骂，也不知是骂什么主题，时而跑题。有时骂的凶，我就跑到二姨家去避难，把二姨家当作“防空洞”。这种骂法做儿子的有时都忍不住，可是母亲忍住了，我就知道父亲是指桑骂槐，有时候还觉得他骂的真好，母亲也知道父亲长期窝在家里心里有时不快。母亲，您伟大！
我二十一岁那年，母亲娘家的一个亲戚到惠安医院掌权，叫骆书记，母亲去讲尽好话才得以让我进入医院当临时工，也不知是什么指标没有，只能当家属工，一干干了两年，业绩极佳可是身份最低，真是花开三色人分七等，那时的中国太悲哀了，整个江山是大家打出来的，搅乱就是一个人，当年的执政者你们毫无人性的执政，现在想来有没有感到愧对国人？那个时候惠安有海外关系的人大家都在往南洋跑，我也在母亲娘家人美国表姐帮助下去了香港定居，投靠叔公了。我原本的工作交给我二弟，原先他也是没有工作，母亲是以她提前退休下来的代价折一个指标给了二弟，这种交换工作说是“补员”，老百姓也能学清朝制度儿子补父亲的官职？现在说起来都是天方夜谈了。这种事年轻人可能都不信了。母亲把他工作二十几年的岗位换给她的二儿子，要知道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是让人看不起的，连老婆都找不到，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到香港后没有书记管了，如果有书记也是法庭上的书记员，叔公曾纪华相当于书记。香港找工作也不要指标，什么都不同了，世界变了，天高地阔，暂时离开了生我的母亲。母亲知道我应该出去了，养育了我
大浪淘沙。我们四兄弟们在母亲哺育下全部都独当一面了，我们兄弟虽然没有历代祖先的显赫功绩，但大家成了社会上的一个分子了，不是我们兄弟没本事，是我们不应该去“本事”，该出手时才可以出手。我们四兄弟三个出门在外，也就说外面更需要我们，仅留二弟在惠安照顾母亲，现在母亲要同时看到四兄弟已不大容易了。要等到大年大节才有机会，平时兄弟们只能轮着回乡看看母亲，这时母亲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
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留下母亲孤独住在新建的单元房里，白天在楼下有几个老太婆经常陪着母亲打纸牌。三餐到另外一栋楼上找二弟吃饭，有时二弟家也空无一人。原本一家人住在一起被分散了。我们原先住的旧大厝都被拆掉了，那是我的祖先当了官一百多年前建造的五品级三进大厝，当年破旧的大厝是叔公曾纪华
我们在外的三兄弟都想把母亲接到外地来，可是母亲舍不得她的老朋友们，她仍坚持回去，在家乡有牌友、有宗亲，最重要的还有父亲的山，和父亲的神位，母亲坚持居住在那里，母亲的心象东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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